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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高度文化自觉研究域外汉学 《中国社会科学报》：各国汉学家研究中国文化的目的各不相同，而中国文化也往往因为研究主体的需要而被解构。早期欧洲汉学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传教，美国中国学是为美国亚太地区战略服务的。这是否从根本上决定了我们必须以批判的态度看待海外汉学？ 张西平：总体来看，汉学家们的工作是中国文化在世界各国产生影响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应了解各国汉学、与各国汉学家展开积极互动，不能简单套用后殖民主义理论，把西方汉学家的研究一律政治化。有相当多汉学家是抱着严肃的学术态度来研究中国的，例如卫礼贤。但同时，的确也存在你说的这方面问题。我仅以传教士汉学为例谈一谈。由于时代变化，中西文化关系在1500—1800年和19世纪后有所不同，西方传教士汉学也因其差异而呈现出不同面貌。但无论是早期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还是后期来华的基督新教传教士，他们有两点是相同的：他们都有同样的基督宗教立场，“中华归主”是他们共同的目标；在传教士的汉学著作中都有“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立场。对于这两点我们不仅不能回避，还应该从文化和学术上进行说明，这样的学术批判可以使我们更好认识到传教士汉学在中国典籍翻译上的特点与问题。总之，在如何看待海外汉学的问题上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中国社会科学报》：关键在于我们面对海外汉学时要保持高度的文化自觉和学术自觉。 张西平：我认为，文化自觉和学术自觉是我们展开域外汉学研究，展开西方汉学史研究的基本出发点；开放与包容的文化精神是我们对待域外汉学家的基本文化态度；求真的批判精神与跨文化的视角是我们审视西方汉学的基本学术立场。 还是以传教士汉学为例进行说明。传教士汉学发生在明清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过程中。一般来讲，来华传教士大多在两个方面努力：向中国介绍西方文化，同时向西方介绍中国。但目前境外教会学术机构主导的学术研讨会主要集中在“西学东渐”的研究上，也就是中国基督教会史的研究上。这方面的研究的确应该加强，但另一方面，来华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的介绍和研究，即对传教士在“中学西传”上的研究相对薄弱。甚至一些全面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史的重要会议，在其后的学术出版中也仅保留了“西学东渐”的内容，“中学西传”的内容完全不见了。这样的编辑思想背后隐含的是“西方中心主义”。 而实际上，中外相当多学者认为，在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中，中国对西方的影响更大。法国学者毕诺的《中国对法国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对此有过深入研究。这本书告诉我们，在欧洲走出中世纪思想的时候，他们借用的是中国思想，或者说当时的欧洲，特别是法国是在讨论中国的思想和哲学中反思了他们自己的思想。在伏尔泰那里，在培尔那里，在莱布尼茨那里，都是从自己的理论出发汲取了中国的思想。这就说明中欧文化之间是互动的，而不是我们过去所理解的只是我们单方面学习西方文化。我们应该把中西双方的思想变动放在一个共同的历史平台上。有了这种认识，我们会对来华传教士的研究更为自觉，而不是跟着一些西方汉学家跑。 走出西方汉学的研究范式 《中国社会科学报》：有学者认为，由于汉学的研究主体是外国人，决定了它本质上更属于西学的一支。而汉学在中国大规模系统引进所产生的影响甚至可能要大于主流西学，因为它可能直接触及和瓦解原有文明共同体的自我理解。这容易使我们被别人的问题意识覆盖，陷入西方的话语场中无法自拔。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张西平：我同意这个看法。我们不仅仅要纠正西方汉学家知识的差误、认识的缺漏，更重要的是要走出汉学家中国研究的一些范式，重建中国学术的叙述。 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现代性国家，晚清后中国历史与文化的自然发展进程被西方列强强行打断。1905年废除科举以后，中国传统的学术叙述就开始面临重大危机，随着西学传入，新学堂建立，在中国传统知识和西学知识两种体系和学术传统的交织中，中国传统的学术叙述处于下风。此时西方汉学随着西学进入中国的知识视野。中国对西学的最终接受是表现在对西方汉学研究中国模式的接受。西学作为外学只是工具，但当其运用到我们自身文化的分析时，它才由外而入内。可以说，这个由外而入内的转换是西方汉学完成的。近代国学的产生与西方汉学有内在关联。 这实际是一个历史悖论，学习西方获得新知；但我们又必须清醒意识到，由于中国文明是完全独立于西方文明发展起来的一个文化体系，完全套用西方的知识体系来解释中国的文化历史显然是有问题的。我认为，从梳理西方汉学的研究模式进入中国传统历史叙述方式，厘清得失，接续传统，融合新知，是我们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叙述，重建当代中国学术的一个有效路径。 《中国社会科学报》：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叙述，重建当代中国学术是一个宏大的题目。请您具体谈一谈，我们应当如何从与西方汉学的对话入手呢？ 张西平：近年来，美国汉学界常用后现代史学方法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研究中的理论构架和中国历史材料之间很难融合。我举一个关于中国民族国家叙述的例子。西方史学界在后现代史学的支配和影响下，开始解构启蒙以来的国家民族观念。这也辐射到西方汉学研究当中。例如，印裔美国汉学家杜赞奇的著作《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从后现代史学出发，批评近代以来中国史学界在启蒙史观下构筑的中国历史观。其核心观点是，中国也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并不是一个具有统一性的国家，因此，要真正研究历史，就必须消解民族国家这个虚构的概念，重新书写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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