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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名家 茅家琦，这位江苏土生土长的历史学家，是国内太平天国史研究名副其实的“泰山北斗”，是台湾当代史研究当之无愧的“开荒者”。他将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史学，年近古稀之时仍在区域现代化领域开疆辟土、大展拳脚，年近九旬之时仍笔耕不辍，一部《桑榆读书笔记——认识论、人生论与中国近代史》集中展示了他对大历史的思考。在茅家琦60余年的治史生涯中，人文精神与理性一直为他所坚持与践行。 1951年，茅家琦毕业于南京大学经济系，并留校任教。毕业前，他机缘巧合参观了著名历史学家罗尔纲在南京举办的“太平天国起义100周年纪念展”，第一次全面接触了太平天国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56年，茅家琦便申请调到历史系，并得到批准，开启了一生的太平天国研究之旅，陆续发表了《我对太平天国革命性质的一点看法》《太平天国的“田凭”是发给谁的？》《太平天国革命后江南农村土地关系试探》等有关文章。 其中，1964年8月7日发表在《文汇报》的一篇论文《论李秀成》，带给茅家琦难以忍受的政治批判。在这篇不到万字的论文里，茅家琦对“忠王不忠”观点提出不同意见。在他看来，“忠王不忠”论，在理论上和思辨方法上都是肤浅的。从理论上看，对“忠”的概念并没有弄清楚；从思辨方法上看，没有具体分析李秀成的行动和思想的实质。这种全新解释，是他人文精神和理性认识的第一次凸显。 在当时的政治风暴下，这样的论点只能被当作“大逆不道”。 “走白专道路”“叛徒辩护士”“黑线人物”，一顶顶帽子被扣到茅家琦头上，压得他喘不过气来。所幸的是，茅家琦只是被下放到海安农村参加“四清”运动，并未开除教职。当时南大校长匡亚明安慰他说：“不要紧张，再写文章！”，而当茅家琦再次写作时，已经是14年之后了。 此番被“政治迫害”的经历，茅家琦做了深刻思考，悟出了两个道理：一要尊重自己的人生价值和人格尊严，也要尊重他人的人生价值；二是要控制自己的欲望，不能任其膨胀成为不可遏制的贪欲。由此，他坚定了两个决心：第一，“任凭风浪起，稳坐读书台”，专心于教学与研究；第二，对自己、对他人都必须弘扬人文精神。 厚积而薄发，一旦茅家琦再次动笔就一发不可收拾。待1980年从美国访问回来，视野大开的茅家琦重拾太平天国的研究，《太平天国兴亡史》《太平天国对外关系史》《太平天国与列强》《郭著〈太平天国史事日志〉校补》《太平天国通史》等经典著作陆续完成，奠定了他国内外一流太史研究专家的地位。 同时，美国之行让茅家琦催生了研究当代台湾史这一崭新领域的念头。1988年，由他主编的《台湾三十年（1949—1979）》出版，引起海内外学界的强烈反响，被誉为新中国成立后大陆首部具有开拓精神的当代台湾史专著。随后，茅家琦又陆续出版了《台湾经济政策轨迹》《李国鼎与台湾财经》《蒋经国的一生和他的思想演变》等著作。在对台湾经济思想的研究中，茅家琦再次表达了自己对人文精神的认同。比如李国鼎关于经济发展过程中发生的许多问题需要人文及社会科学学者来共同解决，经济学应回归到社会、人文与伦理的领域等观点，茅家琦十分赞同，并认为很有见地。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茅家琦开始研究晚清以来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问题。经过多年的探索，1993年他和几位研究生合作出版了《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轨迹》。在这部著作里，茅家琦旨在提出一个理论问题，即人的思想认识对于历史发展的进程具有指导性作用。 “文革”反思形成的人文精神，一直主导着茅家琦的思想，但苦于没有相关著作来承载。20世纪90年代，时任南京大学名誉校长的匡亚明邀请茅家琦担任“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副主编，茅家琦撰写了《孙中山评传》。在该书与后来编写的《中国国民党史》中，茅家琦贯穿了自己对人文精神的理解，即要尊重自己的人生价值和人格尊严，尊重他人的人生价值和人格尊严。 在阅读《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以后，茅家琦又写了两本书，即《思想文化与社会发展》《桑榆读史笔记———认识论、人生论与中国近代史》，前者从人生论角度考虑中国历史问题，后者从认识论和人生论两个方面考虑中国近代史诸问题，是茅家琦对自己历史观的一次系统性总结。在他看来，要深入地理解历史，必须将当时起作用的思想家的思想与历史发展的实际结合起来考虑。 难能可贵的是，和步入晚年的巴金一样，除了继续著书立说外，茅家琦把目光投向了现实，强调在当前的形势下必须大力弘扬人文精神。在他看来，中西方人文精神各有其着重点：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着重点是强调人道、仁政和道德教化；西方自古希腊罗马以来人文精神的着重点则是追求民主人性和科学技术。若这两方面“取长补短”，将会使人类的人文精神提高到一个与时代相适应的水平。 本报记者 颜云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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