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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姓是印度教社会特有的现象，种姓制度把社会中的个人区分并等列为不同的集团（种姓）。这种区分和等列，一般是以血统、婚姻和职业为标准。种姓制度将“人生来不平等”的观念合法化、固定化和永久化，使印度成为世界上最典型的等级社会。种姓在理论上把人划分为四个等级，即婆罗门（神职人员和知识分子）、刹帝利（武士和国家管理者）、吠舍（工商业者）、首陀罗（工匠和奴隶）。其中，前三个等级属于“再生族”，第四个等级属于“一生族”。除了这四个等级外还有一个“贱民”阶层，称作不可接触者，被排斥在种姓体制之外的不可接触者阶层地位最低。从人口数量来看，“再生族”约占印度人口的10%，“一生族”约占印度人口的45%，不可接触者约占印度人口的18%。种姓决定了人们宗教和世俗文化生活的模式，规定了各个社会集团的心理特征，并发展了社会隔离和高低关系细微的等级制金字塔。这个金字塔以大量的不可接触者为底层，以几乎是同样不可接近的婆罗门为顶端，印度教社会就是一个由几百个自治的种姓世界所组成的。 传统印度种姓社会的基本特征有：（1）职业世袭。一个或数个种姓的联合，往往垄断一个社区的某一职业，放弃这种职业去寻求另外的职业一般被认为是不正当的，也是不可能的。（2）严格内婚。属于一个集团的人只能同本集团的人结婚，不同种姓之间的通婚在理论上是被禁止的，在实际上也极少发生。（3）集团分割。印度社会由种姓制度被分为众多相互排斥、隔离的“小集团”、“小群体”。高种姓与低种姓之间存在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不同的种姓集团之间也筑起一道无形的墙壁。（4）等级制度。在印度，人的不平等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不同种姓有高低贵贱荣辱之分，高种姓压迫和奴役低种姓是天经地义的事。 印度独立以后，国大党在宪法中明确宣布废除贱民制并实行保留制度。由于在法律上宣布废除种姓歧视，更由于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流动性的增加，种姓隔离和歧视已经有很大的减弱，但是种姓本身和种姓集团之间的隔阂并没有消失。独立后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原先众多的种姓逐步结合成三个集团：高级种姓、中等种姓和低级种姓集团。总的来说，传统的种姓制度丧失了一些社会功能，职业分工打破了一些界限，种姓意识不断削弱，尤其印度独立后各种现代化措施的实施，种姓制度正在逐渐淡化、弱化和政治化。虽然如此，种姓制度的结构和根基并未触动，其对印度政党政治的影响和作用仍是不可磨灭的。 种姓制度反映到政治领域，形成了独特的种姓政治，出现了种姓政治化和政治种姓化现象。种姓政治化的表现是：各个种姓集团纷纷组建自己的政党、协会，为提高自身的地位和争取更多的权益而奋斗；种姓集团及其政治代表政党或协会积极参与政治进程，以赢得选举为目标；高、中、低种姓及其政党在参与政治过程中形成相互斗争的局面：高种姓要维护长期拥有的权势，中种姓势力对高种姓的政治地位提出挑战，低种姓日益觉醒对高、中种姓的权势构成威胁，高、中种姓也加强对低种姓的挤压。政治种姓化的表现是：种姓相关的议题已成为议会各政党立法议事不可缺少的内容；种姓集团成为各党派在选举中争夺的主要对象；种姓群众归根到底是各个党派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社会基础。 1.出现一批种姓政党和组织。种姓制度最大的弊端就是将人的等级不平等合法化，这势必带来种姓压迫、种姓剥削和种姓歧视，每个种姓都要为争取更高的等级地位和更多的社会权益而奋斗，这就是种姓党派组织产生的种姓基础。 2.构成党派组织的中间骨干和社会基础。从历史上看，印度主要政党一直都为婆罗门等高种姓主导和把持。此外，非种姓党派组织虽然不局限于或主要代表某一个种姓或种姓集团，但是这一类党派组织同样与种姓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表现之一是高种姓构成其领导主体；表现之二是各种姓构筑其社会基础。 3.成为社会动员的有力工具。随着种姓政治的形成，政党越来越诉诸以种姓认同为基础的政治动员。为了获得选票，每一个政党都努力在在地方上占优势的种姓中发展党员，在大选前仔细研究各地区的种姓势力，选择在当地占优势种姓中有威信的党员当候选人。印度的党派组织充分展现种姓政治在选举中的天然作用，非种姓党派组织也要尽可能地挖掘和利用种姓政治的巨大潜能。 4.占据党派斗争的中心位置。种姓问题反映到党派组织，必然引起剧烈的党派斗争。从斗争的广度上来看，种姓斗争盘根错节，从基层到中央，从低种姓到高种姓，从不同种姓到同一种姓之间的较量都很激烈。 印度的种姓制度将会长期存在，主要原因是：1.作为这一制度形成基础的封建土地关系并未彻底根除；2.作为这一制度形成源泉的印度教势力仍很强大；3.独立后印度政府推行的一系列保留政策和措施，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这种制度；4.包括议会、政党、选举等在内的印度竞争性政治制度，强化了这一制度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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