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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日对待二战态度不同的三大原因

2015-09-23  汉高周老师   |  转藏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同盟国组织了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分别在德国纽伦堡和日本东京对德国和日本的部分首要战犯进行了审判。虽然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凡尔赛和约》规定要组织国际法庭审判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和其他德国战争罪犯,但最后并没有付诸实施。因此,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由国际刑事法庭对战争罪犯进行的真正的审判,在国际法的发展历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作为太平洋战场对日作战的主要盟国之一,中国任命梅汝璈法官和向哲濬检察官参加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

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有许多相同之处。两个军事法庭都由同盟国的法官和检察官组成,被告则是轴心国德国和日本的首要战犯;两个法庭的宪章都明确规定违反和平罪、战争罪和违反人道罪是国际法上的罪行,并且在法庭审判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系列进步的国际刑法原则。这些原则包括:犯有国际罪行的人应当承担个人刑事责任;不违反本国的国内法不能成为免除刑事责任的理由;被告的地位,无论是国家元首还是政府或军队高级官员,不能成为免除刑事责任的理由;根据政府或上级命令行事不能成为免除刑事责任的理由;犯有国际罪行的人有权得到公平审判。

当然,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也存在区别。例如,欧洲国际军事法庭由4位法官组成,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由11位法官组成;两个法庭的程序规则也不尽相同。除此之外,重要的是两个法庭在被告类型的选择、被告人的选择和刑罚的执行方面有着重大区别,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两国对“二战”历史的不同认识。 

被告类型选择的不同

际军事法庭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被告类型的选择存在明显差异。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被告只有作为甲级战犯的个人,而欧洲国际军事法庭除个人以外,还对犯罪组织提出了指控。1945年10月18日,由美、英、法、苏四个国家的检察官组成的侦查和起诉委员会向欧洲国际军事法庭起诉了22名德国首要战犯和包括纳粹德国党、政、军机关和其他团体在内的6个犯罪组织。被起诉的犯罪组织包括:第一,纳粹党领导集团。纳粹党是希特勒领导的“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简称,它被控犯有对德国进行控制、同化被德国吞并的地区、迫害犹太人、虐待战俘等罪行。第二,秘密警察和保安勤务处。德国秘密警察即所谓的“盖世太保”,它们被控的主要罪行包括迫害犹太人、残暴屠杀犹太人和其他人、推行奴隶性劳动计划、虐待和杀害战俘等。第三,党卫军。党卫军是德国纳粹党控制下的武装力量,它被控犯有积极参加侵略战争、迫害和消灭犹太人、滥施暴行和杀害、实施奴隶性劳动计划、虐待和杀害战俘等罪行。第四,突击队。突击队是一个政治性组织,它是纳粹党的得力助手,在宣传纳粹党的思想、反对犹太人以及在德国建立纳粹恐怖统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它同时被控犯有参与对犹太人的暴行、野蛮虐待集中营中的被关押者等罪行。第五,德国内阁。德国内阁即德国政府,包括1933年1月30日以后的德国内阁成员、德国内阁国防委员会成员和秘密内阁会议成员,他们被控犯有阴谋发动侵略战争和《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宪章》中规定的其他罪行。第六,参谋本部及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它是以希特勒为统帅的德国最高军事权力机关,在发动侵略战争的过程中居于主导地位,它被控犯有违反和平罪、战争罪等罪行。

1946年9月30日和10月1日宣布的《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确认纳粹党领导集团、秘密警察和保安勤务处、党卫军是犯罪组织,突击队、德国内阁、参谋部及国防军最高统帅部不是犯罪组织。

在现代国际法上,国家是否可以成为犯罪主体和刑事责任主体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迄今为止的国际刑事法庭,包括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和国际刑事法院,都只是把个人作为惩罚的对象。欧洲国际军事法庭也没有把德国国家作为犯罪主体,但它把德国的党、政、军机关和其他组织作为犯罪组织进行了起诉和审判,这实际上是在追究纳粹德国的犯罪责任,因此是国际刑事审判中的一个创举。事实上,纽伦堡审判中对德国的党、政、军机关和其他组织的起诉和审判有利于促使德国人民认识本国在战争中对其他国家和人民所犯的罪行,认真反思本国的战争责任,从而形成正确的历史认识。相反,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没有把日本的党、政、军机关和其他组织作为犯罪组织进行起诉,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

被告人选择的不同

在纽伦堡审判中,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共对22名德国首要战犯提出了起诉。除德国战败后自杀的希特勒和希姆莱以外,被希特勒指定为德国国家元首继承人的邓尼茨、空军元帅戈林、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等当时德国政府和军队的主要人物都受到了指控。也就是说,纽伦堡审判的被告人包括了当时德国的全部首要战犯。

但是,东京审判则有所不同。虽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起诉了包括日本前首相东条英机在内的28名甲级战犯,然而,日本裕仁天皇却没有被列为法庭的被告。日本天皇是日本世袭的国家元首,根据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的规定,日本天皇“作为国家之首,总揽统治权”。与现在情况不同的是,在1945年日本投降之前,日本天皇不但是日本的最高统治者,而且是日本军队的最高统帅,同时也是神权的象征。裕仁天皇于1926年即位,在他在位期间,日本策划和实施了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侵略战争。1927年,裕仁天皇批准了日本内阁首相田中义一制定的《对华国策纲要》(即《田中奏折》)。《田中奏折》中明确提出:“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惟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裕仁天皇指导了日本对中国和其他国家的侵略战争。当时,在他主持下的由皇室成员、内阁首相和重要大臣、日本陆海空军统帅组成的“御前会议”是日本的最高决策机构,尤其是当日本内阁和军方存在不同看法时,裕仁天皇有权作出决断。这一点从日本投降的决策过程中看得十分清楚。尽管日本军方不同意接受同盟国首脑发布的《波茨坦公告》,但裕仁天皇有权不顾军方的反对,作出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决定。鉴于裕仁天皇在日本侵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国和许多遭受日本侵略的太平洋地区国家要求把他作为首要战犯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进行起诉和审判。但是,主导东京审判的美国远东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出于政治考虑,决定不对裕仁天皇提出起诉,并继续保留天皇作为日本象征性国家元首的地位。1947年颁布的战后《日本宪法》第1条规定:“天皇是日本国的象征,是日本国民整体的象征,其地位以主权所在的全体日本国民的意志为依据。”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没有把裕仁天皇作为甲级战犯进行起诉和审判证明了东京审判的不彻底性。在美国的干涉下,裕仁天皇不但没有受到应有的审判,天皇反而作为日本国家和人民的象征被永久地保留了下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出于政治原因使裕仁天皇逃脱了正义的审判。这不仅为日本右翼势力否定东京审判的合法性留下了借口,也不利于日本正确认识和对待战争历史。

刑罚执行的不同

在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中受到审判的罪犯,除执行死刑的以外,判处有期徒刑和无期徒刑的罪犯分别在德国和日本服刑。欧洲国际军事法庭作出的判决得到了严格的执行,所有被判处徒刑的罪犯都没有被减刑或者提前释放。1987年8月17日,最后一名在纽伦堡审判中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罪犯、原纳粹德国总理和希特勒的副手赫斯在联邦德国的施道潘监狱中去世。欧洲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全部执行完毕。

与纽伦堡审判的刑罚执行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东京审判中判处的有期和无期徒刑并没有得到切实的执行。1951年9月8日,日本和美国、英国等48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同盟国在美国旧金山签订了《对日和平条约》。《对日和平条约》第11条规定:“日本接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与其他在日本境内或境外之同盟国战罪法庭之判决,并将执行各该法庭所科予现被监禁于日本境内之日本国民之处刑。对此等人犯赦免、减刑与假释之权,除由每一案件科刑之一个政府和数个政府之决定并由日本之建议外,不得行使。如该人犯系由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所判决,该项权力除由参加该法庭之多数政府之决定并由日本之建议外,不得行使。”不过,虽然日本根据和平条约承担了执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所判刑罚的义务,但是,在日本的积极建议和活动之下,被法庭判处有期和无期徒刑的日本战犯全部得到了假释和减刑,并很快恢复了自由。刑罚的从宽执行破坏了东京审判的严肃性,它既不利于罪犯的认罪和改造,也使许多日本民众产生了错误的认识,认为东京审判中的罪犯罪不当罚,并进而质疑东京审判本身的合法性。

毋庸讳言,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德国和日本从政治人物到普通民众都有着不同的认识。总的来说,历届德国政府和人民能够正确认识和反思“二战”历史,对纳粹德国在战争中犯下的严重罪行表示深刻忏悔,并对其他国家在战争中遭受的损害积极进行赔偿。与此相反,日本的右翼政治人物和民众一直顽固坚持错误的历史观,否认日本在侵略中国和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其他国家的战争中犯下的严重罪行,否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包括中国在内的同盟国国内法庭对日本战犯审判的合法性。虽然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复杂,但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在被告类型的选择、被告人的选择和刑罚执行等方面的不同做法无疑是其中的原因之一,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东京审判的权威性,没有对日本民众正确认识和反思“二战”历史起到应有的积极作用。

(作者: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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