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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烽火中的“大学大搬迁”

 育则维善余言 2015-09-30

抗战烽火中,数十所大学有过搬迁拆合经历,其中影响力最大的是中央大学、西南联大和西北联大,将它们的成败得失爬梳比较,能窥见大学教育的诸多真谛。


本文节选自《抗战烽火中的三所大学》

文/储朝晖(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讲到抗战中的中国大学,大家自然而然想到的是西南联大,或者说西南联大的“被回忆率”远远高过其他大学。其实,当时中央大学、西北联大、浙江大学、武汉大学等校的搬迁,也都有其特点与感人之处。


抗战前,中国专科以上的学校有108所;抗战中,有过搬迁经历的学校达70余所。依据1937年的统计,迁移到后方的有52所,迁移到上海租界或香港继续办学的有25所。


事实上,西南联大已成为抗战中中国大学的符号,但众多人仅知道这个符号,用“破破烂烂却精神抖擞”形容西南联大,以此与当下中国大学有豪华的大楼却精神不振、日渐富有却日渐世俗化形成对比,进而得出西南联大对当下中国大学的现实意义。当时破破烂烂几乎是所有大学的共同特征,只是不同学校破烂的程度不一,用一所学校作标签或符号,就可能忽视大学杰出的真实原因。显然,这种叙事方式充满着习惯性思维,缺少历史实证,容易让人犯选择性错误。


为了让人们能够更为真实、全面地看到当时的历史原貌和全貌,不妨将当时西迁最典型的西南联大、中央大学、西北联大三所学校放在一起比较,也许对现在的大学发展启示能更为深刻完整。

中央大学的优势地位

中央大学当时是国民政府放在手心里的大学,政治基础特殊。而西北联大与西南联大产生于同一份文件,国民政府教育部于1937年9月10日下发第16696号令:“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和中央研究院的师资设备为基干,成立长沙临时大学。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为基干,设立西安临时大学”。1938年2月,长沙临时大学西迁云南成为西南联大;稍后太原失陷,西安临时大学又迁往陕南,1938年4月西安临时大学改称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并迁往陕西城固。


最早搬迁,受损最小,一次落定的就是中央大学,1935年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就估计到战争的长期性,并专门到重庆考察学校选址,回宁后就赶制木箱。“八·一三”轰炸,日本飞机在南京扔炸弹炸到中央大学的一栋楼,罗家伦马上就准备搬,他们搬得很干净,后来有人用“精光”一词来形容,说“南开大学被日本人炸得精光,而中央大学搬得精光”,南开搬迁的时候,学校已没有太多可搬的东西了。


而中央大学所有的一切都搬走了,当时因为长江上的运力有限,政府特别想办法让他们用长江流域轮船把所有东西全搬到重庆去了,“有计划有组织的几千个人,几千大箱东西浩浩荡荡的西上”,连医学院用于解剖的24具尸体和牧场中的各种牲畜也都搬到重庆,当中有先期挑选一些“鸡犬图书共一船”地运到重庆的,也有后来在牧场人员的组织下,以游牧的方式,历时一年几千里长征到达重庆的。罗家伦说自己“一天傍晚的时候,由校进城,在路上遇见它们到了,仿佛如乱后骨肉重逢一样,真是有悲喜交集的情绪。”


组建西南联大的三校搬迁则一波三折,其中算清华搬走的东西较多,因为梅贻琦和叶企孙有远见,知道华北局势不稳,就事先不动声色地在湖南建校舍,并把一些重要的图书仪器搬到长沙新建的校舍里,这也是为何第一次搬迁选择长沙的重要原因。


在整个战时,由于重庆是陪都,条件最好,中央大学位于陪都重庆的地利优势,不仅各方面未被削弱,还得到了更多的发展。中央大学规模宏大,学科齐全,教授阵容强,均居全国各大学之首,它才是当时名副其实的全国最好学府。若按从高到低的排序,应是中央大学、西南联大、西北联大。抗战初期实行过4年的全国大学统一招生,全部考生总数的2/3将中央大学作为第一志愿填报,说明当时的社会各界都是这么看的。



『当年的中央大学大门,现位于东南大学校内,后面的中央大礼堂已修复。』

历史叙说与真实的差异


当时,西南联大在各方面都不占优势,尤其跟中央大学比不占优势,但是七十年后回过头来看,有多少人去回忆中央大学,多少人去记忆西北联大,追溯其根源,就是对当下大学发展最有益的启示。


人们首先想到的当然是政治原因,中央大学由于被称为国民政府的“亲儿子”,1949年前的得意,造成了1949年后的失意,众多人才只能到海外生活工作,失去了在国内发挥才干的机会。而西南联大的政治倾向则相对多元,更多人专注学术无明显政治倾向,1949年后有离开中国的,也有不少留在国内,并在关键岗位发挥关键作用的。这种状况直接影响着国内对中央大学的回忆及其传播。


当下广为宣传的西南联大,叙说得多的是它的文科,甚至聚焦到“一二·一”运动,对整个教育教学今人依然知之甚少,对自然学科的了解更少,这样的传播既存在大量的信息损耗,又存在大量的添加信息,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西南联大的原貌和全貌。


抗战胜利复员后,国民政府就在经费分配上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与中央大学摆平了,无形中是增加了北大和清华的经费,减少了中央大学的经费比例,中央政府在财政拨款非常巧妙地把几所大学一碗水端平。1949年后,昔日组成联大的三所学校中,北大、清华、南开在1952年后更获得中央政府的政策和经费呵护,北大、清华更是拥有话语权和绝对权威,尽管也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遭遇整肃,还是具有持续影响力,中央大学的后继者在一定程度上被边缘化。


严谨的学者已不讳言,眼下对西南联大有一些过度热捧、美化的成分,以至完全删去了它的苦难、尴尬、负面、遗憾、不完善的部分,其中有叙述的原因,也有历史的原因,当时的实际情况并不是那么美好,不是所有人都在艰苦的条件下认真读书。因为时间久了,人们回忆数十年前的青春岁月,总是偏向于美化;而在校生谈到当下的学校则都偏向于批判,现场纪实和事后的回忆总是两回事。


一所大学被追忆的程度,往往与它过去曾有过的辉煌与现实中遇到的困境的对比程度相关,在辉煌的时刻突然间失望,所以追怀的时候才会满腔的激情。对于老大学的追怀最多的还是西南联大,原因就是追怀它所具有的大学精神和现代大学制度,追怀学术自由、大学自治这一现代大学的命脉。



『国立西南联大校门』

行政过度干预 抑制大学精神


在看到上述原因的同时,还需看到,各所学校的差异也是引发“后起效应”的重要原因。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就是西南联大教授在大学办学当中起了关键作用。在管理上,西南联大和西北联大都使用常委制,一些关键问题都是教授决定;而中央大学依然依据《中央大学组织大纲》用校长制,先后任校长的有罗家伦、顾孟余、蒋介石、顾毓秀等,任期都较短。西南联大基本上能够独立发展,多数大学教授也不参加任何党派,为学术自由发展提供了条件。


西南联大从梅贻琦到众多教授,对上面的各种指令,也有惹不起的时候,但除了抵制外,多数情况下是应付了事。而西北联大就没有这样的幸运了,由于地处西安、汉中等距离延安较近的地方,国民党与共产党间的暗战使其一再被加强控制,在成立不久又被拆散重组。西北联大最为强盛的法商学院,在五院分立时,并未成为一个独立设置的学院,也多少说明官方对学校抑制的意图,为人开明、正直的法商院长徐诵明被排挤出西北联大,更是典型的例证。


从外部看,当时是中央大学离中央政府最近,其中有一段时间,中央政府叫他怎么做便只能怎么做,因为它就在重庆,而西南联大远在昆明,中央政府对他的教授治校有些鞭长莫及,加之外部环境上,云南当政者与中央的间隙,使西南联大获得比中央大学更多的自主。西南联大虽然是三所学校在那里,但是三所学校各发各的毕业证,各开各的课,同一个学院也算各个学校的学生,是分开的,对教育部的指令可以爱听不听。


中央大学也不满中央政府管得过多,国民政府1943年发了一个文,让所有大学校长、训导长必须去国民党中央训练团训练三个月,当时曾当过几任其他部长的中央大学校长顾孟余看到这个就气炸了,愤而辞职,在家里不到学校上班。弄得没办法,最后没办法让蒋介石兼了几个月的校长。很有意思的是,蒋介石是中央大学校长,陈立夫是教育部长,蒋介石遇到中央大学的什么事,先要呈报陈立夫,蒋介石当时又是行政院长,陈立夫再上报蒋介石。


与西南联大较为稳定地存在九年相比,西北联大作为一个整体大学存在的时间不到一年,在形式上,西北联大内部的领导体制为校务委员会制,实质上是行政力量唱主角。从合到分,几乎每次变化的主动力都是行政安排,中央政府给西北联大发的指令很多。在这样的体制下,西北联大的一切都要依据教育部及国民政府的安排按部就班。


正是这样的一种管理模式,格式化了自主办学的理念,创造性和包容性都十分有限,抑制了大学精神和文化的自主生成。



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师生穿越秦岭』


学术自主的决定性作用


组建西南联大的三所大学,都基本建立起教授治校的现代大学制度,各校对这一制度有共识,相应的矛盾较少,正是这样的民主制度和民主的精神,使西南联大云集了当时国内许多优秀的大师;中央大学对校内一长制也比较认同,矛盾不会太明显;西北联大中有现代大学制度基础的是北洋工学院、北平大学,又有缺乏现代大学制度的其他学校以及强势的外部行政力量介入,后来发生的“驱李事件”,又使西北联大及其主要的学院彻底告别了现代大学制度,校内派别纷争此起彼伏,还发生多起教授被解聘或愤而离去的事件。


西南联大正因为有常规制度的作用,对违反教育教学规律的东西,即使来自当局也敢于抵制。


1939年教育部长陈立夫发出加强学校统一管理的“部令”,引起联大教授的反感和抵制,于是“1940年6月10日联大教务会议”对此令“据理抗驳”,认为不必“刻板文章,勒令从同”,明言“盖本校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之旧,一切设施均有成熟,行之多年,纵不敢谓极有成绩,亦可谓为当无流弊,似不必轻易更张”。


1940年教育部先后公布《大学及独立学院教员聘任待遇暂行规程》和《大学及独立学院资格审查暂行规程》,“对于教育部要重新‘审定’教员‘资格’,联大教授会讨论时,曾有许多教授表示反对,‘发言非常激愤’……联大常务委员会执行了‘送审’规定,但基本上是按三校的聘任意见上报的,并没有以此排挤、打击进步教师”,且没有照规程要求核定教师为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四个等级,而是“联大教师级别一直保留‘教员’这个级别。”


中央大学后来保存完整地迁回南京,其背后的决定因素也是行政指令,中央大学教授没有起到关键作用。西北联大教授也是没有起到关键作用。


简而言之,在西北联大和中央大学的兴衰起落中,行政力量起着关键的作用,学术自觉与自主并未真正形成,保障学术自觉与自主的现代大学制度并未真正建立,其兴也政府衰也政府。西南联大相对而言受这种影响较小。


教学理念上,西南联大偏向培养通才,对教育部的一些要求或睁一眼闭一眼;中央大学比较配合国家政策,侧重培养专才,所开课程都是按照教育部颁定的标准进行,西北联大曾想开俄语都遭遇政府干涉,仅是执行国民政府的命令,所采取的措施是以压制学人自主与自觉为条件的。


原文刊载于《凤凰周刊》总第55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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