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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许倬云 《国家人文历史》2015年10月上独家稿 在清朝直接统治的疆域之外，东北方面的朝鲜，东方的琉球（中山国），南方的安南，西南的缅甸和暹罗，西藏沿边的尼泊尔、不丹，以及中亚的一些小部落国，都是清的朝贡国。清对这些朝贡国，其实并不干预他们的内政，也并不要求他们定期朝贡。宗主与藩属之间，并没有明确的权利和义务。不过，乾隆朝曾经因为安南和缅甸的内部政争，中国军队进军干预。这两次对南方和西南藩国的干预，中国并没有得到胜利。虽然乾隆将这两次战争列入十大武功之内，实际上是战地指挥官讳败为胜，蒙骗政府。 清朝极盛时代的版图，不下于唐代。只是，唐代政府对草原地区的控制，不像清代两元格局的方式，有直接的统辖关系。这一个看上去似乎是传统的“天下国家”，论及实际，也就和元代一样，是一个征服王朝，并不具备“远悦近来”的气度。
大清帝国的格局，应当是草原战斗部落为基础，扩大为征服性帝国。经过蒙元征服王朝的暴力统治，又由朱明继承了蒙元的极端专制制度，清代皇朝具有同样暴力专制的特质——因此，这三个朝代，经过将近六百年的统治，皇朝的统治方式，已经远离中国传统，与汉代以来的帝国体制有根本的不同之处。汉代的天命观念，君主必须向天命负责，而且天命有其时代性的意义，所谓“运”，就是“一个时代”的代名词。假如按照孟子和董仲舒的理想，天视、天听，都不过是民视、民听。天命是可更改的，得民心，则得天下；至少在理论上，君主的权威，不是倚仗暴力、战斗和征服。 满洲八旗是战斗单位，人民和军事合而为一，最上面，则是唯一的君主，依仗其武力的优势成为所有臣民的主人。清政府的权力核心，先是内阁，雍正以后是军机处，基本结构都是皇帝自己亲政，加上一、两位亲王，作为辅政；配合少数几位大臣、近臣，作为君主决策的中心。清代皇权的内朝，至少比明代宦官的司礼监稍微合理。内廷的决策交付政府六部和相关单位，遵旨执行。君主权力，无人可以挑战，也无人可以矫正。汉代的廷议和唐代的三省制衡，在明清两代都不见了。 君主与旗民之间，是主子和奴才的关系。汉军旗当然又在满旗之下，蒙旗则是满旗的亲戚。此外，还有一批所谓“包衣”，则是满人扩展时，武力掳掠为奴的人众（主要成分是汉人百姓），编入旗下的“佐领”。每一个八旗的贵族，还有自己的包衣，编制在自己的单位之下。这些包衣的地位，当然就是奴才；主奴关系世代传袭。奴才和主子，在日常生活上往往非常接近；于是，清朝的制度，尤其在清代前半截，许多重要的职务是由包衣出身的奴才担任。得势的奴隶也常常还有自己的奴隶。整个帝国，君主为奴隶共主，结合不同阶级地位的奴才，统治众多的汉人。康、雍、乾三朝，许多地方大吏和统兵大将，本来是包衣出身。平日对着汉人耀武扬威，一旦失宠，打回包衣的奴隶身份。所有旗人，相对于君主，都自称“奴才”，汉人则甚至不配以“奴才”自居。因此，即使在统治阶层的满洲人之内，奴隶体制之下，人是没有尊严的。
明代社会的精英，也就是经过科举出身的缙绅，经由科考，以朱子学为主，灌输读书人忠君、守礼的观念；君权恩威并用，胡萝卜加棒子，驯化读书人，作为统治者的工具。清代延续明代，入关以后，一方面以武力压迫汉人，易服剃发，抛弃自己文化传统的象征。并且屡次以大大小小文字狱，压制反抗的思想和行动。另外一方面，将读书人牢笼在科举的制度下：服从者，有富有贵，不服从者，打入底层。历史上，中国的儒生，曾经不断有节烈之士，代表文化的良心，社会的正道，抗议皇权与政权。明代，舍身抗议的人物很多；相对而言，在清代，这种代表文化和道德的人士，就少多了。 清代君权，一如明代，藉刑罚剪除谔谔之士，又以八股文章，消磨读书人的志气。清代两百多年，状元数十人，其中，真正有功业可称的寥寥无几。单从这一个指标，就可以看出，科举取士并不是取贤取能，而是取“乖乖牌”。于是，依仗武力转化的国家暴力居权力的上层，而中层则是这些驯服的文官，在朝俯首服从，在乡鱼肉百姓。中国文化传统，以儒家理想，平衡国家暴力，无非依靠有一批不为权势屈服，不受利禄收买的“士”，撑持文化的良心。经过元、明、清三个暴力政治的持续，社会精英渐渐消沉，文化活力，也随之衰没。
如此专制的统治上层，最早的权力基础，当然是八旗的武装力量。入关以后，满旗的实力不够，必须配合投降的汉军，共同征服天下。在天下大定以后，清廷削“三藩”，基本上去除了汉军的实力。满旗的战斗部队，则分别驻戍在全国重要地点，例如，杭州、广州、福州、成都、荆州、西安等处，都有满城或是旗营，扼守战略要地。在康、雍、乾三代，北方屡次用兵，八旗的实力，消耗了不少；二、三代以后，八旗的子弟，安享富贵，也失去了战斗力。乾隆以后，中国没有常设的国防军，各地旗营都不过是旗人居住的地方而已。国家有事，即需依靠临时招募的汉人部队，所谓“绿营”，担任战斗任务；这些招募的军人，社会地位不高，战斗单位的延续性很弱。因此，清朝的后半段，实际上没有常设的军备。这也是历史吊诡之处：在乾隆时代，英国马嘎尔尼使团来华，他们回去后的报告，就认为中国是个不设防的国家。 清朝能够维持专制的局面，基本上就是依靠爵禄，收买了文化的精英。他们已经习惯于“忠君”，不再为大是大非提出抗议。在太平军以后，平乱的湘军、淮军，俨然是全国唯一可以作战的部队。当时，有识之士无不知道世界正在面临大变。然而，湘军的领袖在这个关键时候，竟然没有以武力来要挟政府，进行改革。号为“一代名臣”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竟无法放下自己的君臣伦理观念（说白一点，另一形态的主奴关系）。八国联军之役，帝后出亡，国将不国，封疆大吏，无人敢接出光绪，进行改革。清朝晚年，革命风气大盛，真正参加革命的人物，很少是“文化精英”中人。孙中山，即是出身中国社会边缘的人物；他初期发动革命的力量，也始终不能离开会党这些边缘性的组织。由此可见，威胁、利诱，两个手段，自古以来，利诱的功效，往往比威胁更大。 国家人文历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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