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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平日久的富庶地，突然跑来一群语言、风俗、信仰都不同的人，本地居民厌恶害怕，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不要说他们来自动荡地区，夹杂着恐怖分子的影子，就是一群叫化子，也会让人忧心忡忡。对陌生人感到紧张，这是人类的天性。早期的北美，先来的德国农民还看不起后到的爱尔兰人呢。这些排斥倒也不是全无道理，新来者往往素质低劣，惹事生非，恶化治安，是麻烦制造者。不过，若是政府依据情绪化的不满施政，也许就不会再有人群流动。无论哪里，总有人见着陌生人就心慌乱喊。 首先要认识到，穷人不是危险品，源源不断的人口是一笔宝贵的资源。凡自由繁荣地区，无不是开放胸怀，海纳百川，欢迎各路的流民、难民、逃亡者、闯荡漂泊者。无论是上海、香港还是今天的深圳，城市的繁荣总伴随着人口的不断迁入。迈阿密在1960年代以前还是寂寂无闻，古巴报复性地向美国几次倾泻“垃圾人口”，反而成就它为美国第四大城市。 把这个观点放在今天的叙利亚难民危机，有没有价值？还是成立的。难民涌入欧洲，若处置得当，他们是生机勃勃的劳动力。很多欧洲国家都已迈入老龄化，每年都在接收年轻移民。过去多年，德国的移民政策一向宽松，每年都会吸收几万难民。2014年德国一共接收了20万中东难民。害怕异族难民太多，改变本国人口结构？就目前情况看，还不算太严重。即使边境百万叙利亚人涌入，不到欧洲人口的百分之一。多年来欧洲接收的北非移民和难民，早已超过这数。按照“摊派难民”计划，德国人将分到3万多名难民，占其总人口的几百分之一，还不足以动摇德国的人口构成。 既然如此，欧洲人为何害怕难民？原因很清楚：接收难民简单，吸收融化太难；财政负担是小，信仰碰撞是大。一群拒绝归化的难民，实在是肘腋之患。这个难题恰恰和欧洲国家的福利主义有很大关系。福利主义激化了矛盾，同时消弱了欧洲融化异己的能力。 难民涌入，政府忙不迭安置抚慰，送吃送住，这本身是福利主义。政府以人道主义名义派送福利，免费供应吃住，这会吸引很多人投奔。很多人只是贪羡欧洲的生活水平。古往今来的难民，无非是希望活命，或奔着发财的前程。若是贪羡现成好吃好房，寄生虫而已。 据一位在德华人@树袋熊在德国叙述，德国政府的难民政府已从济困变成扶贫，从解决人道危机转向派送爱心。公务员直接向本土叙利亚居民发信询问，主动要求接收家属，结果全家四十几口人全接到慕尼黑领社会救济金，住在政府提供的房子。这不是简单的某个公务员大发圣母心，做起普渡菩萨，根本在于政府行事的逻辑。 当默克尔宣称拥抱难民时，公务员们照章办事，不断接纳，直到摊派名额填满。相比脏兮兮臭烘烘的逃难者，公务员当然希望本土叙利亚裔居民把亲属接过来，这样方便登记管理，也不容易出差池。至于他们是不是真的难民，谁会在乎呢？把钱花在原本吃住不愁的新移民身上，有悖救济原则吧？谁会在乎呢，反正花的是政府钱。不加甄别地吸收难民，整个家族地接来住，只能让这些难民更加抱团，不愿融入本地社会。如果难民够多，时间一长，德国就会出现成片的穆斯林社区。不愿被寄生、抱有民族情绪的德国人面对这些封闭社区，很容易心怀不满，到时发生族群冲突就很正常。站在这角度看看英国政府表态：英国政府将优先考虑孩子和孤儿。小算盘的背后，是不是聪明稳妥的考量？ 由于二战时期的特殊经历，人道主义在德国一直是政治正确的旗帜。政府不敢让难民挨饿，否则就会背上骂名。这些前来投奔的难民少有面黄饥瘦，吃不饱饭——他们几乎都是青壮年劳动力。这些人跑到欧洲被养起来，吃着政府财政，对本地人显然不公平。利益被侵蚀，不满会变成愤怒，仇恨的情绪很容易被煽点起来。想想也好理解，若是北京对外来人口提供免费吃住，许多平民转眼变成难民；他们将营房扎进社区，占用体育场馆和学校，不要说敏感的本地主义者，普通市民也非炸锅不可。难民固然可怜，人们还是更在乎自己利益。 最好的做法该是什么样呢？政府不提供福利，由企业和个人接纳。企业挑选、歧视和拒绝的权利受法律保护。想在欧洲立足，政府不会供应吃喝，想留下的人应该有工作。难民或主动求职，或由企业发放“工作签证”。工作是鉴定一个人是否诚实可靠的最好方法。一个人长期找不着工作，不是品行不端，能力不济，就是根本不愿融入本地社会。端着自己的架子，又想让人养你，天底下哪有这么美的事呢？一个人有稳定工作，就有长期利益，他会珍惜当下生活。不重视物质利益，将自己的信仰端得天高，这种人是定时炸弹。欧洲政府驱逐难民中的无业游民，排除危险分子的概率会很高。 政府不提供福利，这些人杀人放火闹事怎么办？首先要相信，慈善团体会给予他们短暂而必要的帮助。这种帮助无法长期维持，毕竟慈善团体的财力通常有限，却足以帮助过渡。如果难民不愿找工作，就要嗷嗷待哺当寄生虫，并且以闹事相威胁，怎么办呢？军警伺候。贫穷柔弱不应当是耍流氓的理由。现在很多欧洲国家面对流氓难民，都显得太温柔。很多流氓难民强奸滋事，圣母心的白左甚至讳言其事。 企业挑选难民，歧视性雇佣，这也没有问题。政府若被“宗教宽容”的幌子绑架，放弃欧洲人最重要的自由原则——财产权，就是放弃文明根基。企业可以雇佣穆斯林，同样也可以拒绝。难民如果希望被雇佣，他们应该努力融合，找到同道中人，而不是强迫他人接受。如果坚持己见而无法融入新社会，就应该离开，回到他们宗教的乐园。对于这一点，现在欧洲国家普遍没有自信力。因政治正确形成的法律阻碍了社会筛选净化的功能。 难民之中可能会有恐怖分子，这很正常。一个淡化宗教观念，将要安居乐业的难民群体，恐怖分子掀不起多大风浪的。据媒体报道，隐藏的恐怖分子可能达到难民总数的1%。这些蟊贼，欧洲政府显然比中东国家更有能力对付，根本无需担忧。 现在的欧洲国家根本不可能拒绝难民。人道主义的旗帜还在飘扬，欧洲还是人类文明的高地，扶危济困乃道义所在。欧洲也只有保持开放，才可能有活力。再重复一遍，难民也是宝贵的人口资源。福利主义恰恰是最糟糕的做法，它是软弱的仁慈，糊涂的危险。它让本地人利益损害，却无法让好人安居乐业，坏人滚蛋。好的难民政策，应是宽严相济。所说的宽松，不查财产，不筛种族，只要遵守法律，不侵犯民众利益，不给财政造成负担，就可以在新国家找到栖身之所，贡献聪明才智。这套标准同时严格，指的是它不给予难民特别恩惠和法律优待。想要融入文明社会，必得遵守规则，与本地居民友好共处。若胡作非为，必将受到法律严惩。想要几头占便宜的人，自然会望而却步。对信仰坚持不渝，在一段时期内无法找到工作，无法融入当地的人，就面临遣返后果。 接纳难民当然是很具体繁琐的事情。确立正确的原则，再根据不同原则施行不同的方法，才可能得到良好结果。最关键的，欧洲人面对异己文化，既要给胡萝卜，也不该放弃大棒。欧洲人应当恢复文明自豪，对野蛮异俗露出鄙夷之色，迫使他们接受文明规则。 每念及此，我都会想起那个著名的典故。英国的印度殖民当局早在1829年就宣布禁止寡妇殉葬，此后又多次颁布法律取缔这种陋习。这些法律最开始遭到了印度人的强烈反对。一位名叫查尔斯·纳皮尔（Charles James Napier）的地方总督气愤地说：“你们说焚烧寡妇是你们的习惯。那好，我们也有我们的习惯。当你们男人活活烧死妇女时，我们就把绳子绕在你们的脖子上，再把你们绞死。你在身旁搭建自己的焚尸台，我的木匠建造一个绞刑架，咱们各按自己的习惯行事。”凭借这样的文明自信和勇气，英国在印度陆续颁行了一系列法律，废除寡妇殉葬法，宣布杀婴溺婴为犯罪，禁止童婚制。殖民期间，印度种姓制度受到法律诸多限制，此前一些不被承认的财产权也受到保护。 现在欧洲人还有这样的自信和气魄吗？看来是没有了，主流是一些“文化相对”“多元文明”的论调。不敢谈文明和野蛮，不敢辩民族和宗教，再不要说对落后习俗发出谴责。一些极端分子登岸后就开始了宗教纠察，像他们在故土那样。各国政府既想做善事，又糊涂不知利害，这才导致里外尴尬，进退维谷。 在万里之外的中国谈难民危机，是不是太遥远？倒也未必。中国作为多民族大国，也会碰到类似问题。很多人口迁徙只是温和版的难民危机。新人口涌入，本地人不满，这些都很寻常，需要辨别的是自由和福利。前者是平和与尊重，后者则是寄生和豢养。福利无论给本地人还是外地人，都是在制造差别，滋生仇恨。法律上的平等对待，一视同仁地保护合法利益，则是最好的迁徙政策。欧洲虽远，值得引以为戒的东西太多了。 本文来自人文经济学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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