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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刘歆伪造鲁恭王坏孔子宅及孔安国献书事
一、鲁恭王坏孔子宅出自刘歆语 东汉班固在《汉书?艺文志》里谈到『武帝末，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恭王往入其宅，闻鼓琴瑟钟磬之音，于是惧，乃止不坏。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其出处实禀于刘歆的《移书让太常博士》：『……及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篇，《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旧书，多者二十余通，藏于秘府，伏而未发。孝成皇帝愍学残文缺，稍离其真，乃陈发秘藏，校理旧文，得此三事，以考学官所传经，或脱简，或脱编。博问人间，则有鲁国桓公、赵国贯公、胶东庸生之遗学与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识者之所叹癏，士君子之所嗟痛也。……谓左氏不传春秋，岂不哀哉。』 按，刘歆在《移书让太常博士》里，只说得到的古文包含了『《逸礼》有三十九篇，《书》十六篇』，而到了后来或经班固之有改编过的刘歆的《七略》的《汉书?艺文志》则又成了发现了『《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按，当刘歆行文斥责太常博士的《移书让太常博士》所言，鲁恭王坏孔子宅时，发现了『《逸礼》有三十九篇，《书》十六篇』，是其掌秘府图书，于是校书其中，是可以见到外界未见的皇家珍藏图书的权力，故其出口所说是否属实，外人无从得知真相，自可任其个人曲与委说。 而刘歆的《移书让太常博士》的写作时间，依《汉书?楚元王传》，则是由『哀帝初即位，大司马王莽举歆宗室有材行，为侍中太中大夫，迁骑都尉、奉车光禄大夫，贵幸。复领《五经》，卒父前业。歆乃集六艺群书，种别为《七略》。语在《艺文志》。歆及向始皆治《易》，宣帝时，诏向受《谷梁春秋》，十余年，大明习。及歆校秘书，见古文《春秋左氏传》，歆大好之。时丞相史尹咸以能治《左氏》，与歆恭校经传。歆略从咸及丞相翟方进受，质问大义。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歆亦湛靖有谋，父子俱好古，博见强志，过绝于人。歆以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而公羊、谷梁在七十子后，传闻之与亲见之，其详略不同。歆数以难向，向不能非间也，然犹自持其《谷梁》义。及歆亲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列于学官。哀帝令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其义，诸博士或不肯置对，歆因移书太常博士，责让之曰』而起。 刘歆在《移书让太常博士》里，只说得古文包含了『《逸礼》有三十九篇，《书》十六篇』，在班固《汉书?艺文志》则又成了发现了『《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东汉而与班固约同时的以疾虚妄为己任的王充，则在《论衡?佚文篇》指出：『孝武帝封弟为鲁恭王。恭王坏孔子宅以为宫，得佚《尚书》百篇、《礼》三百、《春秋》三十篇、《论语》二十一篇，闻弦歌，惧，复封涂。上言武帝，武帝遣吏发取，古经《论语》，此时皆出。』又在《案书篇》里指『得佚《春秋》三十篇，《左氏传》也。』这些言论实更加油添醋，更为虚妄了，把《左传》也包括了进去。而更稍晚的许慎在《说文解字?叙》里说：『壁中书丈，鲁恭王坏孔子宅而得《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也是把《左传》包括进去了，成了王允的流亚了。 二、《汉书》记鲁恭王坏孔子宅事件于《史记》成书后的『武帝末』的不正确 按，司马迁《史记》的《鲁恭王世家》，并未载坏孔子宅发现古文经一事，而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又是他自己于文中指出，是依据刘歆的《七略》而『今删其要，以备篇籍』抄来的。于是清未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主张于是都是刘歆此人伪造了包括《毛诗》《古文尚书》《逸礼》《周官》《费氏易》《左氏春秋》等在内的古籍，并且认为『始作伪，乱圣制者，自刘歆；布行伪经、篡孔统者，成于郑玄』。 按，《史记?鲁恭王世家》：『鲁恭王余，以孝景前二年，用王子为淮阳王。二年，吴、楚反。破后，以孝景前三年徙为鲁王。好治宫室、苑囿、狗马。季年好音，不喜辞辩，为人吃。二十六年，卒。』依《史记》，鲁恭王『好治宫室、苑囿、狗马。季年好音』，并未有记载此一重大学术发现事件。如果真有此一事件，司马迁怎会不振笔疾书呢。而且鲁恭王早死于《汉书?艺文志》所说的『武帝末』之前，如何能去坏孔子宅。如果只是一比对《移书让太常博士》，即比对出《汉书?艺文志》记事跳跃式，遗掉刘歆《移书让太常博士》内所说的『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而并非鲁恭王于汉武帝末年才去坏孔子宅，故有关纪事似应以刘歆《移书让太常博士》内容为正，不可听信班固《汉书?艺文志》的记载。此一坏孔子宅，依刘歆《移书让太常博士》，似应并非发生于『武帝末』，而乃是『遭巫蛊仓卒之难』之前。而史家班固记事囫囵吞枣而致记载失实，其『武帝末』的『末』应改正为『时』。 但是，是耶，非耶。此一学术重大发现事件如果为真，为何司马迁没有记载。而且如果刘歆《移书让太常博士》所说是实，则『……及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篇，《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而司马迁的《史记》正是纪史至武帝天汉年间，如果天汉年间之前，果有『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篇，《书》十六篇』的学术发现重大成果，而且献于武帝，必藏于太史令可见的秘府，即《史记?太史公自序》里所说的太史令所掌管的『史记石室金匮之书』（秘府），则司马迁何以不知而未记载于《史记》内。故刘歆以其掌秘府之职，而在后世随意向众儒宣布武帝年间，在司马迁《史记》写作年代时曾有发生鲁恭王坏孔子宅事，事关司马迁欣佩的孔子，却未记载，则又何说。 更足以明刘歆说鲁恭王坏孔子宅的虚妄的，就是在于司马迁曾亲自到孔子家乡去探访，还见当地儒生习礼不缀，大大致上贙美。如果真有鲁恭王坏孔子宅此一有辱斯文的学术大事件，司马迁怎会毫不知情，当地人岂不会传此轶事入于司马迁之耳。但何以如此不可思议，而司马迁在《史记》里毫无提起分毫。于是见班固据刘歆《七略》而成的《汉书?艺文志》里把此事虚构成『武帝末』的微言大义了。不就是如果系年于武帝末，『天汉』年间稍前，则其时司马迁的《史记》大致完成。鲁恭王坏孔子宅系年于此，《史记》不记载，俗儒不究其实，光看文字抄书成习，不去推敲鲁恭王生卒的不合者，就一定皆唯唯诺诺，以为此事发生时《史记》当然不记载了。 三、刘歆的《移书让太常博士》内容荒誔离奇，满篇谎话十足 ～～死了30年，尸骨已寒的孔安国竟可以献书 《史记?儒林传》：『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其家逸书，得十余篇。』孔安国的实际生卒年不详，《史记?孔子世家》言：『安国为今皇帝博士，至临淮太守，蚤卒。安国生卬，卬生驩。』近人王国维考其死于元光、元朔之间（前134~123年）。司马迁成《史记》时，孔安国早已逝，同时孔安国是如司马迁所云『早卒』，享寿很短。而司马迁尚记载到其孙辈的孔驩，则亦与其孙辈同时代人。但是孔安国是申公的弟子，而《史记?儒林传》说：『弟子为博士者十余人：孔安国至临淮太守』，而申公死于汉武帝时，『因废明堂事，尽下赵绾、王臧吏，后皆自杀。申公亦疾免以归，数年卒。』而此废明堂事，依《史记?孝武本记》，系于武帝元年：『元年，汉兴已六十余岁矣，天下乂安，荐绅之属皆望天子封禅改正度也。而上乡儒术，招贤良，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欲议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诸侯。草巡狩封禅改历服色事未就。会窦太后治黄老言，不好儒术，使人微得赵绾等奸利事，召案绾、臧，绾、臧自杀，诸所兴为者皆废。』 窦太后死于建元六年（前135），而申公亦应逝于窦太后去世前后。而孔安国的其家有《古文尚书》的『逸书』，明载于《史记?儒林传》，而且是孔安国『以今文读之』，而且依其行年，如前所述，亦未能活到即位五十四年的汉武帝的『末年』，而依刘歆的《移书让太常博士》：『……及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篇，《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则孔安国献书，是在汉武帝的天汉元年到四年之间，即公元前100到97年之间了，即汉武帝即位后四十年左右了。但如此一来，和王国维所考的孔安国早已卒于前134~123年，而故知刘歆的《移书让太常博士》：讲『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又是神话怪谈，谎话连篇。死了30 年，尸骨已寒的孔安国竟可以献书，如此一看，刘歆的《移书让太常博士》内容荒誔离奇，满篇谎话十足了。 献书一事又不见于《史记》，《史记?儒林传》只说：『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其家逸书，得十余篇。』不必鲁恭王去坏孔子宅，孔氏子孙的孔安国自有『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的《古文尚书》，不过孔安国早已用今文去读之了，即已解成今文之经了。 四、探索刘歆说谎的目的——为立《逸礼》及《古文尚书》于学官而盛言耸听 鲁恭王没有去坏孔子宅，而刘歆偏偏如是说。凡是任何虚话连篇，必有不可告人之目的。也就是，此一非实之说，出之于刘歆之口，刘歆必有其不可告人的目的而为此伪说。吾人一比对《史记》与刘歆的《移书让太常博士》的内容，即知，刘歆是为『《逸礼》有三十九篇，《书》十六篇』找个出处，假托给孔安国所献，并假托孔安国所献书的来源，是来自于鲁恭王坏孔子宅时，所获见，于是纲举而目张；而刘歆的居心及目的也就看出来了。 此鲁恭王坏孔子宅之事既不见司马迁书之于《史记》，只出于后世刘歆之口，故此事纯属虚妄。而孔安国又死于刘歆伪称其献书于武帝天汉年间的三十年以前，尸骨早寒，如何能献书，则刘歆所说，孔安国献了『《逸礼》有三十九篇，《书》十六篇』，又系伪说。也就可以看出，既然孔安国没有刘歆所说，在天汉年间献书一事，故可知其所谓『《逸礼》有三十九篇，《书》十六篇』的来路就不明了。 此一来路的不明，如果要是推论就是刘歆伪造了『《逸礼》有三十九篇，《书》十六篇』，或也过当。刘歆掌秘府，声称他见了孔安国所献，出于鲁恭王坏孔子宅所得的『《逸礼》有三十九篇，《书》十六篇』，其真相兹推敲于下。 （一）古文尚书十六篇 按，依《史记?儒林列传》，有关今文尚书，始于伏生，『伏生者，济南人也。故为秦博士。孝文帝时，欲求能治尚书者，天下无有，乃闻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时伏生年九十余，老，不能行，于是乃诏太常使掌故晁错往受之。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兵大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闲。学者由是颇能言尚书，诸山东大师无不涉尚书以教矣。伏生教济南张生及欧阳生，欧阳生教千乘儿宽。儿宽既通尚书，以文学应郡举，诣博士受业，受业孔安国。儿宽贫无资用，常为弟子都养，及时时闲行佣赁，以给衣食。行常带经，止息则诵习之。以试第次，补廷尉史。是时张汤方乡学，以为奏谳掾，以古法议决疑大狱，而爱幸宽。宽为人温良，有廉智，自持，而善著书、书奏，敏于文，口不能发明也。汤以为长者，数称誉之。及汤为御史大夫，以儿宽为掾，荐之天子。天子见问，说之。张汤死后六年，儿宽位至御史大夫。九年而以官卒。宽在三公位，以和良承意从容得久，然无有所匡谏；于官，官属易之，不为尽力。张生亦为博士。而伏生孙以治尚书征，不能明也。』在此传文里，司马迁叙述了今文尚书于直到武帝末年前的传承。并连同孔安国有《古文尚书》『十余篇』一事叙述下文： 『自此之后，鲁周霸、孔安国，雒阳贾嘉，颇能言尚书事。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滋多于是矣。』《史记》内所说，孔安国还以其《古文尚书》而『起其家』，即，孔安国因拥有古文尚书，则他虽是伏生的弟子，受了今文尚书，但又以今文讲授家藏古文尚书，故兼通今古文尚书，而且因讲授古文尚书不缀而闻名且有传承。则孔安国的十多篇的《古文尚书》就在民间流传，不必出于刘歆所掌的秘府内。而《汉书?儒林传》记述了孔安国的古文尚书传承时说： 『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以今文字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兹多于是矣。遭巫蛊，未立于学官。安国为谏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迁书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縢诸篇，多古文说。都尉朝授胶东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少子，以明谷梁春秋为博士、部刺史，又传左氏。常授虢徐敖。敖为右扶风掾，又传毛诗，授王璜、平陵涂恽子真。子真授河南桑钦君长。王莽时，诸学皆立。刘歆为国师，璜、恽等皆贵显。世所传百两篇者，出东莱张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为数十，又采左氏传、书叙为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数简，文意浅陋。成帝时求其古文者，霸以能为百两征，以中书校之，非是。霸辞受父，父有弟子尉氏樊并。时太中大夫平当、侍御史周敞劝上存之。后樊并谋反，乃黜其书。』而末于『赞曰』时指出：『平帝时，又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按，班固此传里，以司马迁向孔安国学古文尚书，其论据是从《史记》多篇内容有出自古文尚书，于是想当然耳。因为，依《史记?太史公自序》只云他自已『年十岁则诵古文』，未说自已向孔安国问故，这只是班固自已推想之辞，真实未必。而孔安国的古文尚书，依班固此传，当传于胶东庸生，而胶东庸生授清河胡常少子。但后云后世出现张霸的假尚书百篇，不合于『中书』(秘府)的藏本，按，当指的是秘府所藏的今古文尚书，则当日流行的『百两篇』的古今文尚书合体版，乃是张霸伪书。于是刘歆端出了所谓在秘府内的『《书》十六篇』的秘府古文尚书版本来了。 则如依分析《汉书?儒林列传》可知，当刘歆以《移书让太常博士》时，天下的古文尚书的版本混乱，刘歆于是号称其拥有的即孔安国所献，出自于鲁恭王坏孔子宅时的正宗惟一独家古文尚书秘本是也。当然，是否就因此全出于刘歆伪造，此应属过甚其辞，但是，刘歆欲立学官的标准本的秘府的古文尚书十六篇，应即随刘歆之意，想改就改，而以秘府本为号，以堵天下之口，也是水到渠成，不费吹灰之力，想伪就伪，思毫不会漏饀。 而且，其实，依吾人另文所考，此又与另一椿造伪的学术公案，即《汉书?景十三王传》:『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繇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是时，淮南王安亦好书，所招致率多浮辩。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其学举六艺，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修礼乐，被服儒术，造次必于儒者。山东诸儒者多从而游』有关。此事又伪，如另文所考。而与所谓河间献王版本的『古文尚书』又有关，当是刘歆揉孔安国及河间献王版的古文尚书及已涂改后的私意的版本。因为，《史记?五宗世家》只言：『河闲献王德，以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子为河闲王。好儒学，被服造次必于儒者。山东诸儒多从之游。二十六年卒，子恭王不害立。』完全没有关于河间献王有『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的记载。而河间献王也是司马迁同时代而稍早，其有如此的学术上的丰功伟业，以看重学术的司马迁其人，又为何不知而不记载呢。甚至刘歆在《移书让太常博士》内也未提及分毫呢。可知班固之《汉书》所记的传闻失实，路边小道之言不考信而乱载。班固不为良史，而《汉书》也不为信史。学者要引用务必要斟酌再三，以免造成学术失误。 《汉书?儒林传》末于『赞曰』时指出：『平帝时，又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知虽太常博士反对，但终于，还是在平帝时，立『古文尚书』，而其标准本，当然就是刘歆掏出来的其可随意涂改之后的『书十六篇』了。 （二）逸礼三十九篇 礼，依《史记?儒林列传》知在汉初凋零甚，而司马迁所记，只有寥寥以下之言： 『诸学者多言礼，而鲁高堂生最本。礼固自孔子时而其经不具，及至秦焚书，书散亡益多，于今独有士礼，高堂生能言之。而鲁徐生善为容。孝文帝时，徐生以容为礼官大夫。传子至孙延、徐襄。襄，其天姿善为容，不能通礼经；延颇能，未善也。襄以容为汉礼官大夫，至广陵内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户满意、桓生、单次，皆尝为汉礼官大夫。而瑕丘萧奋以礼为淮阳太守。是后能言礼为容者，由徐氏焉。』 也就是汉初只有《士礼》。而对礼的版本，无有寸言。而《汉书?儒林传》则言： 『汉兴，鲁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而鲁徐生善为颂。孝文时，徐生以颂为礼官大夫，传子至孙延、襄。襄，其资性善为颂，不能通经；延颇能，未善也。襄亦以颂为大夫，至广陵内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户满意、柏生、单次皆为礼官大夫。而瑕丘萧奋以礼至淮阳太守。诸言礼为颂者由徐氏。孟卿，东海人也。事萧奋，以授后仓、鲁闾丘卿。仓说礼数万言，号曰后氏曲台记，授沛闻人通汉子方、梁戴德延君、戴圣次君、沛庆普孝公。孝公为东平太傅。德号大戴，为信都太傅；圣号小戴，以博士论石渠，至九江太守。由是礼有大戴、小戴、庆氏之学。通汉以太子舍人论石渠，至中山中尉。普授鲁夏侯敬，又传族子咸，为豫章太守。大戴授琅邪徐良斿卿，为博士、州牧、郡守，家世传业。小戴授梁人桥仁季卿、杨荣子孙。仁为大鸿胪，家世传业，荣琅邪太守。由是大戴有徐氏，小戴有桥、杨氏之学。』而《汉书?艺文志》亦言：『汉兴，鲁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讫孝宣帝，后仓最明。戴德、戴圣、庆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学官。』也就是礼到了《汉书?儒林传》大、小戴及《汉书?艺文志》加一庆普才真正成学术而立于学官，而这些都是司马迁死后，到了西汉中晚期的事了。于是可以为所谓的礼经的造伪留出了空间。于是，遂有如前述伪托河间献王的古文版的『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的记载之所本了。 而于是刘歆拿出了所谓孔安国所献，出于鲁恭王坏孔子宅时所得的『《逸礼》有三十九篇』，要立学官，以其版本为学问之本。果尔，虽一时被太常博士所阻，但一如《汉书?儒林传》末于『赞曰』时指出：『平帝时，又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知虽太常博士反对，但终于，还是在平帝时，立『逸礼』，而其标准本，当然就是刘歆掏出来的其可随意涂改之后的『《逸礼》有三十九篇』了。 而刘歆于《七略》（《汉书?艺文志》）里所列的礼类有『《礼古经》五十六卷』，而所谓《礼古经》，于《七略》（《汉书?艺文志》）里，又谓『礼古经者，出于鲁淹中及孔氏，学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阴阳、王史氏记所见，多天子诸侯卿大夫之制，虽不能备，犹愈仓等推士礼而致于天子之说。』其说出于『孔氏』，就是刘歆《移书让太常博士》里所说的孔安国献出，而再加上了出于『淹中』，又与其《移书让太常博士》自相抵牾。而『淹中』又是何谓，后世只有东汉未年的苏林在注里猜是『里名也』，而无左证。 而六朝梁的阮孝绪《七录》指出：『古经出鲁淹中，皆书周宗伯所掌五礼威仪之事，有五十六篇，无敢传者。后博士传其书，得十七篇，郑注之《仪礼》是也，余篇皆亡。』（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的《史记?儒林传》引）。按，此阮孝绪的文字，似有混淆处，他以今之《仪礼》十七篇为出自古文礼，即刘歆所说的『《礼古经》五十六卷』内。但今本《仪礼》哪有『书周宗伯所掌五礼威仪之事』。如『书周宗伯所掌五礼威仪之事』属实，则所谓『周宗伯』不就是《周礼?春官宗伯》一章的内容了。但今之《仪礼》内容分明无干《周礼?春官宗伯》内容，则阮孝绪之言未可信。而且又谓『博士传其书，得十七篇，郑注之《仪礼》』，岂不正好在指郑玄版的《周礼》又揉和了《礼古经》五十六篇及《周官经》六篇及《周官传》四篇而成的。 到了《释文?叙录》引郑《六艺论》的『后得孔氏壁中，河闲献王古文《礼》五十六篇，《记》百三十一篇，《周礼》六篇』及《后汉书?儒林传》更谓『孔安国献《礼古经》五十六篇及《周官经》六篇』更是捕风捉影，失实过甚。故知，古代史料内的错谬实不少，如不加斟别考校，论学时若光是一概文抄，岂不学术论著尽成虚言诳语了。 五、小结 鲁恭王坏孔子宅一事，刘歆的虚构；孔安国献书事，亦刘歆的虚构。刘歆在哀帝初年的《移书让太常博士》里，虚构此二事，就在于为了推动把『《逸礼》有三十九篇，《书》十六篇』立为学官，设立博士及弟子员，正式传授，列为国家学科的一门。于是托古，把此《逸礼》有三十九篇，《书》十六篇，神乎其言，全部当成孔子宅中的故物，因此托孔子以张大此二门学问的有根有底，都是儒家孔子的正字标记。但此刘歆立推的秘府版本的《逸礼》有三十九篇，《书》十六篇，就可以由刘歆及其友好的王莽从中改动内容，以行『制礼』之实，为后日夺权行托古改制为张本。而又由阮孝《七录》里的说明所谓『古经出鲁淹中，皆书周宗伯所掌五礼威仪之事，有五十六篇，无敢传者。后博士传其书，得十七篇，郑注之《仪礼》是也，余篇皆亡。』如其真见刘歆《七略》里的《礼古经》五十六篇而为此论，则知所谓《礼古经》都是谈『周宗伯所掌五礼威仪之事』，不就都是在今日通行的东汉郑玄注的《周礼?春官宗伯》篇的内容了吗。则所谓《礼古经》五十六篇，不就是王莽与刘歆合谋托古『制礼』的成品吗，而刘歆《七略》里所说的《周官经》和今本《周礼》必不同。今本《周礼》不就是《周官经》及《礼古经》及《窦公》篇（按，另有《窦公》篇等，详笔者另文所考）等所合成的吗。而其始作伪者，刘歆及习礼经的未发迹时的王莽，而成者就是东汉的儒者，尤其集大成的郑玄，于是传于今之定本《周礼》就戴着周公致太平之书的假面，而内容物就是六国时所出现的《周官经》加上汉初可能出现于文景时代的《窦公》篇及西汉末刘歆及王莽伪造及综合而成的《礼古经》，含号为《逸礼》三十九篇，再加上刘歆及王莽版的《士礼》十七篇，合而成《礼古经》五十六篇。日后又由东汉儒者含郑玄合成，而成为《周礼》的一部份内容。（刘有恒，台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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