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良心药 为何涨价500倍都买不到？

救命良心药 为何涨价500倍都买不到？

近日，杭州萧山的初生婴儿韩果果被查出患痉挛症，进入浙江省儿童保健院治疗。医生说，注射促皮质素（简称ACTH）是最有效的措施，但医院没药。孩子母亲周女士向多家医院询问无果，只能通过微信朋友圈求助，最终从上海购得两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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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所有患者都像韩果果这样幸运，长期以来，大量婴儿痉挛症患者面临“无药可用”的困境，患者家属不停地在网上发帖找药。

在福建，1岁零10个月的患者小宸躺在医院里，从今年春节起，他就断药了。他的母亲称，之前帮忙买药的人说已经买不到药了，“黄牛”本来同意以8000多元两盒的价格卖给他们，但犹豫之时，被别的患者家属买走了——事实上，一盒ACTH的正常价格只要七八元。一位患者家属称，在北京一家大医院，患者需自备28支ACTH才可住院。

ACTH是治疗婴儿痉挛症的常用药，属于处方药，但奇怪的是，这一药品就连医院都很难拿到货。浙江一家医院的副院长说，他们一直想进货，但进不到。医药界人士称，全国只有上海第一生化药业公司还在生产该药，利润只有2%——ACTH的“神秘消失”，正是因为其“廉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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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廉价药的“消失名单”越拉越长。

就在几个月前，广东一位父亲在网上急求“放线菌素D”，他两岁半的女儿亟待靠它救命。这种药在国内售价仅十几元，而其替代品进口药的售价将近6000元。2012年，治疗心脏衰竭的抢救用药西地兰注射液出现短缺。2011年，心脏手术用药鱼精蛋白出现全国性紧缺，由于没有替代药品，医院一度面临停做心脏外科手术的局面。2010年，红霉素出现全国性短缺。

事实上，从2004年开始至今，因为断货而见诸报端的廉价药就有10种，平均一年一种。

这些药物的共同特点是长期维持低价，甚至十年不涨价，于是乎，这些廉价药的生产集中度越来越高，往往全国只剩下少数几家甚至只有一家企业在产。比如红霉素，大连一家药厂的市场占有率达到了90%，一旦这家药厂不生产了，全国的红霉素供应都必然受影响。

从2004年开始至今，因为断货而见诸报端的廉价药在10种以上，平均一年一种，很多以往市场上常见的国产廉价药逐渐没了踪影。在调查我国12个城市42家三甲医院临床用药后发现，过去十年间，我国短缺的常用药、治疗特殊病的药品多达342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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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药厂而言，放弃无利可图的廉价药完全符合逻辑。对医院而言，在“以药补医”格局下，不开廉价药似乎也合情合理。

卫生部原部长高强曾感叹：“整个链条都需要高价药，那么到老百姓那里价格就不可能低下来。”

“现在基本上没有企业生产廉价药了，但责任并不在于企业。”某制药厂的医药代表王先生称，廉价药价格低廉，在市场上肯定具有明显的价格优势，但“医院只要贵药、新药，越贵的药利润越大。医院占据着药品消费85％的市场，企业必须投医院所好，医院需要什么药，我们就生产什么药。”

上世纪50年代，国家为了弥补医疗卫生事业的经费不足，制定了“以药补医”的医药体制，允许医院加价销售药品给患者。2006年，为了制止无节制的加价问题，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进一步整顿药品和医疗服务市场价格秩序的意见》，对药品价格实施最高零售价管理，同时规定“县及县以上医疗机构销售药品，以实际购进价为基础，顺加不超过15%的加价率作价”。

当加价比例被明确规定后，新的问题出现了：医院趋向于采购高价药，药价基数大，加成绝对值就大，医院赚取的利润就丰厚。比如，针对同样的病症，医院销售一支不到1元的青霉素和一支20多元的头孢，加成利润相差几十倍。

有数据显示，三级甲等医院的药品收入占据医院总收入的50%左右，二级医院的这一比例更高，可以说，卖药已成为医院的主要收入来源。在明显的利润差异下，廉价药进入医院、最后到达患者手中的道路变得更为曲折。

另一个令制药厂商们苦恼的问题是：廉价药都是一些使用了几十年的常规药，并非某家制药厂的专利药品，因此，生产同一种药的制药厂有几十家甚至上百家，甚至一个家庭作坊都可以生产。廉价药本来就利润微薄，在市场的冲击下，许多制药厂不得不停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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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办？一些药厂为廉价药设计了暗渡陈仓的“退市策略”：脱掉廉价的外衣，饰以全新的包装，“换汤不换药”的所谓新药就此诞生。

国家发改委此前规定，药企在生产过程中符合一定条件的，可以申请单独定价。这本是为了鼓励药企研发新药，但由于审批宽松，这一规定成了药企规避政府价格管制、抬高药价的合法借口。部分药厂通过改变剂型、规格、包装等方式，开发出“新药”，从而导致廉价药退市。

钟南山院士曾在全国政协医卫界会议上发言说：“现在一个普遍的现象是，同一种药能有十几个到几十个名字，单价从几毛钱到几十元不等。我搞了40多年的医，有时都弄不明白其中的奥妙。往往一个药品换个‘行头’改个名，摇身一变成新药，‘身价’就立刻飙升。这些所谓的‘新药’五花八门，我就想不明白，这些批号都是怎么拿到的？这些问题到底谁来把关？”

数据显示，2004年，中国药监局受理了10009种新药申请，而同期美国药监局仅受理了148种。2014年，中国药监局完成了5261个药品注册申请的技术审评，较2013年的审评完成量增加了12.9%。尽管如此，待审积压仍有18597件，这一数字较2013年待审任务总量又增加了4362件。相比之下，负责国家药品注册技术审评工作的药审中心，目前在编的技术审评人员仅有89人。

北京大学医学部一位教授直言，在廉价药“退市”的大背景中，政府极力推行的药品降价政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大幅降价后，本来就获利微薄的廉价药利润基本探底，甚至于零售价与成交价价格倒置。当生产廉价药利润太低、难以维持正常运转的时候，药企便将履行社会责任置于从属地位——放弃廉价药的生产。”

可以断言，只要医院“以药养医”的局面不改，廉价药就会继续被医院打入冷宫，其消失名单就会越拉越长。政府应旗帜鲜明地维持廉价药在市场上的生存与普及，并通过医药改革，为其开辟长效的生存机制。让廉价药重回市场，是最高效的救死扶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