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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仁伟(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智库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智库政策研究的两大缺陷，一是反应迟缓、对策不灵；二是笼而统之、大而化之。此外，中国智库还面临一些挑战：脱离社会需求、脱离政策实践。过于重视学术标准，未把政策可操作性作为第一标准。智库社会化、国际化、专业化和管理现代化发展迟缓。智库人才匮乏，“旋转门”基本不旋转。智库资金不足，“有库无智”，投物不投人。 建设中国智库的新型路径选择：进一步融入社会实践、融入决策进程；鼓励智库形式和内涵的多样性，实现政府、社会和企业三位一体的共生发展；培养开放性、系统性、批判性、逆向性思维；加快国际化进程，全面提高国际沟通能力，思考和引领全球未来；拓展融资来源，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创造“生智”环境，强化和优化人力资源；建立共享数据库和共享网站；制定长期规划，实现全国智库的均衡发展。 吴晓华(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目前，国内对于智库的定义多半是依据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智库而拟定的，主要有如下四个特征：第一是专业性。其主要组成人员是专业研究人员，并以网罗相关优秀人才为目标。第二是相对独立性。智库往往以第三方力量的姿态参与政府的决策过程，但在实践中并不存在完全独立的智库。第三是创新性。智库应紧密结合当下国家、社会的需求，提出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第四是非营利性。这一点在学界有所争议。我认为智库应该不以营利为目的。 我国智库当前的问题主要有“三个不适应”和“四个跟不上”。不适应现在快速深刻变化的国际环境新格局，因此缺乏有全球视野的战略性、前瞻性的研究成果；不适应中国经济新常态所提出的新要求和新任务；不适应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融合度越来越高的新趋势。中国的智库还没能走出去，缺乏在国际社会上有影响的一流智库。 “四个跟不上”则是：思想理念跟不上，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特色和新型没有形成清醒深刻的认识；研究方法跟不上；体制机制跟不上，包括人才培养机制、人事制度、课题经费管理制度、外事制度等；表达方式和渠道跟不上。 林尚立(复旦大学副校长、复旦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智库是围绕着现实问题、发展趋势，聚集各方面力量进行知识生产的机构。但是这种知识生产与学术型知识生产完全不一样，它是根据需求、根据发展趋势来进行反应的。一些中国大学为何难以适应智库的发展要求？就是因为它原本的生产方式被改变了。真正能够进入一流智库的人，一定是一流的学者，他们既有知识的一面，又有把知识转化为智识的一面。而目前这样的人是比较缺乏的。 智库有两个层面，一是形而上，一是形而下。形而下为实践，形而上为理论，中国智库的最大不足就在于缺乏自己的理论体系。不能以自己的理论来思考今天的中国问题，更无法以自己的理论来指导人类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这个不足同时也是一个巨大的机遇，为中国智库发挥自己的功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舞台。 中国应尽快形成智库市场。在国家战略的制定过程中，过去往往是由官方给相关智库指派任务。形成智库市场以后，智库与智库之间会出现有益竞争、人才流动，有助于提高思想产品的质量，产生真正的一流智库。 王文(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智囊作出了巨大贡献，许多老前辈承担着智库的功能与工作，为国家发展献计献策，避免了我国出现颠覆性的战略错误，是值得铭记的。 全世界的智库都处于探索阶段。在探索过程中，智库形成了三大共性：为决策层服务、有影响力、产业化。 中国智库的相对落后在于三方面：尚未形成产业；缺乏专业性；没有职业化。解决了这三个问题，中国智库还会迸发出更好的明天。我们不应该太过于强调体制的问题，体制确实有不足之处需要改善，但是关键在人，应当充分发挥人的创新精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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