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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精神的语言重构——韩美林布面艺术赏读

 汉青的马甲 2015-10-02




乡土精神的语言重构

韩美林布面艺术赏读


自20世纪中期以来,中国传统文化遭受了政治和经济的双重消解,在西方文化和价值观的四面楚歌中,人们产生了对于传统民族民间文化的反复性诉求,但是,就目前来看,言不由衷、青黄不接的时局仍然成为制约中国文化未来方向的关键性阻碍。上世纪80年代间,在文革对于传统文化信仰的自我毁灭之后,又反弹出对于民族民间文化进行反观和探究的热潮,使得民间艺术的文化定位和研究深度都有巨大推进。相较而言,与20世纪50年代国家对民间艺术所持的浓厚经济意图和政治命题所不同的是,艺术创作、学术研究,以及对外交流都在积极主动和意识多元的时境中迅速展开,大批的院校美术家再度进入乡土空间,在传统艺术资源中寻求推动文化发展的希望与生机。韩美林先生即是其中的一位。


中国的采风制度由来已久,民间文化艺术的生动与鲜活也一直给予官方审美以滋养,在三十年前由政府号召开展的这场艺术寻根运动,的确成为维系中国文化艺术内核的庆幸所在。如果没有这些艺术家的探索,在工业化摧古拉朽的文化扫荡中,民族民间文化又该根系何处呢?则可想而知。传统是一个过于笼统的词汇,即便是作为传统组成部分的乡土艺术,区域形态数以万计。作为个体的艺术家而言,不仅不可能穷尽乡土艺术的诸多形式,而且在精神内质上,也应有地域风格的立足点。从主流艺术层面进入乡土空间的艺术家,有别于拘囿本土资源的民间艺人,他们大多具有宽广的艺术视野和创新再造技能,是他们促进了乡土艺术、主流艺术及外来艺术之间的交融,并且使之产生了与时代文化对接的更多可能。


韩美林先生自认是个杂家,杂是一种兴趣,也是触类旁通的预设前提。作为艺术家而言,须有一个宽纳的知识结构和精神系统,藉此进而寻求厚积薄发的突破点。就像一个人的生长,需要吃鸡鸭鱼肉,也需要菜蔬水果,多样的饮食才是营养生成并保证肌体健康的来源。愈是身怀大才的艺术家,愈不会拘囿于某个偏狭的领域之内。韩美林先生多舛的命运正是其在不同领域和人生历练中摸爬滚打的艺术机缘。在艺术化的眼光里,作品真正可贵的是凝结于其中的人性温暖与智慧,那种自由飘逸的精神放达和视觉外化,而不是材质或机巧。韩美林先生祖籍山东,齐鲁人的豪爽直率,热烈奔放也在其民间艺术中表露无遗。这种活跃恣意、本真烂漫的艺术精神也正是韩先生所钟情的,青少年时的耳濡目染、亲身参与,深彻影响了他的艺术观。所以,他的作品多事基于民间艺术的资源之上,推陈出新、巧做融合,对民间语速重新解构,有传达出令人耳目一新的时代审美需求。


此文中,笔者仅就韩美林先生的布面艺术作品做一解析。


布虎偶具


虎崇拜是中国民间极为普遍的民俗信仰,在诸多的民间艺术中,虎形借由各异的材质被制作出来,并且成为人们驱灾辟邪的精神依赖,尤其是用布料制作的各种虎形偶具,则是广大妇女对生活传统的传承和推进。


山东布虎虽然也有地域之别,但总体看来,仍与山西、陕西、甘肃等地的风貌具有鲜明不同。山东布虎脑门浑圆、五官巨硕,昂扬的头部与身躯落差较大,躯干部分也多被压缩,且弧度起伏较大,最有特色的是其高高翘起的尾巴,粗壮浑圆,坚挺有力,与圆润的耳朵形成视觉呼应,使其具有顽劣、可爱、憨直的精神气质。显而易见,此类虎形与真实的老虎之间差异甚大,地缘风土所造成的审美心理差异导致了虎形的多元化,但符号化的形象处理又与现实存在着集体默认式的联系。这种表意性的造型观和色彩观正是给人以灵感启益的源泉。山东布虎造型所传达出来的精神气质,是顽勇超过肃整,烂漫胜于威严。


在色彩的运用上,山东布虎比其他地区的配色更为大胆和灵活,但其传统色彩却多以五色为主,韩美林先生在色彩的运用上做了一定的推进,除白色、黄色、红色等传统主色之外,还运用了绿、蓝和碎花等布料。尤其是印有大朵牡丹花卉的布料,几乎是山东民俗视觉的表征,对于既有图案的利用,需要按照虎体的结构和装饰需要来安排,从而使之与虎体的结构相得益彰。




在装饰手法上,韩美林先生借助其在绘画上的优长,而避开绣作工艺的难度,主要运用的手法为缝、贴和绘三种,其中,“绘”最能体现和发挥他对图案纹饰的理解。在织物上以绘画手法进行装饰,这种方式是对古老画缋工艺的承继。《考工记》中早有“五采备谓之绣”的记载,即是点明了画与缋的同宗共源性特征。在织物上以画代绣作装饰的手法基本有两种:一种是运用线画的手法进行表现,一种是用晕染的方式进行填染。尤其是后者,与民间工匠体绘画之间具有紧密的关联。韩美林先生所绘的纹饰分为肖生和抽象两种,老虎的胡须、毛发和斑纹被概括成多变的线状,并试图探究线条表意的多样性。有些虎体之上,甚至几乎全部采用线绘的方式进行描绘。有体积厚度或需要重叠的饰件,则需用缝制的方法进行连缀,而这些工整的线迹与描绘的线条即能相得益彰,又有视觉上的对比与区别。所贴的饰件往往较薄,经过剪铰粘贴,则更能体现出粗犷拙朴的民艺之风。




张光宇先生曾在谈到装饰问题时说道:“实用与美观如何结合,主要在装饰问题上要极力注意恰当,应极力避免装饰的过分繁琐和虚伪,尤应记住不破坏富有功用的结构和不必要装饰间的不协调问题不要以为我们从事装饰艺术的人把‘装饰’看得简单地属于一切只有‘加工’或‘锦上添花’的事。那就往往把好事办成坏事了要尽量做到‘雪中送炭’而不是‘为装饰而装饰’。”山东布虎虽然工艺,装饰简约,但总觉得起到好处,韩美林先生正是在这种看似简单的造型和装饰样式中,寻找传统的机妙。山东布虎传达出来的是拙朴憨顽的视觉审美。拙是一种厚度,朴是一种自然,憨是一种诚挚,顽是一股灵气。在工艺美术中,有的工艺纹样精致繁复,有的则简率粗陋,但这并不影响其艺术审美的表达。在韩美林先生的多数作品中,正是透漏着这种粗朴率真的气象,这是他作品的灵魂,也是民间乡土艺术的真谛。往往呈现出强韧朴厚、言简意赅的艺术风貌。



印染花布


从图案表现的角度而言,印染花布与剪纸艺术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即是人类在对轮廓剪影感知的基础之上,探求丰富的视觉表现手段,但剪影视觉只是一种借鉴,中国人突破了自然物象的现实性特征,归纳和提炼了意象化的造型语言,并尽可能在二维平面上利用线形的变化,或借以色彩搭配,形成绚烂悦目的装饰艺术。


客观来讲,在包豪斯设计艺术思想的延引下所形成的三大构成,给了我们解读传统艺术资源的一把钥匙,但这项民族性文化解读工程还远未深入性展开,这与设计学科教学思想的外来属性有关,也与国人的文化自信有关,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们对于民族民间美术的深度切入。


民族民间的图案艺术与绘画形态具有不同的审美理念和表达手段,雷圭元先生将其基本功归结为“板”、“刻”、“结”三点,并认为“置之死地而后生”。意思是,传统图案剪影轮廓式的表现,出于工艺处理的要求,必须圭角明显,方能形象生动,产生美感,但是在图案单位语素的组合构成中,则有其灵活机巧的秘密。传统图案的生成是在某种母题的基础上,以一定的结构骨架为核心,然后依照不同的内骨结构重复或排布。这种连续性排布和重复,是图案从简单到繁复的过程。传统图案的单元形体和色彩往往规则而单纯,但在不断的搭配组合中,则会产生出绚烂夺目的美感。因而,对于传统图案的学习,可以在两个维度上展开,一是对于母题形态的造型理解;二是对图案组合搭配的领悟。传统图案的功能虽是用来装饰的,但其所依附的载体往往可能具有某实用功能。通过对照,我们不难发现韩美林先生的很多绘画、雕塑和平面设计作品与传统图案资源之间的关联。尤为可贵的是,韩美林先生在其中融入了个性化的艺术风格和时代性的审美韵味,使得图案艺术赋予了新的意境追求。




20世纪中期,包括庞薰琹、雷圭元、张光宇、张仃、郑可等先生在内的一批工艺美术家,构建了中国工艺美术教学的初步设想,意图沟通西方设计思维与中国传统艺术资源之间的关系,寻找重启中国实用艺术之门的途径。但是在整体时代审美和教育思维的转向中,这一理想的构建远未成熟和确立。韩美林先生则以其坚韧的笃行精神,实践了这一艺术理想的预设。


民间美术是官方学者所创造的词汇,这些利用生活便材所做的工艺品,在很多人看来或不入眼,或者作为远距离欣赏的审美素材,但是韩美林先生却能身介其中,以饱含激情的创作去体会民众造物的真诚与智慧,其中也自然加入了自己对民间知识的理解与重构。民艺是为支撑生活而生发的实用艺术,在追求生活适用的过程中,磨合形成了健康的审美趣味。但是这些与大多数民众生活相关的下手物,容易遭到时代转换的淘汰和厌弃。




原本的工艺美术教学,试图将美术家和工匠的优长相结合,学生也会在亲手参与造物环节的体验中,了解物性的特点和与人工智慧的契合,但是艺术设计教学的思维转换,使得真切的主体经验被现代工具所替代,因之,人们对于造物经验的体尝和民间艺术的审美认同,则极有可能成为一种带有隔膜心理的虚拟性采撷。这种与身体感知相离的创作方式,缺乏真实可触的媒介,原本已与生活剥离的民间美术形态,则会更加沦落为一种空洞浮泛的视觉性符号。因而,在传统美术资源的继承与再造上,年轻一代遇到了令人困惑的难题。


韩美林先生率性可爱的性格是其艺术的源发点。在具体的技术环节上,他没有拘泥于传统,但是在艺术的语言风貌和精神气质上,他抓住了民族民间艺术的自由真诚的灵魂。同时,他的作品往往不拘于媒材和手法,率真、奔放、绚烂而可爱,除了受工艺规范而显温雅的陶瓷艺术之外,韩美林先生做到了性情与作品的完全相合。




对于那些具有传统文脉的后发现代化国家,在文化上,他们一方面可以有所变通,可以拒绝或者整合、变革外来的工业文明,使其适合本土文化,适应本国人民的观念和习俗。另一方面,对于本国既有的传统可以采取积极的措施,进行保护、整理,并结合外来的技术手段加以革新,使之适应时代的需要,从而产生新的时代价值和意义。但是,理论往往是灰色的,在单调的论题和口号之下总会有生动鲜活和多样化的实践探索。韩美林先生用其作品诠释了乡土与时尚、民族与国际之间的关系。美,没有高下之分,只有表达的层次之别。应当承认,在民间艺术逐渐远离当代生活的过程中,它依然是一种艺术资源和文化记忆,是当代审美所需要的鲜活因子。




作者简介:

张西昌,男,西安美术学院博士、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后,西安美术学院美术史论系教师,中国工艺美术协会中青年人才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工艺美术学会会员、中国城市雕塑创作持证设计师、中国艺术人类学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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