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开放性格与盛唐气象

唐代的开放性格与盛唐气象
唐代的开放性格，既体现在对周边民族的开明政策，也体现在对邻近国家交流的空前扩大；体现在经济和物质上，更体现在思想文化和宗教信仰方面。
隋唐时代的民族融合达到了新的高度，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和新的文化。在民族融合的大背景下，唐朝皇帝不仅能够采取比较开明的民族政策，而且对于新民族的形成具有一种自觉意识。如唐太宗就说，自古贵中华，贱夷狄，而今四海一家的新形势下，就应该是“胡、越一体”，也就是说，大家都是一个融合以后的新民族了。贞观十八年底，当突厥的一部归附唐朝并请求在内陆安置时，大臣们都反对，以为将会留下后患，而唐太宗却同意了，并解释说：“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敌。”
唐朝的周边民族，尽管与唐朝政权之间也不断有战争，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一直存在。但是，那是政权之间的征服与被征服，而不是种族之间的征服与被征服。被征服的政权尽管是少数民族的政权，但他们并不以唐朝为外族。当贞观四年二月打败突厥，俘颉利可汗以后，西北各族君长诣阙请唐太宗为“天可汗”，就是做以“可汗”称呼其君长的草原民族的共同首领。唐太宗说，“这样，我一方面是唐朝的天子，又下行可汗之事!”从此以后，唐太宗给西北君长的文件都署称“天可汗”。这说明，一旦突厥政权被征服，唐朝取代突厥实施对西北地区的统治，西北少数民族的君长也就能够接受唐朝皇帝做他们的可汗了。贞观二十年，唐朝击败薛延陀，唐太宗亲自到灵州(今宁夏灵武北)招抚草原民族铁勒诸部，并因此修筑了一条横贯回纥以南、突厥以北的“参天可汗道”。
唐朝与亚非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空前扩大了。不仅中国的丝绸、瓷器大量运往亚非各国，造纸术和印刷术等科技发明也传入亚洲各国。唐朝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思想文化给新罗、日本等国也带去了巨大的影响。唐朝的商人、僧侣和手工业者前往亚洲各国，亚洲各国的留学生、学问僧、商人和艺术从业人员等也纷纷来到中国。玄奘西行天竺、鉴真东渡日本，都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大事。而新罗、日本、大食(阿拉伯)、波斯、印度等国都有人在唐朝居住，甚至人仕做官，如唐末担任淮南节度判官的新罗人崔致远、开元天宝时期在唐朝廷做到卿监一级高官的日本人阿倍仲麻吕(汉名晁衡)、先后担任主管天文历法的司天监的印度人瞿坛撰、波斯人李素等。唐后期，有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