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五年，曾国藩坐困南昌，随行的幕僚大都远走。周腾虎推荐赵烈文入幕。赵烈文正好闲赋在家，于十二月到了大营。曾国藩可能也感觉到这个书生有个性，也可能是为了折一下他的傲气，命其参观驻扎在 樟树镇的湘军水陆各营，让这个书生开开眼界。没想到，这位赵先生回到大营，不但没被镇住，还提了一堆意见，他居然很不客气地说：“樟树营陆军营制甚懈，军气已老，恐不足恃。”曾国藩对这位赵先生心里不大高兴，因为曾国藩最见不得说大话的书生。也正在这个时候，赵的老母有病，赵可能也看出曾的心思，所以就以母病为由，向曾国藩辞行，曾国藩也没有怎么挽留。这意思已经很明白，赵烈文回家走人就是了。 偏偏凑巧的是，就在赵要走而未走的时候，传来周凤山部湘军在幛树大败的消息。曾国藩请赵烈文讲出为什么看出周凤山湘军不可依重的道理，曾氏聪明，对赵烈文有了新的看法。时间一长，赵在曾的大营里越来越受曾的器重，经常商谈军事，最后到与曾无话不谈，有时一日几次。 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即公历1867年7月21日晚，时任 两江总督的曾国藩与赵烈文聊天。赵烈文预言满清50年内灭亡其后中华大地上将是 军阀割据。 1867年，曾国藩与心腹幕僚赵烈文晚间畅谈。 曾说：“京城中来人说，都城里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经常发生，而市肆里乞丐成群，甚至于妇女也裸身无裤可穿，民穷财尽，恐怕会有异变。为之奈何？” 赵说：“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分剖离析。然而主德厘重，风气未开，若无轴心一烂， 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我估计，异日之祸，必先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 曾国藩蹙额良久，说：“会否南迁呢？” 赵说：“恐怕是直接完蛋，未必能像东晋、南宋一样偏安江南。” 曾说：“本朝 君德比较正，或者不至于到这种程度吧。” 赵说：“君德正，然而国势隆盛之时， 士大夫食君之禄报君之恩已经很多。本朝创业太易，诛戮又太重，夺取天下太过机巧。天道难知，善恶不相掩，后君之德泽，未足恃也。” 曾说：“吾日夜望死，忧见宗庙之陨落。你不是戏论吧？” 赵说：“当着老师您，我虽善谑，何至以此为戏。” 赵烈文出此言后．清朝灭亡果未出50年。 赵的谈话确实非常坦率，他实际上否定了清王朝“得天下”的道德合法性。 而清王朝善与恶并不互相掩盖弥补，何况“天道”已给他们带来了文治武功的“盛世”作为十分丰厚的报答，因此这些后来君主们的“德泽”并不能抵消清王朝“开国”时的无道，仍不足补偿其统治的合法性匮缺。对赵烈文从清王朝得天下的偶然性和残暴性这两点否定其统治的合法性的这番言论，曾国藩并未反驳。沉默很久后，曾才颇为无奈地说:“吾日夜望死，忧见宗庙之陨落”。“”是宗庙中藏神主的石屋，“宗之陨”即指王朝覆灭。曾国藩也预感到清王朝正面临灭顶之灾。[1] 曾对此问题的看法仍十分复杂和矛盾。虽然承认“朝无君子，人事偾乱，恐非能久之道”，但又对清王朝仍抱某种希望，认为当朝的 恭亲王奕䜣为人聪颖，慈禧遇事“威断”，所以有可能避免“抽心一烂”、“根本颠仆”的结局。而赵烈文则坚持己见，认为奕䜣“聪明信有之，亦小智耳”，慈禧“威断”反将使她更容易被蒙蔽。要想挽救颓局，像这样“奄奄不改，欲以措施一二之偶当默运 天心，未必其然也”。“默运天心”颇有些神秘主义色彩，但在此更可将其理解成为一种“天道”、某种“历史规律”，局面如此不堪，如无体制的根本性变革仅靠这样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修修补补，实则无济于事，而奕䜣、慈禧均非能对体制作出重大改革之人，所以清王朝难免分崩离析的命运。赵烈文端的是富有洞见，不仅对历史大势看得透彻，而且作为一个远离权力中心、根本无法近观奕䜣、慈禧的“幕客”，对此二人的判断却准确异常，为以后的历史所证明。奕䜣确是朝廷中少有的开明权贵，近代初期的一些革新措施大都与他有关，因此当时有视野开阔、思想开明之誉，但1898年清王朝救亡图存最后机会的 维新运动兴起时，他却坚决反对，证明赵在1867年对他作的仅“小智耳”的论断不虚。慈禧乃至大清王朝以后不断为其“威断”所蔽所误，已为众所周知，无须再赘。赵的眼光，确实老辣。不仅如此，在清朝大兴文字狱，焚毁古书，和配置奴性思想的环境下，能做出如此推断，其功底之深厚可想而知。 颓败远远超过自己原来的预料，而朝中根本没有可以力挽狂澜之人。 曾对赵的论断仍无法或不愿完全相信，总感到清王朝还有一线生机。同治七年七月下旬（1868年9月中），曾国藩被任命为 直隶总督。由于直隶管辖京城四周，曾国藩终于有机会第一次见到 慈禧太后、同治皇帝、恭亲王奕䜣及文祥、宝鋆等高官，在几天之内四次受到慈禧太后的召见。对此，他当然倍感荣耀，直隶总督之职位不仅使他能近距离观察清王朝的“最高层”领导，而且使他能对全国的形势有更多了解，这时他才知道国家的颓败远远超过自己原来的预料，而朝中根本没有可以力挽狂澜之人。同治八年五月二十八日（1869年7月7日）晚上，他对刚刚来到 保定直隶总督府的赵烈文坦承自己对时局、朝政的失望，对慈禧太后、 慈安太后、奕欣、文祥、宝鋆、 倭仁这些清王朝最高统治者们的人品、见识、能力、优点与弱点逐一分析点评了一番，分析点评的结果是他们皆非能担当王朝中兴重任之人。他们尚且如此，其余的人更加庸碌无为。曾国藩不禁哀叹清王朝的未来“甚可忧耳”。最终，他不得不同意赵烈文两年前的论断，清王朝已经病入膏肓，难以救药。 历史惊人准确地应验了赵烈文的预言， 清王朝终于在1911年土崩瓦解，距1867年预言它不出50年就彻底垮台正好44年。而且，接踵而来的也是赵所预言的长期“方州无主，人自为政”，即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当然，曾、赵已分别于1872和1893年去世，并未看到自己的预言和预感“成真”。对他们来说，这或许倒是一种安慰。
曾国藩曾经的困惑：越正派却越不得人心，高人一句话解开尴尬困局咸丰五年（1855年），曾国藩坐困南昌，随行的众多幕僚纷纷向营外走去，23岁的赵烈文却逆向而行，走进了曾国藩大营。 始一见到这个一身傲气、眼光过顶的书生，曾国藩觉得如此书生不折傲气不落地，得让他见识见识湘军大营咄咄逼人的英武杀气。 就这么，曾国藩将赵烈文领入了湘军中军威最盛的周凤山大营。待湘军威风一展无余后，曾国藩心说这下该被镇住这小子了吧，可转脸一看，赵烈文一身的傲气不但丝毫未减，相反还多出了些藐视之意。 原来又是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狂妄之徒。 曾国藩正下着定论呢，赵烈文却在这个时候开口了：此军营制甚懈，军气已老，日后难堪大用。言下之意，此军可能是打过不少仗，但早已打疲了，眼前的军威不过是盛极必衰的前兆，花架子而已。 此言一出，一向讲诚守拙的曾国藩大为光火。 眼高手低还大言不惭，这样的人曾大帅是绝没有兴趣留在身边的。赵烈文是何等心思敏捷之人，见自己的“真知灼见”被视为无知妄言，他也没有继续废话，转脸借口老母有病，很是不以为然地走掉了。 然而，赵烈文前脚刚走，后脚就传来了周凤山樟树大败的消息。接过败报，再一联想赵烈文余温尚在的一语中的，曾国藩这才惭愧地意识到，此前哪是人家书生狂妄，分明是自家傲慢愚钝了。 于是快马加鞭追回赵烈文。 说到这里，很有必要简言几句赵烈文。在人才济济的曾氏幕府中，赵烈文堪称诸葛亮式的天才人物，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尤善洞察天下大势。诸葛亮有三分天下的隆中对，赵烈文有“五十年内大清必亡”的精准宏论，尤其那抽心一烂，土崩瓦解，后方无主，人自为政，更是提前几十年即道出了清亡民初的实景。 在辅佐曾国藩的那些年里，除了满清五十年必亡这一警世预言，曾国藩每每遇到棘手难题时，赵烈文总是能一语点醒“庐山人”。 接下来咱们要讲的这件事，在曾国藩那里不算大事，但赵烈文化解此事的金玉良言不仅让曾国藩写进家训铭记了一辈子，更让他在随后的风云沉浮中茅塞顿开了不少。 自咸丰八年重新出山，曾国藩一改昔日倔、硬的行事风格，开始懂得以柔克刚，先隐忍再发力，因此他迎来的局面愈发开阔起来，然而就在他统帅四路大军向东挺进，颇有荡平之势的时候，一盆冷水却又向他迎头泼来。 以好纳各路人才著称的曾氏幕府居然又一次发生了大批幕僚离府出走的败兴之事。势盛本是聚人时，如今却反转成了势越盛人心越散，到底是哪根弦又拨弄错了，郁闷之余，曾国藩百思不得其解。 与出力不讨好一样，曾国藩遇到的这一困境又很典型。树倒猢狲散，大难临头各自飞，这好理解也无需深究缘由。可这种枝正繁叶正茂，百鸟偏偏不筑巢的困境就很让人费解了，更让人费解是，凡遇到这种困境的往往还是那些胸怀大志，理想爆棚的正派君子。 前景大好，竟不愿和吾等君子为伍！一偏激，一狭隘，正派君子们往往会得出一个结论，这些人人品有问题，更不知远大前程为何物！既然如此，那还有什么可说的，这样的人有一个算一个，统统走完也没什么好可惜的。 当时的曾国藩就是这样的做派，君子的很，想走便走，不留不送。 这就是庸人有错，君子无过。 然而当事态稍加平息，心态不再那么狭隘偏激后，不容心底落硬石的人还是会去问为什么？ 曾国藩当然属于会打捞心底硬石的那种人，于是他开始去追问两个问题，一，这些人离开之后去了哪里？是不是有人针对自己，在挖自己的墙脚？二，一人人品有问题，是他人的问题，众人人品都有问题，那就有可能是自己的问题了，自己有问题又会是什么样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很快浮出了水面，所有离开的人没去他处，悉数去了胡林翼幕府。胡林翼什么人？湘军两大核心，曾国藩挚交好友，很显然，这里不可能有幕后文章。 那就是自己有问题了？ 虽这么想，但曾国藩却全然不知自己失在何处？错又在哪里？ 就在这个时候，赵烈文再次登场了。 当曾国藩虚怀若谷地问他此事当何解时，这位一等一的智者毫不客气，当场质问了一个让曾国藩尴尬不已的问题：出这等事，大人一定觉得是他们辜负了你，但果真是他们辜负了你吗？会不会是你辜负了他们了呢？ 此质问一出，曾国藩先尴尬惊愕，跟着就感觉自己被赵烈文抛出了烟雾缭绕的庐山。 正如那句人人皆知的诗句而言——“不知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到了一定层次，或者本身已在一定高度，决定境界水平的往往不是心智，而是立场。 论君子高低，山外之人远比山中之人看得清，想得透！ 见曾国藩已被自己一语引到山下，赵烈文开始就事论事：大人是正人君子，理学大家，这是人所共知的。但世人仰慕之事难成凡人追随之由，大人你看，自你练兵以来，志是匡扶社稷，行是大义凛然，不乱用钱，不妄保举，一身的儒家英雄羽。可大人别忘了，凡人多数求的是荣华富贵，锦绣前程，流俗之辈无利可求，哪来的天下己任，哪来的赴汤蹈火。 换成当下语境下的说法，老大你有高大上的理想，咱很敬仰，也很佩服，但画下的大饼，摘下的果子不能不实在，用所谓的理想忽悠咱在清汤寡水中追随你，跟着你干，三两天可以，但日子长了，不用现实刺激，咱自己都会觉得自己有点傻。 毕竟，能把理想当骨头啃的是少数，咱们只是庸俗现实下的“走狗”，既没有高尚的境界，也没有高尚的资本—— 讲到这可能有人会说了，这赵烈文也没什么高明的嘛，他的意思不就是说曾国藩不接地气，老跟手下人谈虚的嘛。这点曾国藩还能不知道，人不过是不屑用庸俗的办法来达成自己的目的罢了。 再说了，因为高大上的理想凝聚在一起并且最终成功的多了，那啥——“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不就是个代表嘛。 如果让赵烈文来怼这种说法的话，想必他会这么说：这世上最大的陷阱就是把凤毛麟角当普遍真理，最误认的成功学就是拿假象当真相。 要知道，古往今来，真正的真知灼见一向在无形世事中，真能用言语表达出来的少之又少，而表达出来的那些稀世真言往往也会掩埋在世事浮华中，少有人能拨开浮华见真义。 不客气地讲，当赵烈文这么跟曾国藩讲的时候，曾国藩一开始的确是不服气的，在他看来，对庸俗不屑一顾怎能是君子之错呢！ 可当赵烈文紧接着说出那句真知灼见的时候，曾国藩立马就被点中了要害。 赵烈文说：合众人之私，以成一人之公。这才是君子智者。 这话怎么解读呢？ 越是正派君子，越会败在不屑一顾。 什么是君子不屑？说白了就是不通，而不通之人要么狭隘，要么虚飘。就说曾国藩遇到的这事，说白了就是没把自家想要的这个“公”字想通，这是正派之人常犯的毛病，把狭隘当原则，把虚飘当砝码，总之，自家的高尚理想不容侵犯，他人的庸俗现实不能容忍。 殊不知，这天底下的大雅大尚哪个不是堆积升华自大庸大俗。 所以说，越高大上的东西有时候越遮人心智，堵人境界。 而赵烈文这一句“合众人之私，以成一人之公”恰恰是大容大通下的大智慧，它的厉害之处不在说的道理有多深，而在说的道理有多通。 此前在荷叶塘，老子的“以柔克刚”之道让曾国藩拿掉了身上的倔与硬，而赵烈文这句才是让他君子大志得以同尘落地的关键。 先同流合污，再滚滚东去，最终洗尽泥沙，这才是大理想的成功之道！ 再次顿悟后的曾国藩又一次感到了胡林翼的高明之处，此前一场大胜下来，自己向朝廷才保举多少人，区区三百，而胡林翼呢，动辄上千。 此前觉得胡林翼那是君子不检，恍然大悟后才发现那是不检之下有大智，此人的内心早已没了束手束脚的界碑，人早已立在了不拘小节的风云山峰—— 如果说“以柔克刚”让曾国藩的处世之道脱了胎换了骨，那“合众人之私，以成一人之公”则是让他的立志之道进了容通之境。 处世是学会与人握手，立志得懂得让人追随，两者做好，一个柔字，一个俗字。 还是那句话，大柔非柔，大俗非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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