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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归侨的故事(八十七)攜手虎山行

 梭罗河 2015-10-02
 
 作者伉俪
 
 
作者简介
东瑞,原名黄东涛,福建金门人。出生于印尼,1960年回国,毕业于华侨大学中文系,1972年移居香港。现任香港获益出版事业有限公司总编辑、香港华文微型小说学会会长、香港儿童文艺协会会长、香港作家联会永久会员。


                  攜手虎山行 

                                          · 東 瑞

八十年代末,我突然被任職機構裁員。原因「莫須有」,最奇怪的是他們希望我對外不要說是「被炒」,而要說「自己辭職」!記得那是一個天氣非常炎熱的夏季午後,一位朋友用小推車幫我推着從機構收拾的東西。往碼頭走去時,四周明晃晃的景物,在我眼前都成了一片灰暗。我的情緒非常低落,心極度沮喪。我感到自己像一個在高速運轉的輪子,不知那兒出了毛病,突然飛脫軌道,跌落在人生的最低谷!當時我的小女兒才三、四歲,仍在幼稚園,兒子還就讀小學,妻子看顧他們,家需靠我養。妻安慰和鼓勵我,不要着急。但對於一個熱愛工作、仍是身強力壯的我,這種失業的挫折雖非首次,但此類非人性的打擊,卻顯得有點殘酷!我一方面寫千把字的短篇《魂魄》,將自己嘲喻為被辭後自殺,但鬼魂依然天天打卡天天坐在卡位裏上班,居然沒人去關注;一方面卻積極地寫了大批應徵信寄出去。並非「石沉大海」,也有回音,但都非常古怪。印象最深的是應徵一家大學的「校訊編輯」,我原先有着編一百來頁雜誌的經驗,我通過了一系列筆試、面試時,考官說其校訊僅幾頁,不必編一本書的經驗,我落選了;另一次是朋友介紹,帶了我好幾本著作去一家出教科書的出版社見工。他們希望我不要再寫作,即使寫,所有文章的版權也要歸他們!天。這種封死你創作力的策略縱然出價很高,卻有點像被「收購靈魂」!其餘應徵信,則真的泥牛入海!


也許從七二年移居到香港就開始在報紙上寫散文、小說,一直寫到八十年代末,也出了很多書,寫作,已成為我業餘的第一興趣,報刊的編輯對我非常熟悉,就在這失業的一年,各家報紙那麼巧,先後都邀我為他們的報紙寫稿,包括雜文、學生習作賞析、連載小說、家庭小品、散文、短篇……我都照接不誤。薪水已沒有了,我很需要稿費來養家。我從來沒寫過這麼多專欄。我每天跑到快餐廳,上午苦寫三小時,中午回家休息,下午再寫三小時,完成每天見報的五塊專欄。我這時的稿費加起來每個月平均約有港幣一萬伍仟元,遠遠超過我以前的月薪。需知八十年代末這個數字不小啊!我差不多成了寫作機器,亦不知是可喜抑或可悲。嗷嗷待哺的可愛小女兒成了我勇敢面對生活的第一動力。我亦想藉此給裁掉我的人看看,你們欲使其倒下的武男鈍夫並沒有倒下,他又站起來,生活得很好!

只是我依然感到很失落。

寫作,在香港始終並非上上之策。大丈夫要有一個正職才行!寫,只能當業餘興趣罷了。我還沒找到一份工作,則我無論如何都算生活的敗將啊!這個人生的悶局必須打破。我對瑞芬說:「我們到馬來西亞散散心吧!」馬來西亞我去過多次,那兒有許多欣賞、支持我的朋友。我們舉家去了,從吉隆坡一路北上直到馬六甲、怡保、檳城。在吉隆坡,我人未到,馬華作協主席孟沙早在報上打廣告,說我將做有關文學講座。我連夜在旅館的洗手間寫講稿。那天聽眾來了八十人,雖然我講得欠好,他們依然不吝嗇他們的掌聲!這跟任職機構的人性冷酷成了多麼鮮明的對照。

回港,心情的惡劣依然沒改變。我想找合適的文化工作,才有利於發揮自已的優勢,但這也愈發使適合的工作範圍變得很狹窄。我懷疑自己已過了四十幾,變成了一部殘廢的機器,不行了,別人已不要了。突然看到香港市政局的中文文學創作獎徵文比賽的啟事。我對妻瑞芬說:「我要參加散文比賽,我一定要拿冠軍!我一定要拿冠軍!」我在快餐廳用了三個下午時間,寫了一篇4000字的、以馬六甲中國山為題的散文。自己很滿意就投寄出去了。在臨近揭曉的日子,天天跑到附近的圖書館看有沒有公告。真如我預計的,我獲得了冠軍。頒獎當天,評判之一的陳耀南教授向我道賀並說:「你的《山魂》在我們五個評判都沒有爭議的情況下勝出!」此事給了我很大的信心。原來,我並非不行!我勿須氣餒和悲觀!

人生的機會,要來的遲早還是會來!

1990年海外朋友要投資香港。當時最好的投資當然是購置物業,不能升值亦可保值。由於他人不在香港,就委託和授權我們處理。有了地方就可以做生意。除了文化出版,我對其他生意不熟。我跟妻蔡瑞芬商量,搞出版,有風險之外,也很煩瑣,我只適合搞編務和宣傳,其他人事、應酬、行政、推銷等,要靠她幫忙。要麼,一起搞;你若不出來幫忙,我還是去打工算了吧!瑞芬願意。我知道,她一旦願意,我們就有希望成功了。她以前做過玉器經紀、賣女性內衣小鋪老闆、秘書、會計……她的興趣在於「生意」,遠勝於對她來說完全陌生、空白的文化出版。我明白,她同意之中包含有為我出頭、為我爭一口氣的心意。

你做董事總經理,我做總編輯,你管外,我管內;遇有爭議,你拍板!」這是我們的協議,瑞芬同意了。還有一句看來也十分悲壯:「我們試一試吧!如果失敗,我再去打工!」那時我心中的時限大約是三年。有道是出版業要守三年。三年如虧得一塌糊塗,我們當然要乖乖繳械投降!不過那時一個製造麵包、丟了五六年麵包到第七年才被認可的成功人士的故事給我很大鼓舞!天要助我,不止三年,給多一點時間吧!當然,一個家喻戶曉的「你想叫誰破產,就叫他搞出版!」的「緊箍咒」也緊緊得壓得我們喘不過氣來。我們不能不謹慎、戰戰兢兢。我們把出版對象鎖定在「青少年」,而且出版物要「健康」—前者,廣及所有中小學生,這是一個很大的市場;後者,十分重要,如果把自己的出版物淪落降低到報攤那些流行刊物的水平,那就失去意義了。在香港,不良意識和市場主導的文化如一個汪洋大海,你再投入精力,也不過在扮演推波助瀾的角色而已。


十三年過去了,我們的「獲益」有起有落,總算挺過來了。吾妻,公司董事總經理蔡瑞芬確實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獲益的成功跟她分不開!但遇有人讚她,她總說:「沒有東瑞也不行,他管產品,我呢,把他的理想變成一盤生意!」有一次,在公眾場合,一位文友當着一圍人大聲說:「東瑞這位太太很叻!」大有奚落我「百無一用是書生」的意味!但我是不自卑的,我還總結出一條做生意的經驗:如屬合伙生意,抑或難度很大的生意,一定要找到一個能幹的最佳拍檔,這比甚麼都重要。當年我決定搞出版的先決條件,即是要瑞芬「復出」。許多事業並非靠一個人單槍匹馬去闖就能行啊!我的眼光就在「找一個好拍檔」—這也並非人人有這條件和目光。發掘和看準「拍檔」,難道不是東瑞的另類本事嗎?我並把它寫成文章,在一本綜合商業雜誌發表。

十三年的路,走得自由快樂但並不容易!

我們嘗過「拍蒼蠅」的滋味。最初三年,有起有伏。第一批書八本,其中有上好書榜,半年就再版的;有頗得好評的。仍記得創業之前,我們約了當時著名的作家阿濃,希望他提供稿件給我們出版,他應允了,使我們的書也有一定品牌。但到了第二年第三年,公司電話漸漸變得一星期都不響一次,沒人下訂單!我們的心很慌。我們每個月只拿兩三千元的薪水,錢一直投下去,不可能再請推銷員。我們研究的結果,是「獲益」這塊新招牌仍無法做到「廣為人知」。既然很少人知道,又怎可能向你買書呢?我們決定出版業務書訊《獲益之友》季刊,廣泛寄贈全港中小學。時至今日,這份八開十版的小報已堅持出版了十二年,帶給我們無限的生機和生意,也成為香港壽命最長的書訊!它不但扭轉了獲益「拍蒼蠅」的劣勢,而且開拓了學校的大市場。十三年來,我們公司僅憑四人之力,前後到過香港中小學書展至少五百餘次!

我們渡海、跨島、上山,遠去長洲,到過一些人不願去的學校書展。那真是一生最難忘的記憶。我們公司只有兩個男勞力(已包括我),那天將十六大箱很沉的書用兩部小推車,沿着碼頭下斜坡把書推到船邊是一場熱汗冷汗交併的戰鬥,而把書推上顛簸不停的船上更是另一場叫人感到驚心動魄的博鬥!更沒想到的是到了長洲之後,島嶼上的路不但迂迴曲折,又是上上下下,斜坡路很多……我們號稱總編輯、營業主任,全都變成了苦力。公司的第一把手蔡瑞芬,平時書展是全天候的收銀員,這一天手上大包小包的也累得一身是汗!可我們認為為了推廣健康的讀書風氣,送書上門,再累也值得!學校十分感動,認為你沒功勞也有苦勞,跟我們買了很多書。朋友說:「獲益賺的每一分錢,都是血汗錢,也是良心錢!老天爺是看在眼裏的!」

我們十分注意文化意識,希望多出一些好書,使青少年獲益無窮。憑着我們「文友滿天下」的優勢,出了48人集的《童年》,90人集的《父親?母親》,100人集的《良師?益友》等,都產生很大的影響。它們大受歡迎,成為多次再版、上榜的好書,也搞了聲勢很大的發佈會。獲益,成了受到廣大師生、教授、學者、作家、文友、兒童文學工作者支持的出版社。2002年舉行十周年暨《虎山行》發行慶典時,獲益的發展達到一個新頂峯,出席者多達300多人!


我們常常化腐朽為神奇,逆潮流而動,把眼光放得長遠一些!比如早就斷版的《鐵達尼號的秘密》,轉到我們手上再版時,我們就做了改革和新包裝。我們提出十條意見與作者協商,使書以新面目出現。最有趣的是書稿轉到我們手上時,電影《鐵達尼號》正上映着,賣得盤滿缽滿,但我們不願在書封面上留下電影的絲毫痕跡,包括出現其男女主角頭像。畢竟電影會落畫,何況我們的書,其內容與電影完全是兩回事。就這樣,《鐵達尼號的秘密》修訂版面市後兩個月就售清,還入選為中學生好書龍虎榜十大好書之一!


我們重視名家,但並不迷信名家。這是基於一種很普通的常識:名家最初也是籍籍無名的,名家是從非名家變成的,並不是上天創造許多「名家」,然後像下雨般從天上掉下許多名家給你!名家本應是好作品的同義詞,一旦名家未必是好作品、好賣的保證,名家就不值一個錢!名家是你給他出版機會,作品又寫得好,才慢慢變名家的。如果別人把凡家變成名家,你才去跟風,省了冒險工作,你算是出版商(唯利是圖)還是出版人(有眼光)呢?既然要做有出息的出版人,我們要冒冒險才有意思。我們發掘了很多新秀,出了他們的第一本書,例如在少年兒童文學方面,我們為陳葒、朱少璋、阿荑、君比、孫慧玲、賴雪敏、伍卓文、許穎娟等出了第一本書。陳葒的《青春出於籃》獲雙年獎,而其《校園風雲》和朱少璋的《告別下雨天》都獲得中學生好書龍虎榜十大好書……。

我們重視對香港文學有特殊貢獻的資深老作家的創作生命和著作出版。原任《香港文學》社長兼總編輯達十五年之久的香港老作家劉以鬯,把一生獻給了文學。他突然被人通知,要他放下《香港文學》,心情十分低落。我們為了給他支持,連續幾年給他出了《對倒》《打錯了》《不是詩的詩》《暢談香港文學》《酒徒》,對保存和推廣香港文學起了重大作用!


我們的出版社本來是奉行「小而美」的宗旨,但因為出書量質均可觀,給人以「大機構」「大公司」的印象!雖然沒有在報刊登載聘人廣告,但擺在書店的整齊的書,吸引了無數大學畢業生,紛紛寫信來求職!大概沒人相信公司自始至終僅是四人在運作!曾經一度,我們與學校的聯繫異常緊密,放棄了多次「香港書展」的參與。但朋友們都望「更上層樓」。2001年、2002年我們在人力不足的情況下在香港書展中租了攤位。因為不了解情況,第一次只租了一個3米乘3米的攤位,結果流通量不足,讀者洶湧而至,幾乎「逼爆」了攤位,第二次我們多租了一個攤位,依然擁擠。這讓我們增加了無數信心,我們才知道獲益在十年來產生了影響,有着自己的讀者群。見到我們出版的書被如此歡迎,真叫我們熱淚盈眶!這幾年,還有不少學生,在老師帶領下,來參觀和訪問獲益,見到獲益原來這麼少人,都吃了一大驚!


我們出有《虎山行》,訴說「獲益」的酸甜苦辣;我們編有《獲益十年》,記載獲益的春夏秋冬。獲益的路,走得相當艱難,走得很有意義。十三年來(1991.3.182004)獲益的青少年課外讀物和純文學圖書出版已逾500多種,其中被選上好書榜的達六七十種,被指定為必讀課外書的不計其數;好文章被政府考試局選為中學會考語文科試題、高等考試文學科試題以及被一些教科書出版社要求轉載的非常頻密;十餘年來,獲益受邀到全港中小學所做書展逾500次,多數伴着我的簽名售書;我受邀為中小學生所作關於讀書與寫作的演講累計時間超出一千小時;除了圖書,我們還出版了全港第一本青少年文學雜誌《青果》季刊二十八期、書訊小報《獲益之友》四十四期,我們遠赴印尼,和印華作協舉辦了該國第一次華文書展。我們受全球綜合類期刊排行第八名,全國最暢銷雜誌之一,以徐春蓮為社長兼總編輯的《家庭》雜誌之邀,到廣州《家庭》進行講課和交流。獲益先後於2002~2003年度、2003~2004年度兩次光榮地獲頒社聯主辦的「商界展關懷」標誌公司。


十三年來,我們堅持出版理念,出版青少年的健康的讀物,使這必須兼具膽識和智慧而具甚大風險的充滿創意的出版業生機勃勃,終於打出自己的天下。獲益已廣為人知。我也創作出版了108種個人著作。公司出版和個人創作雙豐收。這是獲益同人共同拼博的結果!而獲益自始至終只有四人而已。當然,我們的路還是十分艱難而漫長的……


2004年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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