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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言文是我们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把必不可少的钥匙，没有这个钥匙，我们就无法打开前人留给我们的这个文化瑰宝殿堂的大门，因此文言文是我们语文学习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也是高考的必考内容。然而尽管老师和同学们在文言文上花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但效果不佳，多数同学仍无法顺利读懂浅显的文言文，在高考中得分也自然很低。究其原因，是因为我们平时在学习文言文的过程中，重字、词、句式，而忽视了把文言文作为一门语言诵读在其学习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书读千遍，其义自现”，前人学习文言文的方法很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开明书店的创办人章锡琛先生曾讲他小时的读书情况。开始读《四书》时，小孩子根本不懂，因为老师是不讲的。每天上一课，只教孩子读，读会了就要读熟背出。第二天再上一课，再教会孩子读，读熟背出。到了节日，如阴历五月初五的端阳节，七月初七的乞巧节，九月初九的重阳节，年终的大节，都不教书，要求学生温书，背书。如在端阳节要把以前读的书全部温习一下，再全部背出。到年终，要温习一年读的书，并且要全部背出。到第二年年终，除了要背出第二年所读的书外，还要把第一年读的书连带背出。 张元善先生对他们那时学习文言文的描述基本和章锡琛先生差不多，学习古文重在诵读，而且详细解释了诵读带来的好处。他说开始读时，对读的书完全不懂。读了若干年，一旦豁然贯通，不懂的全懂了，而且是“立体的懂”，它的关键就在于熟读，把所读的书全部装在脑子里。否则，读了一课书，只记住了多少生字，记住了多少句子，这只是“点线的懂”。记住的生字是点，记住的句子是线。点线的懂是不够的，因为一个字的解释在不同的句子中往往因上下文的关系而有变化，一个字在不同的结构里会具有不同的用法，记住了一个字的一个解释和一种用法，碰到了这个字的解释和用法有变化时就不好懂了。读一课书，记住了这课书中的生字，记住了这课书中的句子，这叫平面的懂。平面的懂只懂得这课书中的字的意义和用法；同样的字，在别课书中，它的意义和用法假如有了变化，就看不懂了。因此，平面的懂还不够，不够解决一个字的解释和用法的多种变化。把一部书全部读熟就不同，开始读时不懂，读多了渐渐懂了。比方读《论语》，开始碰到“仁”字不懂，“仁”字在《论语》中出现了104次，当读到十几次的“仁”字时，对“仁”字的意义渐渐懂了，当读到几十次、上百次的“仁”字时，对“仁”的意义懂得更多了。因为熟读背诵，对书中有“仁”字的句子全部记住，对有“仁”字的句子的上下文也全部记住，对于“仁”因上下文的关系而解释有变化也罢，对有“仁”字的词组因结构不同而用法有变化也罢，全都懂了，这才叫‘立体的懂’。 前人对诵读的方法也十分讲究。 宋代朱熹要求诵读时必须声音响亮且字字清晰，他这样说：“凡读书须整顿几案，令洁净端正，将书册整齐顿放，正身体，对书册，详缓看字，仔细分明读之。须要读得字字响亮，不可误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牵强暗记，只是要多诵遍数，自然上口，久远不忘，古人云：“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谓熟读则不待解说，自晓其义也。” 《程畏斋读书分年日程》中也对读书有一套自己的见解：“凡背读熟书，逐字逐句，要读之缓而又缓，思而又思，使理与心浃。朱子所谓精思、所谓虚心涵泳；孔子所谓温故知新，以异于记问之学者，在乎此也。 明代何伦何氏家规中要求：“读书以百遍为度，务要反复熟嚼，方始出味。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融会贯通，然后为得。如未精熟，再加百遍可也；仍要时时温习。若工夫未到，先自背诵；含糊强记，总是认字不清，见理不透，徒敝精神，无益学问。”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古人的读书方法虽各有不同，但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对所学习的文章要“要多读”“要缓读”“要熟读”，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将文章变得如出自己，真正地了解和吃透文章。 当然同学们现在学习科目繁多，课业任务较重，不可能在文言文学习上花费大量的时间去诵读，但文言文阅读作为高考语文一项重要的考查内容，我们要获得高分，就得尽量将初中至高中所学过的文言文多诵读几遍，起码要读熟，而不是仅埋头于记忆字、词、句式这些琐碎凌乱的知识上，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良好的语感，才会有潜移默化之功，才会有将书本所学知识轻而易举迁移应用到考试中的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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