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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书 | 智慧存在于远离麦克风的地方
by云也退
“没有经过反思的人生不值得一过。”以这个标准来论，索尔·贝娄一辈子抵得上别人的十辈子。到了晚年，八十多岁，在波士顿大学校园里同比他小近两轮的诺曼·马内阿对谈——这是“文字与图像：耶鲁撒冷文学计划”的一部分——的时候，他信手拈出生平的事件、经历和思考，都是一粒粒包装好的糖果，是在圣诞节往枞树上挂的小礼物。 他明朗，健全，自省，厚积薄发，每一步都有准备，围绕他的风评很少有负面的，读他的小说、随笔、访谈，领教文化能让一个人何其强大，一生的优雅与体面，全系于智识上的宏大抱负。贝娄的话语有自己的风格，高度思辨，但并不深奥费解，这本访谈录中，让人若有所思的细节琳琅满目，它们悉数是毫不刻意的表述，轻巧得如同从摘下随身的饰品。举一例：贝娄早有写作志向，但他并未讲“我立志”云云，而是说“在大学，我的表现就如同我已是个职业作家了似的——而那引导了我。”作为一个成功人士，他从来不作泛泛的、鸡汤化的自白，而是陈述一段心理性的事实，让读者自己回味。 访谈里说得最多的，从头说到尾的，是父母。当作家的选择违背了他父亲的意愿。犹太父亲传统上很爱摆权威，而且固执，仿佛不如此不足以镇住家里成行的儿女。就连儿子决定去城南的芝加哥大学就读，老贝娄都反对，而反对的方式是不给他付学费。因而，贝娄在二年级被迫转学，去到了城北的西北大学。后来他又在威斯康辛大学花了半年年学人类学，娶妻之后，在婆家的支持下回到芝加哥，才开始创作。
贝娄谈父母也是非典型的。他擅长评论，与谈论对象之间有种陌生化的效应，而他所来自的那个东欧犹太人群体，使用的是一种神奇的语言——意地绪语，其语言和说话方式天然富含歧音歧义，存有无数可戏谑的因子。贝娄的母亲早逝，留下五百美元的遗产，全部给了儿子，这让父亲很不高兴，因为他本该与儿子对半撅的，“他迫切地需要这二百五十美元，那在当时是一大笔钱”。亲人坟头争财产，怎么着也算家丑了，可是贝娄拿它当一件有趣的轶事，一种灰色幽默。
贝娄拿着这五百块钱，去做了一件现在看来很惊人的事：到墨西哥寻访托洛茨基。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印证了美国人相较于欧人的优势：他们天生有一款自由之心，从心所欲，目光远大。在《奥吉·马奇历险记》里，他把这段经历原原本本地交由奥吉去呈现：怎样意外得知托洛茨基遇刺，怎样编瞎话闯进病房，看到俄国革命的教父兼先知躺在床上，鲜血从绷带里渗出的样子。他死了。奥吉的伤心和兴奋复刻了作家本人的心灵成长：怀揣着社会主义情结，从领袖崇拜里苏醒。
正因为一直拿自己当职业作家，以智识为业，贝娄往来无白丁，尤其在“纽约知识分子群”（犹太人占了该群体的半壁江山）呼风唤雨的时代，他的知识分子名声，随其步步成熟的写作而稳健上升。早在1920年代，他还是个没有片字出版的毛头小伙，后来成为文学批评巨匠的阿尔弗雷德·卡赞就赞叹说：贝娄“带着一种命定要成为小说家的意识，他身边几乎所有的人都为此而激动。”卡赞其人很难被取悦，可见贝娄是个有何等魅力的自信的人。
访谈录里随处可见这种自信——我必须指出，它绝非功成名就者才有的那种故作轻飘的口气。贝娄付诸轻描淡写的，是他为寻找个人风格付出的精力，和为写成一部完美的小说而长年掷下的心血（他六十年共写了十部长篇，效率并不高），但他的自信则是另一回事：他对每一部书，每一个作家，每一个认识和不认识的人，对父辈、自己那一代和下几代人，往往有出人意表、犀利、诙谐，而从不失同情的评论。 他说他很喜欢托尔斯泰，因为“他如此健康，在那样一个时代保持健康可真够呛”，他说他喜欢戏剧家尤奈斯库的“古怪”，“但当他骑在高头大马上时我就不喜欢他了，因为他有一批那样的马”，他说I.B.辛格其人很怪，他能理解辛格这类欧洲犹太人对美国的挑剔，但“其实，美国对他而言是个天赐之物，美国造就了他。”他还说法国作家，曾在戴高乐手下任高官的马尔罗“是个太过专业的知识分子，太多故意为之的命定之人”，他能看透他——就好像在说他自己。
但我们不易看到贝娄为寻找自己独有的声音度过的艰难。那是在1949年，在巴黎，34岁的他正拿着一笔古根海姆奖学金写一本以医院为背景的悲伤的小说；他正陷入了婚姻的泥沼之中，他所倾心的左翼政治让他失望透顶，回大学教书的路也断了。某个清晨，他出门散步，在街边看到一些环卫工人正在干活，把污水排入下水道里。阳光映亮了水流，贝娄心里倏忽一动：干吗不休息一下，跟这流水一样自由呢？我必须放弃医院小说，它毒害了我的生活，做一个小说家不该如此，不该使用和咀嚼我心中苦涩的东西。那太不可忍受了。
奥吉·马奇这个快乐的美国流浪儿，就是那一刻跃入他的大脑的。要用快乐来解放自己，何况，美国不是托尔斯泰的俄国，美国让人有权健康。在访谈中，贝娄说到他最有名的小说之一《赫索格》：“它花了我大约三年时间，因为我发现自己总是动不动就变得严肃起来，而我知道，《赫索格》会毁于严肃的，它必须风趣逗人，否则它就没有理由存在。” 很多作家，到了暮年会忧心忡忡地谈论未来，如俄罗斯的瓦连京·拉斯普京，要不就是不停地咬着过去的、也许是虚拟的伤口，如那个总拿五六十年代如何恐怖来取悦听众的梁晓声。他们都离麦克风太近了，他们的思想中转化为智慧的比率太低，无法与新世纪前夕，时年84岁的贝娄相提并论。贝娄说：到了我这个年纪，我对生命的渴望不再强烈，而同时，我也“厌倦了对死亡的畏惧”，即使想要畏惧，“犹太人的喜剧天赋”也会禁止我这么做。他智慧地表示，自己已不愿再深耕智慧——“如果我都不得不躺在坟墓里了，脑袋里还在翻来覆去地想事，我还怎可能快乐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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