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纵观历史上有成就的书坛大家，他们艺术风格的确立，绝不是无根之木，一夜间长成参天大树的。它好似农技师对果树之嫁接，取其母本，植以新枝，而得新果。而这新果，已非原土生之果。然若无最初母本，又何有新果于后，书艺与此同理，若对书坛大家探源，他们在学习过程中，虽广猎博览，但最终一定是在受某一最能触发其个性与爱好的“母本”中，以其为宗师，并在其宗师未尽完善的基础上，苦心探求，延展拓新，终成大家的。那么，作为中国书坛第二个峰巅人物的楷书大家颜真卿，其书法宗师于谁?他的起家“母本”又是什么呢。
关于颜真卿楷书师承问题，历来探源者各持己见，众说纷纭。宋苏轼《东坡集》中论道：“颜鲁公平生写碑惟《东方朔画赞》为清雄，字间栉比而不失清远。其后见逸少本，乃知鲁公字字临此书，虽大小相悬，而气韵良是。”宋董逌在《广川书跋》中说鲁公书“有先秦科斗、籀隶之遗思焉”。清吴德璇《初月楼论书随笔》云：“鲁公书结字用河南法而加以纵逸。”清刘熙载《艺概》论及：“鲁公书，自魏晋及唐诸家皆归隐括。东坡诗有颜公变法出新意’之句，其实变法得古意也。”又说：“鲁公正书，或谓出于此碑《高植墓志》及穆子容所书《太公吕望表》……然鲁公之学古，何尝不多连博贯哉!”清孙承泽《庚子消夏记》说：“鲁公楷书带汉人石经遗意，故去尽虞、褚娟娟之习。”清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认为：“颜鲁公出于《穆子容》、《高植》，又原于《晖福寺》也，清臣浑劲，又出《圆照造像》，钩法尤可据。”（诸上引言皆转摘于《中国书法鉴赏大辞典》颜真卿条》近人蒋星煜《颜鲁公书学之源流》载：“颜鲁公之书学除家庭传授之外，张长史之指导最为重要……鲁公得成为书学大家，受长史之赐莫大焉。论书者咸以颜鲁公为长史之嫡传。”（《颜鲁公之书学》第十一页。武汉古籍书店一九八六年版）当代朱关田先生在《颜真卿书法艺术及其影响》一文中认为：“魏晋以来，我们可以从诸如《颜谦妇刘氏墓志》、《经石峪金刚经》、《文殊般若经》等碑版中，找到与颜真卿书体中某些风格相近似的地方。……可以说是颜书的先河。”又说：“颜真卿楷书结法与褚氏一样，平正宽结，同出北齐，只是用笔一改褚氏之细挺，其浑厚圓劲，或出自《经石峪金刚经》、《文殊般若经》以及隋代《曹植庙碑》、《章仇禹生造像》。”当代徐利明先生在《中国书法风格史》一书中论及北齐河清四年（公元五六五年）所刻的《朱昙思等一百人造塔记》时说：“其书法最近于隋唐真书。……颇有几分颜真卿《多宝塔》的趣味，尤其是横画细，直画粗，对比强烈，笔画的起笔收笔，尤其是收笔处下按，结体方正宽博，也是同一作风。只是撇、捺、戈、趯多有隶意与颜书不同，此外体态大小变化随意也不似颜书那么经意而已。”……
综上摘言，历代对颜氏书法渊源之探索，其风格之确立，可谓是集大成者。若将鲁公书与前者所提及到的书体作以对照比较，不难看出，《颜谦妇刘氏墓志》（图一）、《曹植碑》（图二）、《章仇禹生造像》（图三）等字体稚拙，民间体态甚浓，用笔与结体尚无规则，虽形体、笔画有宽博厚劲之态，但与颜楷风格相比较，还有距离，可视作颜体风格最早之源；至于《文殊般若经》（图四）、《经石峪金刚经》（图五）等与前者相比，在用笔上略显成熟，结体上也宽实圆浑许多，当属隶字向楷书过渡的前奏；而《东方朔画赞》（图六）、《太公吕望表》（图七）、《圆照造像》（图八）等与楷体对比分析，则略具遗貌，但并不见有直接继承的关系。再从《朱昙思等一百人造塔记》（图九）看，此记收书体势婉转多姿，楷而带行，其结体用笔，楷法已初具成熟。记中时有“百、白、虎、四、圣”等字跳出，与鲁公《多宝塔碑》体势暗合，但就其整体的大轮廓看，还道不出有一眼混熟的大视觉。惜《高植》、《晖福寺》等未见资料，难作评判。不过，若说鲁公楷法具像于某碑、某书家十分相像，实难定夺。
那么，像颜真卿这样一位给后世影响极大的书家，他的雄浑端伟的风格之创立仅是荟萃诸家于一手，靠天赋而独创自家风貌的吗？清人毕沅认为：穆子荣所书《太公吕望表》，“书法方正，笔力透露，是颜真卿书学之蓝本”。“
蓝本”者，即“所根据的底本”也。其实，我们从颜书正面照人的风格看，《太公吕望表》亦非是鲁公直接取法之本。
到底谁是鲁公楷书引门入室的祖师爷？数年前笔者从上海书画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出版的由戚叔玉先生捐献并选编的《北魏墓志百种》第九辑第四张《雍州刺史元顼墓志》拓片上，仿佛寻溯到了颜楷确立之源（见图十《元顼墓志》局部）。
《雍州刺史元顼墓志》全称为《魏故使侍节等中太尉公尚书令骠骑大将军都督雍华岐三州诸军事雍州刺史东海王墓志铭》。从铭文得知，诸上官爵，是墓主元顼“时年二十九”，于“永安三年（公元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薨于位”后“有诏追赠”的，于“太昌元年（公元五三二年）岁次壬子八月……窆于山陵。”元顼其祖系献文皇帝（拓跋弘），其父为太傅北海平王。他本人生前曾为“平北将军相州刺史”、“分封乐平县开国公”、“迁侍中车骑将军左光禄大夫”、“改加汝阳郡王食邑千室又更封东海郡王转中书监本将军复侍中尚书右仆射”等官爵。这些记载，可见元顼不管是生前还是故后，尤其作为皇室之后裔，他的地位都是十分显赫的。
洛阳是我国的古代名城，北魏的国都即建于此。洛阳境内的邙山地段，以往曾经出土了大批北魏墓志，位于洛阳城北，黄河南岸的邙山，东西延亘一百余公里，山势雄峻，景色宜人，古人认为这里是死后葬身的风水宝地，素有“生居苏杭，死葬北邙”之说。北魏孝文帝改革，将都城由平城（今陕西大同）迁至洛阳，并将鲜卑复姓改为单姓，拓跋氏改为元氏，明令规定死后不得“归葬代北”，必须葬于洛阳邙山。故北魏自孝文帝（元宏）至孝庄帝（元子攸）四帝皇陵以及元氏和其他王公贵族的墓志多出土于此。于《元顼墓志》同一时期立碑的《元液墓志》（公元五三○年）、《元天穆墓志》（公元五三一年）、《元爽墓志》（公元五三三年）等均在洛阳出土，而元顼作为北魏皇室的重要成员，可以判定其墓碑也应立在洛阳。可惜在北魏时期书丹者大都不署名，这给我们具体考证《元顼墓志》的书写人带来很多困难。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可联系到那时写文作诗不署名的情况来论证。当时撰文和书丹者受请做事，只是为了所纪念的人或事能得到宣扬，并穿之久远，并非为习书临摹而作。《北史》、《魏书》、《水经注》所载北魏书家的作品，以及其时勒碑刻铭，都不署撰书人名。因而今传北魏刻石，无从考究作者出于谁手。据史料考证，当时墓志的作者大致有三类：一是死者亲属自制；二是死者家属请其朋友所作；还有相当一部分墓志铭是史臣秉承皇帝旨意而作。中国是尚文之国，礼仪之邦。古人制器必求精美，叙事则择能文者，书丹则择工书者。那么，像元顼这样声名显赫的皇亲贵族，能有资格为其书丹者，定为当时名书家，绝不是一般不知名书手所为。目前，尚无资料查明《元顼墓志》的书写者以及此碑现存何处？但我们仅从此志书法来看，晚其后的颜楷颇近其体，这实在是一个重要的发现！
《元顼墓志》碑文拓片，纵五十三公分，横六十三公分，共计三十一行，每行二十八字，除第二行和末行空二十二格外，共有八百七十二字。从此方墓志看，除志文内容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外，在书法艺术上，它也是研究我国北魏时期书法演变的珍贵依据。北魏是我国石刻繁荣的历史时期之一，可以说墓志是北魏石刻中的大宗。《元顼墓志》是诸多北碑中的一块，一方面它具有北魏正书从隶到楷的过渡性书体的共性，另一方面却又有着不同于同时代其他墓志的许多特点。
古代书体的演变是一个漫长的渐变过程。北魏墓志从书法风格上看，前期书法结体倾斜，扁方紧密，方笔斩截，棱角钝厚，峻整遒劲，气势雄伟，有着一股北方游牧民族强健骠悍的气质。可以说是魏碑的正宗、标准书体。其中以《元顼墓志》（公元四九六年）最具代表性，从其字形看，隶书的影响已较弱，楷法已相当成熟，字字精美，堪称魏碑之佳作。一般来说，在同一历史时期不同书体并存的现象是客观存在的，这是社会环境包括政治和文化的因素使然。在北魏后期，由于南北文化的不断融合，南方俊美秀逸的书风对北朝有很大影响。书法逐渐向清丽端庄，和缓舒朗转变。用笔多用圆笔，线条已趋柔美流畅，虽折角等还用方笔，但已不是那么锋芒外露了，已显逆锋起笔，回锋收笔之势。
《元顼墓志》刻于北魏末年，其书体不拘泥于传统的楷法，已不属于典型意义上的魏碑了。《元顼墓志》属隶楷过渡字范，字体主要特征表现在宽博方正，端稳平和，取平画宽结的风格，无疑受了汉隶的影响。结体疏朗，棱角已泯去不少，，用笔以圆笔为主。起笔收笔必讲究藏锋，行笔驰缓圆润。笔画横平竖直，折笔多以篆意为之，捺画、钩角纯以隶法。此墓志以楷书为主，但仍有较浓的隶书的遗意。再细究，我们会从中不时发现许多极具颜楷意趣的字体，它们的楷书结构与晚其后二百余年的鲁公字法十分酷似，与颜楷端庄伟岸的风格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元顼墓志》应视为北魏晚期书法之佳品。其书体已渐脱离魏体风貌，似欲形成自己独有的端庄、自然、平淡、浑朴而有初具法度的自家风格。作者在书法道路上走出了一条创新之路，可以说《元顼墓志》的书者为唐楷典雅化迈出了非常关键性的一步。在墓志八百多字中，笔者作大概统计，有近四成可视为颜楷的“母本”，再作细品，十之有三颜字仿佛就是从中直取。
前面我们已摘引了历代许多大家对鲁公师承关系的说法，很多学者都认为鲁公是从北魏书法中汲取营养的。难道《元顼墓志》就是鲁公直接收益的蓝本吗？为验证这个问题，笔者把墓志中与颜楷相似的字剪下，再逐一到颜真卿各时期的楷书碑帖中查找，挑出相近的，列表一一对照。从颜氏最早的《夫子庙》到最晚的《自书告身》，尤以鲁公《元结》、《干禄字》、《颜勤礼》、《颜家庙》等中、晚期的楷书无不渗透者《元顼墓志》中书体的神貌（见图十一、十二、十三）。我们不妨从一些具体例字中作以考证。如《夫子庙》中的“郎、都”与《元顼墓志》（以下简称《元顼》）中的“郎、都”相比，已看出颜氏早期书学是受《元顼》类书风之影响，再具体到“郎、都”两字的右耳部看，则更见相似神态。再把颜氏中期的《郭敬之》中“风”与《元顼》）中的“风”对照，其“几”的框构与内部“虫”的平下势态可谓同出一辙。我们若从《麻姑》中的“犹、非”、《元结墓志》中的“未、华、河”、《放生池》中的“晖、列”、《颜勤礼》中的“卫、临、命、北”、《颜家庙》中的“里、及、阮”
、《自书告身》中的“惟”等字与《元顼》字相列，可以说，这些字几乎就是从《元顼》中照搬的。至于同《干禄字书》相较，其整体风格十分相同，这或许因为《干禄字书》是专门研究正字学的，里面多用通、俗字例，而通、俗字例多是从北魏时期民间书体中精选出来的，同时也是鲁公长期直接收益的源泉，故期间相同韵味之多，可想而知。诸上选例，如此相似，难道仅是历史的巧合吗？常理，要是三五个字相似，这或许有偶然巧合的因素，可是有如此多的几乎有着孪生兄弟般的惊人相似，我们似乎再无理由怀疑他们间的“亲缘”与“嫡传”关系了。大凡一位有成就的书家字体之创立，其学习过程中，必定有一家最能触发其心灵感悟的真宗使其在前人的肩膀上得以升高。不难看出，我们从墓志中所选出的例字，不正如撒落在田野中的瑰宝，为二百多年后颜体的创立锻铸了可贵的胚胎。其实，我们通过颜字与《元顼墓志》字体之比较，不难看出，鲁公楷法结构特征，很可能就是对《元顼墓志》中部分楷法的直取，而他加以发扬光大的，则是对笔画的规范和统一。
图1.《雍州刺史元顼墓志》拓片局部
 图2.
左为颜真卿字 右为《元顼墓志》字
图3.左为颜真卿《干禄字书》 右为《元顼墓志》
七七四年 五三二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