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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汉学变迁论［刘师培（1884~1919）］
古无汉学之名。汉学之名，始于近代。或以笃信好古，该汉学之范围。然治汉学者，未必尽用汉儒之说﹔即用汉儒之说，亦未必用以治汉儒所治之书。是则所谓汉学者，不过用汉儒训故以说经，及用汉儒注书之条例，以治羣书耳。故所学即以汉学标名。然二百余年之中，其学术之变迁，可分为四期。试述如左： 一为怀疑派。 顺、康之交，治经之士，若顾氏之于音韵，张氏之于礼经，臧氏之于故训，均有创始之功。说者以此为汉学之萌芽。不知汉学初兴，其征实之功，悉由怀疑而入。如閰百诗之于古文尚书，始也疑其为伪作，继也逐穷其作伪之源。胡渭、黄宗炎之于易图，始也斥其为曲说，继也遂探其致误之由。于民间相承之说，不复视为可从。其卓识为何如哉。且书易而外，所辨尤多。有陈启源《毛诗稽古编》，而后宋儒说诗之书，失其根据。有毛奇龄《四书改错》，而后宋儒释论、孟之书，失其依傍。有万斯大《学礼质疑》，而后宋儒说礼之书，不复宗为定论。盖宋学之行，已历数百年之久，非惟不敢斥，抑且不敢疑。至胡、毛诸儒之书出，而无稽之说，扫除廓清。始也疑其不可信，因疑而参互考验，因参互考验而所得之实证日益多，虽穿凿之谈，叫嚣之语时见于经说之中，然不为俗说所迷，归于自得，不得以采掇未纯而斥之也。是为汉学变迁第一期。 次为征实派。 康、雍之间，为士者虽崇实学，然多逞空辩，与实事求是者不同。及江、戴之学兴于徽歙，所学长于比勘博征，其材约守其例，悉以心得为凭。且观其治学之次第，莫不先立科条，使纲举目张，同条共贯，可谓无征不信矣。即嘉定三钱，于地舆、天算，各擅其长，博极羣书，于一言一事，必求其征。而段、王之学，溯源戴君，尤长训故，于史书、诸子，转相证明。或触类而长，所到冰释。即凌、陈、三胡，或条列典章，或诠释物类，亦复根据分明，条理融贯。耻于轻信，而笃于深求。征实之学，盖至是而达于极端矣。即惠氏之治易，江氏之治尚书，虽信古过深，曲为之原，谓传注之言，坚确不易。然融会全经，各申义指，异乎补苴掇拾者之所为。 律以江、戴之书，则彼此二派，均以征实为指归，是为汉学变迁第二期。 次为丛缀派。 自征实之学既竭，好学之士，欲树汉学之帜，不得不出于丛缀之一途。寻究古说，摭拾旧闻。此风既开，转相仿俲，而拾骨襞积之学兴。一曰据守笃信古训，局蹐狭隘，不求于心，拘墟旧说，守古人之言，而失古人之心。二曰校雠鸠集众本，互相纠核，或不求其端，任情删易，以失本真。三曰摭拾书有佚编，旁搜博采，碎璧断圭，补苴成卷。然功力至繁，取资甚便。或不知鉴别，以膺为真。四曰涉猎择其新奇，随时择录；或博览广稽，以俟心获。甚至考订一字，辨证一言，不顾全文，信此屈彼。此四派者，非不绝浮游之空论，溯古学之真传，然所得至微，未能深造而有得。或学为人役，以供贵显有力者之求，是为汉学变迁第三期。 次为虚诬派。 嘉、道之际，丛缀之学，多出于文士。继则大江以南，工文之士，以小慧自矜，乃杂治西汉今文旁，旁采谶纬以为名高，故常州之儒，莫不理先汉之绝学，复博士之绪论。前有二庄，后有刘、宋。南方学者，闻风兴起。及考其学，大抵以空言相演，继以博辩其说，颇返于怀疑。然运之于虚，而不能证之以实。或言之成理，而不能持之有故。于学术合于今文者，莫不穿凿其词，曲说附会；于学术异于今者，莫不巧加诋毁，以诬前儒。甚至颠倒羣经，以伸已见。其择术则至高，而成书则至易。外托致用之名，中蹈揣摩之习。经术支离，以兹为甚。是为汉学变迁第四期。 要而论之。 怀疑学派，由思而学。征实学派，则好学继以深思。及其末流，学有余而思不足。故丛缀学派，已学而不思。若虚诬学派，则又思而不学。四派虽殊，然穷其得失，大抵前二派属于进，后二派则流于退。丛缀学派为征实派之变相，而虚诬之学，则又矫丛缀而入于怀疑。然前此之怀疑，与征实相辅，此则与征实相违，不可谓非古今人不相及矣。譬之治国，怀疑学派在于除旧布新，旧国既亡，而新邦普建，故科条未备而锐气方新。若征实学派是犹守成之主，百废俱兴。综核名实，威令严明。而丛缀学派又如郅治既隆，舍大纲而营末节。其经营创设，不过繁文褥礼之微。虚诬学派，则犹国力就虚，强自支厉，欲假富强之虚声，以荧黎庶。然根本既倾，则危亡之祸兆。此道、咸以还，汉学所由不振也。悲夫。（刘师培：《左盦外集》，原载于《国粹学报》三十一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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