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肝义胆说倪黄

１．倪元璐、黄道周、王铎三人皆明天启二年进士，三人在翰院馆内相约攻书。李自成陷京后，倪元璐于家乡浙江上虞闻崇祯自缢而自缢以忠君，黄道周辅佐南明抗清不遂，被俘不屈而遭杀戳。王铎为贰臣降清苟生。

２．沙孟海在《近三百年的书学》中极力推重黄道周：明季书家可以夺王铎之席的，只有黄道周，黄道周学问品格，皆第一流。他对于书法要在二王之外另辟一条路径出来。……他的真书如断崖峭壁，土花斑驳；他的草书，如急湍下流，被咽危石。

３．黄道周与倪元璐交谊弥深，黄亦素尊倪书，评曰：抹蔡（襄）掩苏（轼），望王（二王）愈羊（欣），宜无如倪鸿宝者，但今肘力正掉，著气太浑，人从未解其妙耳。

４．清人宋荦《漫堂书画跋》称黄道周：石斋先生楷法尤精，所谓意气密丽，如飞鸿舞鹤，令人叫绝。

５．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言：明人无不能行书，倪鸿宝（元璐）新理异态尤多。

究竟倪元璐与黄道周为何能得到这么高的赞誉？看看耿仁坚是怎么说的。

倪元璐（1593－1644），字汝玉，一作玉汝，号鸿宝，明上虞（今属浙江省）人，

官至户、礼两部尚书，李自成陷京而自缢。

黄道周（1585－1646），字幼平，号石斋，明漳州（今属福建省）人，

官至礼部尚书，曾战与清兵而败，不降而遭杀戮。

录此消息，是典籍中对生逢明末的倪元璐、黄道周二人之书鲜少评论的缘由。另一个重要的事实也不容忽略，到今为止，评论黄道周、倪元璐的书法，盖多以书中透出凛凛的烈士之气而终。

当我们对明中后叶的书法进行梳理之时，自然会把祝允明、徐渭、张瑞图、倪元璐、黄道周、王铎、傅山诸家的草书作品划归一个谱系，以祝允明为发端，至傅山为终结。他们导演了一个明王朝“世纪末”的情调——浮躁、火爆、挣扎与压抑。其中，王铎以其对韵律的“贝多芬”式的天资，稍有出入。这是一种时风，历史的、政治的根源深植其中，他们迥异于旭素、山谷狂草，每每以歇斯底里而告终，他们都表达了一种奔急的、强悍的情感基调。

假如抛开倪鸿宝的斥叱崔魏阉党、复明东林党的义举以及倪黄二人的忠贞死节的口碑，那么，倪黄二人书自然是道地的“末世情调”，而无需以“忠贞”附之。

倪元璐、黄道周二人书法绝似，这在历史上的同时代大家中绝无仅有。朝推夕研，相同的志向与人格，使他们在章法布局、运笔与结构上有诸多的共性：即多以字间距的消失而取势，以尖笔露锋而兆始，以结构的局促不展而取险怪。但二人差别处亦明了：倪大字条幅笔力沈雄、浑厚，黄则示以方峻；倪不大重视个体造型的能力，以类同的纵向个体形成密实的气势，而黄道周则强调个体造型所形成的个体横向空间以调整节奏增加意趣。

读倪黄二人的书作，绝非轻松事情——使人压抑、急躁。这或缘于其对造型结构的出人意料：其结构既不外拓以示舒展，也不柔润以取姿媚，每每于线条（笔画）当舒展之时，急剧转向收敛，离出于意想之外，造成一种局促、险迫，以极不稳定的空间令人难堪。这就是南海所谓的“新理异态”吧。但若依沙孟海所言“另辟二王路径”则不妥矣，因为他们还未走出二王多远，堪当此话的唯张瑞图而已。

然而，展阅二家小楷，其地道的“钟氏（繇）家训”令人信然，笔姿轻淡、质朴，造型古朴典雅不落俗套，宛如三月春荠，清新可人。

在今天，当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倪黄二家书，可知以他们所处的特定时代、特定环境形成的特定心态来作书，必形成一种强悍、奔急的书风，亦即用强悍、奔急的书风写出他们的雄肆不安的心境，王铎、张瑞图亦然，尽管其人非忠烈之士。这给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命题：是不是人格的某种指向就是作书的心理取向？

明季诸书家之书，欠缺的是一种自然气息，其境界非高。而今人学书，动辄以明季诸书家风格化之，除表现出一种浮躁之气而外，离大道远矣。借用王铎来研究书法技术性规律，可达事半功倍效果，要追求境界则谬之千里。尽管今天的书坛热闹非凡，书家辈出，但是有几人酿造出东坡之境界？书法犹如京剧一般，在古人把高度达到巅仞之后，后人只在苦苦支撑着祖宗的一点家产，正如陶诗、唐诗后之诗。但是，与今人的专事书法而言，倪黄本不屑于书画一事，只是把其作为情感的记实而已，因而无需苛求他们的境界：传言二人尽节之时，皆以挥洒书画而结，足见其视死如归之“平常”心态。

倪元璐《赠乐山五言律诗轴》

黄道周《孝经定本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