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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正鹏 一直以来，在易学发展史上，由于受汉代《汉易》象数派理论的影响，人们大多认为《周易》是“卜筮之书”。于是乎，只要一谈到《周易》就会想到“八卦”，脑海里马上浮现出舞台上身着太极八卦道袍，能“通天达地”的道人或谋士，或者联想起那些端坐街头，面前摆一幅“太极八卦图”，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口如悬河、擅长于察言观色的那一群靠算命、看风水等手段谋生的江湖术士。还有一些人干脆直截了当的说《周易》是迷信，是伪科学，是封建社会统治阶级欺骗和愚弄劳动人民的工具。其实，这些说法和定论不同程度的存在一定的认识误区，甚至是一种偏见。 为什么呢？因为《周易》的文字古奥而艰涩难懂，义理深邃而难究所以。加上，近现代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忽视、打压和排斥，学习和普及《周易》这门学问的程度极低，一般人由于知识水平和理解能力难以达到读懂这部古经的要求，于是妄下断论也就不足为奇了。事实上，大量的古代易学文献和考古成果证明，《周易》是一部囊括“各种知识的总汇”（古希腊哲学家的观点）的广义意义上的“哲学”。如一些学者把《周易》的“周”字解释为“普遍”，把“易”字理解为“变化”，因而《周易》是一部谈论宇宙间一切事物普遍变化的书。在东汉魏伯阳的《周易三同契》中，把《周易》的“易”字释为“日月为易”，“易”就是“上日下月的变化”。所以，魏伯阳认为《周易》是一部讲天地之间，日月系统以及人生与事物变易法则的书。 当代中国一些知名易学学者，把《周易》以及几千年来无数学者围绕研究《周易》所形成的庞大的易学体系看作哲学是有科学道理的。大量的事实证明，《周易》在人类哲学史上不仅仅是一部很有特色的东方哲学，更代表着古老东方哲学中的最高智慧，它为人类从抽象蒙昧的原始时代发展到理性智慧的文明时代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从而成为人类文明中多门学科的原始理论源泉。 然而,我们只要稍稍了解一下人类哲学史，这部代表着东方哲学的宝典《易经》连同中国文化却一并被西方的哲学家们忽视了，甚至于遭到无端贬斥。19世纪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黑格尔说，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不属于哲学史”。他认为“哲学应从希腊开始”，原因是希腊爱利亚派首先提出了“纯有”的范畴，是哲学史的开端。而中国哲学以“无”为开端（前一篇《朴实唯物的创世假说》中已经谈到了《周易》的宇宙万物本原问题，“无”是老子的观点，事实上老子的“无”也不是真空意义上的“无”，讲的是“有”“无”相生的观点。到了汉代的象数派《易》就是从“纯有”的角度来认识世界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王弼的义理《易》，虽然崇“无”，但他所说的“无”与老子的“无”本质上是一脉相承的。———作者注），在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中，“无”是继“有”之后的一个范畴，是通过对“有”的否定而来的，如果认为“无”在“有”之前，那就变成了“表面的抽象游戏”。黑格尔绕了这么大一个弯子之后，最后得出“结论”———西方是哲学的发源地，中国的哲学不存在。为了更进一步证实这个“结论”，黑格尔还拿中国的孔子开涮。他说：“孔子的教训在莱布尼兹的时代曾轰动一时”，但实际上，在孔子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黑格尔还说，儒家经典《论语》也没有多大价值，“毫无出色之点”。乃至于黑格尔把孔子连同其始创的儒家学说讲得一文不值：“为了保持孔子的名声，假使他的书从来不曾有过翻译，那倒是更好的事”（黑格尔《哲学讲演录》）。于是,自黑格尔起，西方的所谓“智者”们，便按照黑格尔中国人是“普遍性抽象”的思维方式，“中国是停留在抽象里的”这种理路，断论中国人缺乏精神、思想贫乏，乃至于得出“中国落后”与“西方进步”这样的谬论。 现在回想起来，黑格尔的观点非但不值一驳，相反更说明了黑格尔在研究东方哲学过程中，知识的缺乏、观点的偏激和视野的狭小与短浅！孔子的成就难道仅此一部在中国妇孺皆知的古代蒙学《论语》吗？！一部伟大的东方哲学史岂能被这位一叶障目的“黑”先生给生生武断了？！与其说黑格尔以及西方的“智者”们不了解东方和东方的中华文明，不如说他们是有意鄙视和抹黑东方文明的民族和文化“优劣”论的制造者！然而，近两百年过去了，黑格尔的这种褒“西”贬“东”的文化“优劣伦”幽灵，还在东方人的灵魂深处晃来荡去：“黑”先生这么一个原本就是常识性的哲学错误，至今还为国人中绝对不是不少的学者津津乐道！ 近年来，随着国学热的兴起，人们谈起中华文化在世界文明中的地位，常常以西方20世纪中叶提出的“轴心理论”作为佐证。殊不知，这种理论同样值得我们深思和推敲。生于1883年的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在他1949年出版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魏楚雄、俞新天根据1953年英文版译）一书中，把人类的发展概括为史前期、古代文明期、轴心期和科学技术时代四个时期。其中最著名的是“轴心理论”。在这一理论中，雅斯贝尔斯认为：公元前800———200年发生的精神过程标志人类历史正处于一个轴心时期，公元前500年是它的高峰期。在此历史阶段，在中国，诞生了孔子、老子、庄子、墨子等各派思想家；在印度，那是佛陀的时代（印度最古文献《吠陀》经典的最后一部分，其中多数是宗教、哲学著作），所有的哲学派别，包括不可知论、唯物论、诡辩论、虚无主义等，都得到了发展；在伊朗，袄教提出了挑战性的观点，将世界视为善与恶的斗争；巴勒斯坦出现了以利亚、以赛亚等先知；希腊涌现出荷马、赫拉克利特、柏拉图等贤人哲士。所有这一切几乎是同时而相互隔绝地在中国、印度和西方产生。接着雅斯贝尔斯对这个“轴心期”作了如下的评述：在轴心期，众多的哲学家在世界上三个地区首次涌现，反映出人类意识的觉醒。当时，人体验到了人世的恐怖和人对外部世界的束手无策。正因为看到自己能力的限度，人类才意识到自己作为整体的存在，才去追求更高的目标，才对历史有了认识。人开始敢于依靠自己站立起来，在自己身上寻找根源，以自己的内心世界抗拒外部世界，借此又超凌于自身与世界之上。“轴心期”产生了我们至今仍在思考的各种基本思想，创立了人类赖以不断生存的世界宗教。从各种意义上看，人类进入统一的第一步完成了。 从雅斯贝尔斯的“轴心理论”可以看出，他认为“轴心期”西方乃至世界人类产生了一种带有浓厚感性色彩的宗教式哲学，但他忽视了对除印度宗教（佛教）之外，以《周易》为标志的、在东方最具代表性的中国古老哲学的分析研判和公正的评述。在我看来，人类在这一时期，不仅西方产生了宗教式的哲学，而且当时的雅斯贝尔斯只要深入地研究一下中华文明，就会发现东方有一种以古老的《周易》思想为代表的、以“天人合一”为主思维方式的、有着朴实唯物思想特征的理性哲学，《周易》理论中的整体思维、阴阳辩证思维、中和思维和归纳思维也是人类为数不多的哲学智慧。这些在《周易》古经的卦爻辞和孔子的《系辞》中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不仅如此，就古老的中国而言，无论是孔子，还是老子、庄子乃至于墨子，他们的哲学思想以及学术里路都发端于古老的《周易》，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纵观中华易学的发展历史，从远古传说中的“河图”、“洛书”到中华民族人祖神伏羲氏制“八卦”，从夏代《连山》、商代《归藏》到周代《周易》，再到汉代象数派的《汉易》、魏晋南北朝时期义理派的《玄易》，以至于到唐代象数、义理合一的相对成熟的中华易学，在这些浩如烟海的易学典籍中，我们的祖先都以关注宇宙万物起源、关照社会人生的建构，预示社会历史的发展为主题进行思考和探究，以一种独特的文化思维方式研究“世界本源”，回答“思维与存在”等基本哲学问题，而成为一门独具特色的东方哲学。《周易》作为一门古老的东方哲学，其学术思想和学术里路涵括了两个方面的主要内容。 关于《周易》的世界观。读易学易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要弄清楚“三易”。关于“三易”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是指《易》在夏、商、周“三代”分别被称之为《连山》、《归藏》和《周易》，这就是易学界通常所说的“三易”。二是指《连山》、《归藏》之外，《周易》这门学问中有一个原则叫做“三易”，即《周易》本身所包含的三大法则：“易”、“变易”和“不易”。这三大法则较为系统地反映了我们祖先的物质世界的可知性、变化的绝对性和静止的相对性观念，触及到了如何认知和把握世界本源等深层次的哲学问题。 在众多典籍中，孔子论“三易”三大法则最具代表性。其一，他在《系辞》里说：“夫乾，确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简矣。易则易知，简则易从。”这就是作为“《易》之蕴邪、《易》之门户邪”之乾坤的“易简”法则。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无论“乾”也好“坤”也罢，其蕴含的道理显然自然地展示在了人们的面前，没有那么神秘，不是不可理喻，正因为“易简”，所以可以被人们认知，也可以为人们把握并付诸实践。换句话说，宇宙天地之间没有不可探究的奥秘，当人类有了足够的经验、知识和智慧以后，摆在我们面前再奥妙无穷的事物，也会变得最平凡和非常简单。正所谓“最深奥的学问其实道理最简单，最简单的道理蕴含的学问最深奥。”南怀瑾先生说，天地间之所以存在“有其事无其理”的现象，那是因为我们的经验还不够，科学的实验还没有出现。之所以存在“有其事不知其理”的现象，那是因为我们的智慧不够罢了。其二，还是在《系辞》里，孔子说：“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这里说的是宇宙间万事万物总是处在“顺时变易，出入移动”状态，即宇宙万有遵循着绝对运动的“变易”法则。对于孔子这段话，我的理解是：作为形而上的代表着宇宙本原的“道”，随时随地在发生着变化，除了在三维空间和一维时间构成的四维时空里不间断的运动变换以外，其本身固有的特性也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宇宙天地之间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一切的一切总是处在运动变化之中的。孔子的论述阐明了宇宙万有绝对运动变化的观点。其三，在谈到“不易”这个法则时，孔子是这样说的：“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读孔子的这一段文字，绝对不能望文生义，也不可如后世大儒们那样无休止地纠缠于政治、牵附于人伦。孔子在这里所说，我们头上的天是高远的，因为这个天给人们的感觉是永远的虚空，无量无边的虚空，所以人们自然而然就认为天不仅“尊远”而且“尊贵”了。地很卑近，所以“卑”者“近”也，地与万物以及万物中的人是最亲近的。因此，这里的“高”与“卑”没有褒贬之意。至于“贵”与“贱”是人类心理观念上的东西，是一种人文心理的悖论。得不到的东西，永远是“高贵”的，垂手可得的东西，自然就不会那么珍惜，自然也就“卑贱”了。这才是孔子在这里说的“高卑”、“贵贱”的真实含义。孔颖达把这段话理解为“此言其张设布列‘不易’者也。”这个“不易”的第一层意思，就是天地定位不可相易，如果来它个“天翻地覆”，宇宙万物以及个中秩序就不可想象了。第二层意思就是万事万物都有一个相对静止或者相对稳定的状态和阶段，在这种情形下，宇宙万有都有一个“常体”，这个“常体”都具备或“阴”或“阳”、或“刚”或“柔”的特性，正所谓“有常有体，无常无体”。有了这个“不易”法则，才能给人们展现一个千差万别、千奇百怪，千红万紫、千姿百态的宇宙世界！ 《周易》的三大法则，系统而有机地赋予了这部原本基于卜筮之术的古老《周易》丰富的哲学内涵，脱胎换骨式地升华为善言“天人之学”的哲理性经典，从而与其他学说一样成为共同关注宇宙生成论领域问题的学说。随着中西方学者对《周易》的研究视野的不断拓展，这部具有世界性影响的东方哲学宝典，因越来越备受世人关注而成为了解中华文明乃至东方文明的金钥匙。 来源： （湘西）团结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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