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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帛文獻，有三種很重要：視日、日書和葉書。它們都和曆法有關，但各自獨立。這三種簡，除“日書”一名早被學界采用，其他兩類的定名，一直有問題。現在，由於新材料不斷發現，我們已經可以把這三類分清，也終於知道古人怎麼稱呼它們，現在是可以做一點總結的時候了。
一、視日（或質日）
“視日”，也叫“質日”，這是我主張的定名。這種簡，發現最早，最初叫“曆譜”，提出者是著名學者羅振玉。
我們都知道，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中國有很多大發現，王國維叫“五大發現”，其中之一是西域漢簡。這一發現，今天仍然值得回顧。
1912—1914年，羅振玉、王國維編《流沙墜簡》，是漢簡研究的開山之作。他們把敦煌漢簡分爲三大類，第一類叫“小學、術數、方技書”，考證出於羅振玉。“術數”是第一大類中的第二小類。（原注： 羅振玉、王國維《流沙墜簡》，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75—99頁。）
這一類收什麼，大體是根據班固《漢書·藝文志·數術略》的分類原則。《數術略》所謂的“數術”，也叫“術數”，清代的叫法是“術數”（《四庫全書》是叫“術數”）。羅振玉的術數簡，包括六類殘簡：
（1）《力牧》。羅氏以爲“兵陰陽”。“兵陰陽”，《漢書·藝文志》放在《兵書略》，是兵書四種的第三種。它是數術在兵學上的推廣和應用，羅氏把它列於“術數”之首。
（2）七種“曆譜”：《元康三年曆譜》、《神爵三年曆譜》、《五鳳元年八月曆譜》、《永光五年曆譜》、《永元六年曆譜》、《永興元年曆譜》、《干支譜》。定名根據，是《漢志》的“曆譜”。
（3）《九九術》。是算術書，也屬於“曆譜”。
（4）《吉凶宜忌殘簡》。羅氏稱爲“陰陽書”，屬於《漢志》的“五行”。
（5）《占書》。開頭第一字是“旅”，羅氏以爲旅卦，定爲“筮書”，即算卦的書。筮書屬於《漢志》的“蓍龜”。
（6）《相馬法》。屬於《漢志》的“形法”。
這六類中，“曆譜”簡最多，是它的主體。它的七種譜都是某年某月（或某些月）的干支表，格式大同小異，除注月朔、大小、節氣，還注建除、血祭、反支、八魁。標題的年是沙畹推定。原簡沒有標題，標題是羅氏定的。
羅氏指出，這類殘簡使用的術語，和漢代曆家的說法、唐以來傳統曆書的說法，往往相合。但這類竹簡叫什麼？他沒有用後世的名稱，叫“曆書”或“曆本”，而是選擇了班固的叫法，稱爲“曆譜”。“曆譜”是《數術略》六種古書中的第二種。
這類竹簡，後來不斷發現，據統計，已有40多種。學者沿用羅、王的定名，一向把這類簡叫“曆譜”。
羅氏的定名對不對，近年有爭論。起因是，法國學者馬克（Marc Kalinowski）教授組織過一個中古數術文獻的研究組，中國學者鄧文寬先生和劉樂賢先生參加過他們的研究。他們比較過敦煌文獻，覺得羅氏的定名有問題。
這一懷疑是由馬克教授提出，鄧文寬先生論證（原注：鄧文寬《出土秦漢簡牘“曆日”正名》，《文物》2003年第4期，44—47、51頁）。
鄧先生認爲，這類竹簡並不屬於《漢志》定義的“曆譜”，而是某種類似後世曆本的東西。《數術略》“曆譜”類的18種書，“可以劃分爲兩類，一類屬於‘曆術’，即編制‘曆日’的方法和計算數據，相當於後世的‘曆經’；另一類屬於帝王世譜、世系之類，相當於後世所說的‘譜系’、‘家譜’、‘族譜’”。前一類是“曆術”，不是“曆本”。《漢志》“並未將實用曆本單列爲一個門類，也未涵蓋在‘曆譜’之中”。
上述竹簡，不叫“曆譜”叫什麼？鄧先生說，最好叫“曆日”。他認爲，“曆日”是古人一貫使用的名稱。比如《周禮》鄭注、王充《論衡》就都提到“曆日”一詞，東漢以後，也有這種說法。唐宋時期的“具注曆日”就是合“曆日”和“日書”爲一體。他甚至認爲，銀雀山漢墓M2出土的《元光元年曆譜》，其自題“七年視日”，“視日”不通，“應據曆學校改爲‘七年曆日’”。
劉樂賢先生贊同鄧說，但略有不同（原注：劉樂賢《簡帛數術文獻探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22—26、255—272頁）。
他說，《漢志》的“曆譜”分三類，第一類同鄧說，主要是“曆”（還包括日月五星行度和日晷），第二類也同鄧說，主要是“譜”。但他補充了第三類，還有算術書。他認爲，“曆”是“曆”，“譜”是“譜”，“曆譜”是“曆”、“譜”的合稱，“古書罕見‘曆譜’一詞”。
關於《元光元年曆譜》，他的意見是，原文還是“七年視日”，不是“七年曆日”，“視日”可能與選擇時日有關。
這一討論很重要，不僅涉及到這類竹簡的定名，還涉及整個數術文獻的分類。它已經影響到考古報告的定名。比如2000年孔家坡漢墓M8出土的《曆日》，這個書題就是受了上述討論的影響，已經換了叫法（原注：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孔家坡漢墓簡牘》，文物出版社，2006年，191—194頁）。
受各位學者啟發，我也對這個問題做過討論（原注：李零《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修訂本），北京：三聯書店，2008年，303—310頁）。
我的看法是：
（一）《漢志》所謂“曆譜”，主要屬於曆算類。它可以分得更細，包括曆法、行度、譜牒、日晷、算數五類。這五類，除日晷類，都有出土實例。上述“曆譜”簡是年曆類的甲子表。這些曆表都是以曆法爲基礎，並與譜牒有密切關係。“譜牒”的“譜”，本來就是指這類表。
（二）“曆譜”的“曆”是曆法或曆術，“譜”是譜表，包括世表、年表、月表等不同形式的表。這些表是以曆法、曆術爲基礎。我們不能把“曆”、“譜”視爲截然不同的兩類。“曆譜”作爲合稱詞，不光見於《漢志》，還有一些例子。上述“曆譜”簡，還是和這類有密切關係。
（三）這類竹簡有自題，應名從其主，叫“視日”或“質日”。“視日”一詞，是查看時日的意思。它也見於包山楚簡，是當值官員的代稱。秦漢墓葬隨葬這類竹簡，可能是供當值官員填寫政事記錄，類似值班日志。
曆表類的竹簡，自題“視日”、“質日”，我舉過兩個例子：
（1）1972年銀雀山漢墓M2出土的《元光元年曆譜》。這是漢武帝元光元年七月至次年後九月的干支表，注節氣、反支，簡文自題是《七年視日》（原注：吳九龍《銀雀山漢簡釋文》，文物出版社，1985年，233—236頁）。
（2）1988年張家山漢墓M136（M336）出土的《漢文帝前元七年曆譜》。材料尚未發表，據簡報介紹，簡文自題是《七年質日》（原注：荊州地區博物館《江陵張家山兩座漢墓出土大批竹簡》，《文物》1992年第9期，1—11頁）。
這樣的例子，其實還有，只不過尚未發表。但這兩個例子，已經足夠說明問題。我的看法是，不管大家對“曆譜”的理解有多大分歧，我們還是應該尊重竹簡本身的叫法，最好把這類簡叫做“視日”或“質日”，而不必改稱“曆日”。
關於上述討論，我已經講過很多話，這裏不再重複，我只補充幾句：
第一，“視”和“質”古音相近（“視”是禪母脂部字，“質”是端母質部字），可能是通假字，前者有察視之義，後者有比對之義，含義也比較接近。“視日”的含義，大概並不複雜，只是查看日子的意思。這類曆表固然列有建除、反支等吉凶日，與選擇有交叉，但更主要的功能，還是給執事、視事的值班官員用，用來記錄政事，用以考核政績。
第二，上述曆表，都是精確到日的年曆。曆術推步，排甲子，在我國很有傳統，羅振玉講“曆譜”已經提到這一點。這是視日簡的基本要素。古人排曆，有排曆的工具，如曆年出土的干支籌，就是這種工具（原注：如河北柏鄉縣東小京戰國墓所出，參看柏鄉縣文物保管所《河北柏鄉縣東小京戰國墓》，《文物》1990年第6期，67—71頁）。過去，中國歷史博物館的通史陳列，有一件戰國時代的“干支儀”，它有兩層小輪，好像密碼鎖對號，可以用來對干支。排日，當然屬於“曆”，列表當然屬於“譜”。
第三，上述曆表，可以加注。加吉凶宜忌，固然類似日書，但它的用途，主要不是選擇時日，而是記錄政事，和管理有很大關係。
關於最後這一點，有兩個例子值得注意：
（1）1983年張家山漢墓M247出土的《曆譜》（漢高祖五年四月至呂后二年後九月的年表），其中有“（五年）後九月……新降爲漢”、“（十二年）六月病免”等辭，顯然屬於記事之辭（原注：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文物出版社，2001年，129—130頁）。
（2）1993年尹灣漢墓M6出土的《元延二年日記》（漢成帝元延二年的日記），是“在預先編制成冊的元延二年曆譜上記事”，墓主把他的出差記錄，填在預先排定的元延二年曆表上。這個日記，詳細記載墓主從哪裏出發，到哪裏去，沿途住在哪裏，有很多傳舍、驛站和官署的名稱（原注：連雲港市博物館等《尹灣漢墓簡牘》，中華書局，1997年，138—144頁）。
世考中國日記之始，多溯源於劉向《新序·雜事一》，以爲“日記”之初義，即“日有記也”。宋以來，更盛舉黃山谷《宜州家乘》（見陸遊《老學庵筆記》），以爲私人所記，爲行狀、年譜所取資。我想，早期日記，主要是值班日記。值班日記，屬於檔案，和後來的私人日記還有所不同。
這是以“曆”爲主的簡。
二、日書
上面，我們談《流沙墜簡》，有一件事值得注意。當年，羅振玉定術數簡，其中有《吉凶宜忌殘簡》和《占書》。這兩種殘簡，前者，羅氏叫“陰陽書”。“陰陽書”是後世對選擇書的籠統叫法。日書就是一種選擇書。後者，“旅”字並不是旅卦，和筮書無關，從內容上看，也是日書。實際上，他已經接觸到漢代的日書。只不過，羅氏還不知道，古人有“日書”這個叫法。
日書被人們認識，是上世紀70年代。
1975年，睡虎地秦墓M11出土過兩種《日書》，分甲、乙兩種。其中的乙種，最後一簡（簡260）自題“日書”，爲我們提供了綫索。從此，大家把這類文獻叫“日書”（原注：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文物出版社，1990年，255頁）。
最近，孔家坡漢簡《日書》，經紅外綫處理，也發現了自題，同樣叫“日書”（原注：日本學者森和在“出土數術文獻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披露。他的文章是《從離日和反支日看〈日書〉的繼承關係》，見http // www.bsm.org.cn/show article. php?id=862）。
“日書”這個名稱是沒有問題的。
現已發現的日書，戰國有兩種，秦代約有七八種，漢代約有十種，粗略統計，大概在20種上下。這些日書，長短不一，形式各異，有些只是摘抄，基本特點是什麼？應該總結一下。
我認爲，日書的特點是：
（1）它的構成要素有兩個，一個是“曆”，一個是“忌”。“曆”是曆表，即以甲子表體現的各種曆表（有年表、月表或積年的大表）；“忌”是吉凶宜忌，即從事各種活動的吉凶宜忌。
（2）常見日書，一般分兩部分。前面是曆忌總表，後面是分類選擇。曆忌總表，詳列十二月的吉凶日，供人選擇。這種總表，現在寓目，主要是兩種，一種是建除表，一種是叢辰表。建除又分楚除、秦除，叢辰也有秦楚之別。它們都是按曆表選日子。分類選擇，不一樣，是按項目選，各講各的吉凶宜忌。
（3）前者是以“曆”爲經，以“忌”爲緯，把吉凶宜忌注在曆表上，按時間檢索，類似後世的具注曆。後者相反，是以“忌”爲經，以“曆”爲緯，把時間注在選擇事項下，按選擇事項檢索。
（4）《協紀辨方書》，“協紀”的“紀”是時間，“辨方”的“方”是方位。這是晚近的選擇書。現存日書，也是這樣，不光講時間，也講空間，有各種方向之忌，特別是與出行和軍事行動有關的吉凶宜忌。它是一種把時間和空間整合在一起，天地萬物都裝在裏面的大體系。
（5）現存日書，除選擇時日，還旁及星占、式法、風角、五音、納甲、十二聲、六呂六律、卜筮、占夢、相宅，以及厭劾祠禳，它還試圖打通各類數術。
（6）日書的選擇事項，簡直無所不包，凡是日常生活可能涉及的方面，比如裁衣、起蓋、出行、嫁娶，幾乎一切，都可以裝進這個體系。它還是一種“日常生活的百科全書”。
（7）選擇術，春秋就有，和晚期日書比較，更具原始性。早期選擇，往往跟某種神話傳說有關，要依托某個傳說人物。這種選擇，一般是單項，更像戰國秦漢日書的雜忌，沒有時間總表。曆忌總表，肯定是後起（原注：參見李零《中國方術續考》，中華書局，2006年，370頁注②的例子）。
日書簡和視日簡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它們都與“日”有關，名稱都有“日”字。但這兩類簡很不一樣。
日書是選擇時日的書。這種書，屬於數術中的選擇類。選擇時日離不開“曆”。但它關心的，主要不是“曆”，而是“忌”，即所謂“曆忌”。
“曆”有年月日，“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千字文》），年是時間輪回的基本單位。中國早期的年曆，一般分兩種，一種是“四時令”，一種是“五行令”。前者是按四時二十四節氣分配十二月，後者是按五行三十時分配十二月。例如賽克勒美術館收藏的子彈庫帛書就有這兩種。過去所謂的“楚帛書”，其實是“四時令”。另外那種沒發表。但銀雀山漢簡有《三十時》，《三十時》屬於“五行令”。
古代的時令書，不光講節氣，還講吉凶宜忌。後世曆書，繼承了這一傳統。
時令書，有些細化到日，有些只講月。日有日禁，月有月諱，不光日書一種。專門講月的書，古有“月令”，月是基本單位。專門講日，才叫“日書”。日書講吉凶宜忌，一定要具體到日。
王充說，“歲月之傳既用，日禁之書亦行”（《論衡·譏日》），是兩者並舉。子彈庫帛書的兩種令屬於前者，出土日書屬於後者。日書就是“日禁之書”。
陰陽五行說，是中國的宇宙論和自然哲學。選擇時日的書，和陰陽五行說關係最大。講日也好，講月也好，不管時間怎麼分，總是爲了趨吉避凶。這類書，古人最籠統的叫法是“陰陽書”，後世仍用這個名稱。《漢志·數術略》把這類書收在“五行類”。中國後來的數術書，分類有很多變化，但選擇一直是“陰陽五行”書的主體。
讀《漢志·數術略》，我們不難發現，“曆譜”類的古書，和史書關係最密切，不光其中的“曆”，也包括其中的“譜”。它們都和史書有很大關係。中國古代的檔案、中國古代的史書，時間、地點、人物、事件四要素，一樣不能少。特別是時間，更是框架性的東西。歷史歷史，沒有“曆”就沒有“史”，特別是編年史。
司馬遷作《史記》，是以世系爲主，年代是靠他的十表。他作《十二諸侯年表》，曾說作表之難，在於取材多源，“儒者斷其義，馳說者騁其辭，不務綜其終始，曆人取其年月，數家隆其神運，譜諜獨記世謚，其辭略，欲一觀諸要難”。他所謂“表”，包括世表、年表、月表，這種東西，其實就是“譜”。《史記》的“世表”、“年表”，就是《漢志·數術略》的“世譜”、“年譜”。
日書和“曆譜”是什麼關係，司馬遷的話很有啟發。“曆人”重“年月”，“譜牒”（編譜牒的人）重“世謚”，“數家”重“神運”。這是基本區別。
我理解，曆表與譜牒相配，就是“曆譜”，“曆”和“譜”關係最密切。日書和它們的關係要遠一點。它雖用“曆”，卻完全是另一類。日書是數家的書，它更看重“神運”，即上面說的吉凶宜忌。
總之，“曆”、“譜”屬於“曆譜”類，日書屬於“五行”類，完全是兩種書。
日書以算命推運爲主，和占卜關係大，和歷史關係小。
三、葉書（牒書）
葉書就是牒書。這一類，大家最陌生。其實，這種簡早就發現過，只不過我們一直都不知道它自己管自己叫什麼。學者題名，叫法很隨意。如：
（1）1975年，睡虎地秦墓M11出土的《編年記》。是墓主喜的簡歷。他出生於秦昭襄王四十五年。編年不始於這一年，而是從秦昭襄王元年記起，止於秦始皇三十年，即他46歲時，估計包括了他的一生。這篇簡文，有如自傳和年譜，因爲是編年記載，因此題名《編年記》（原注：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文物出版社，1990年，3—10頁。1986年，放馬灘秦墓M1出土的《墓主記》，似乎也是類似的東西。因爲簡文尚未發表，無法做出判斷。據介紹，簡文是講墓主“因傷人而棄市，後又死而復活，同時追述了丹過去的簡歷和不死的原因”。參看何雙全《天水放馬灘秦簡綜述》，《文物》1989年第2期，23—31頁。）
（2）1977年，雙古堆漢墓M1出土的《年表》。簡文殘缺嚴重，分甲、乙兩種，據介紹，主要是記春秋戰國時期各國君主的在位年數，下限止於秦始皇。這種竹簡，也編年，也記事，整理者最初叫《大事記》，後來改叫《年表》（原注：文物局文獻室等《阜陽漢簡簡介》，《文物》1983年第2期，21—23頁；胡平生《阜陽漢簡〈年表〉整理札記》，《文物研究》1991年第7期，黃山書社，392—402頁。）
最近幾年，我曾兩次去荊州。我是從荊州博物館的發現，才知道這類竹簡叫“葉書”。
我第一次聽說“葉書”是2005年12月底。我從武漢去荊州，荊州博物館的王明欽館長陪我到處參觀。他說，他們挖出過一種叫“葉書”的竹簡。我問他怎麼寫，他說，“葉”就是“樹葉”的“葉”。當時，我很興奮。因爲我一直認爲，年表類的古書，就是司馬遷說的譜牒（原注：李零《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281—286頁。）我跟他說，我理解，“葉書”應讀“牒書”，其實就是世表、年表和月表一類東西。
從荊州回來，武漢大學的歷史學院邀我演講，讓我講講研究竹簡的心得。我說，我已經好久不摸竹簡了。這些年，只有一個新知識，就是王明欽館長告訴我的“葉書”。“葉書”是什麼？就是我很關心的“譜牒”，現在總算有綫索了。
可惜的是，當時我還沒有看過原物，只是聽王館長說有這麼一類東西。
今年，我參加過武漢大學簡帛中心舉辦的“出土數術文獻國際學術研討會”（4月7—9日），會議最後一天，輪我發言，是談簡帛文獻的分類，我專門講過“視日”、“日書”和“葉書”的關係，也就是這篇文章的想法。會後，彭浩先生安排大家到荊州博物館看竹簡，我才第一次看到他們發掘出土的葉書簡。
荊州出土的葉書簡有兩種，一種是印臺漢墓M60出土，一種是松柏漢墓M1出土。參觀時，我只看到前一種，簡書自題很清楚，確實是“葉書”二字。回到北京，彭浩先生把後一種的釋文寄給我，讓我大開眼界。
最近，松柏漢墓M1有簡報發表。簡報說，松柏漢墓M1共出土木牘63塊，內容分五類，其中第三類是“葉（牒）書”，內容是“記載秦昭襄王至漢武帝七年歷代帝王在位的年數”（原注：荊州博物館《湖北荊州紀南松柏漢墓發掘簡報》，《文物》2008年第4期，24—32頁。）
離開武漢前，我還參觀過湖北省博物館。展品中有一件木牘，引起我的注意。
這件木牘是1986年荊州江陵毛家園漢墓M1出土（原注：湖北省博物館《書寫歷史——戰國秦漢簡牘》，文物出版社，2007年，77頁。）木牘釋文是：
十二年八月壬寅朔。己未，□鄉疇敢告地下主：1
泗陽（？）關內侯寡大女精死，自言以家屬馬牛徒，今牒書所具（？）2
徒者，□牒移此，家複不事，可令史□路（？）以從事，它如律令。3
敢告主。4
這件木牘也提到了“牒書”。牘文模糊不清。這裏除斷句、標點有一點改動，基本上是抄錄展覽圖錄的釋文，第三行“牒”字上面的字似是“奉”字。
這裏需要探討的是，“牒書”的“牒”到底是什麼意思。
我理解，古書所謂的“牒”，是簡冊的基本單位。未經編聯的簡冊，竹簡一枚，木牘一枚，都叫“牒”。王國維說：“竹木通謂之牒，亦謂之札。”（原注：見王國維《簡牘檢署考》的開頭。參見李零《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144—165頁附印的王國維《簡牘檢署考》的標點本。）
簡冊，有先編後寫和先寫後編兩種。如果事先有底本，只是過錄副本，往往都是先編後寫。如果臨時記事，有一事記一事，則往往都是先寫後編。竹簡，先編後寫比較多，往往是抄成卷的東西。木牘，則往往單獨書寫，可以編起來，也可以不編，很像現在文具商店出售的拍紙本（pad notes），一張一張撕下來，單獨使用。比如走馬樓三國簡，就是由臨時記事的木牘，積累到一定時候，經過匯總和分類，再編聯成冊，最後裁切簡冊，讓簡頭簡尾整齊一點（古人叫“等”）。
葉德輝曾經討論過“葉”和“牒”的關係。今天，重讀《書林清話》卷一“書之稱葉”條，仍然很有啟發。
葉氏指出：
（1）“今俗稱書一紙爲一頁”，“頁”本作“葉”。
（2）“古者簡籍之式，或用竹，或用木。竹以一簡爲一?，木以一版爲一枼”。
（3）“牒”與“札”互訓，都指木簡。
他說紙本的“葉”是源於簡牘的“枼”、“?”或“牒”，很對，但毛病是，他太拘泥許慎《說文》的分部。許慎編《說文》，往往以部首劃界，專字專用，抹殺通假，好像每個字只許有他說的用法。葉氏說，“?”字从竹，專指竹簡；“枼”字从木，專指木簡；“牒”、“札”互訓，也專指木簡；“葉”字从艸，只是“艸木之葉”。這樣劃分，並不能反映古人的實際用法。
現存古書，每頁都有頁碼，這種頁，本來叫“葉”。
簡帛文獻，也有葉號。如：
（1）1959年磨咀子漢墓M6出土的《儀禮》。這部古書，每簡的簡尾都有古人書寫的簡序編號，其中的“七”都寫成“桼”。這種編號就是葉號（原注：甘肅省博物館等《武威漢簡》，中華書局，2005年，87—135頁。）
（2）1993年尹灣漢墓M6出土的《元延二年日記》。這批簡文分六組，每一組自爲起訖，在簡端標序，從“第一”至“第某”。這種編號也可視爲分組的葉號（原注：《尹灣漢墓簡牘》，138—144頁。）
另外，上博楚簡有一種講龜卜的小書，尚未發表，也有葉號，是寫在簡尾。
這種葉號，對理解“牒書”很有用。
我們都知道，楚國竹簡有“以事記年”的習俗。我說，“這種記年之事不會正好發生在歲首，而是該年的一種代表性事件。也就是說，其歲名都是後來清抄時補加”（原注：李零《中國方術正考》，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221頁。）現在，道理也一樣，“十大新聞”都是年終評出來的，評出來，才能代表這一年。可見，很多歷史記錄都有二次整理。記錄之前，簡牘可能是散置。
1993年，我在弗利爾/賽克勒美術館訪問，對檔案有一點體會。這兩個博物館都屬於美國國立博物館的總管部門史密森學院（Smithonian Institution）。史密森學院是美國聯邦政府的下屬部門。他們的辦公室，經常互送memo，打電話，也有記錄。這種memo，照例有四項：date（日期），to（寫給誰），from（誰寫），re（談什麼事）。其實，這種東西，中國古代也有。
古代史書的基礎是檔案，檔案的基礎是日常記錄。所謂編年，所謂大事記，都是從零散的記錄匯編而成。只有經過事後的整理，才有系統的世次，系統的編年。
牒書是用零散的簡牘編成的書，主要屬於文書類。
2003年7月25日寫於藍旗營寓所 補記：睡虎地秦墓《編年記》是以王年記生平（並且是從墓主出生時的那個王的頭一年記起）。這種記事法應是譜牒的傳統記事法。西周銅器史牆盤，就是以史牆祖考的世次對應於周王的世次。
附：葉德輝《書林清話》卷一有“書之稱葉”條：
今俗稱書一紙爲一頁。
按《說文解字·頁部》：“頁，頭也。从??从儿，古文稽首如此。”（微刊按：《文物》原文於此處多一“云”字，《待兔軒文存》已改。然二書均誤“頁”爲“首”。）是頁爲稽首之首本字，於書無與也。
其字又作葉。自有書本，即有此名。《墨莊漫錄》稱吳彩鸞所書《唐韻》爲旋風葉是也。但《說文解字·艸部》：“葉，草木之葉也，从艸枼聲。”於書葉之葉亦不相類，蓋其本字當作枼。
《說文解字·木部》：“枼，楄也。枼，薄也。从木世聲”，而楄下云：“楄部，方木也。从木扁聲。《春秋傳》曰‘楄部薦幹’。”按：今《左》昭二十五年傳作“楄柎藉幹”，杜注：“楄柎，棺中笭床也。幹，骸骨也。”自是枼之本義。其云“枼，薄也”，則爲書葉之枼。
古者簡籍之式，或用竹，或用木。竹以一簡爲一?，木以一版爲一枼。《說文解字·竹部》：“?，籥也。从竹枼聲。”“籥，書僮竹笘也。从竹籥聲。”此竹簡从?之證也。又《片部》：“牒，札也。从片枼聲。”《木部》“札，牒也。从木乙聲”，此札牒从木之證也。
牒之木多用柹，《顏氏家訓·書證篇》云：“《後漢書·楊由傳》云：‘風吹削胏。’”此是削札牘之柹耳。古者書誤則削之，故《左傳》云“削而投之”是也。
或即謂札爲削。王褒《童約》“書削代牘”，蘇竟書云“昔以磨研編削之才”，皆其證也。《詩》“伐木滸滸”，毛傳云：“滸滸，柹貌也。”史家假借爲肝胏字，俗本悉作脯臘之脯，或爲反哺之哺。學士因解云：“削脯是屏障之名”，既無證據，亦爲妄矣。此是風角占候耳。《風角書》曰：“庶人風者，拂地揚塵轉削。”若是屏障，何由可轉也。觀黃門所辨，知札牒之木爲柹木。又知木牒之牒，其制甚薄，故風可吹亦可轉。
六書，枼一訓薄，薄則便於翻檢，故一翻爲一枼。
段玉裁注?字云：“小兒所書寫，每一笘謂之一?，今書一紙謂之一頁，或作葉，其實當作此。按段氏知其一不知其二。之於牒，皆从枼聲。是枼字在、牒之前明矣。竹簡之書，僅能成行，不能成牒，書僮之笘，又其小者，何能謂之葉？不知?字專爲竹笘一?之稱。牒謂木牘一版之稱。一葉之葉當作枼。亦取其薄而借用之，非其本義如此也。”
吾嘗疑葉名之緣起，當本於佛經之梵貝書。釋氏書言西域無紙，以貝多樹葉寫經，亦稱經文爲梵夾書。此則以一翻爲一葉，其名實頗符。不然，艸木之葉，於典冊之式何涉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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