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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定四年（1231年）四月，蒙军果然从东道入境，一时之间宋军来不及重新部署，只能眼睁睁看着蒙军入境。更为恶劣的是，桂如渊此时忘记了自己的责任，不仅没有组织有效抵抗，反而逃到合州躲了起来。后来局势恶化，又主动为“借路”蒙军提供粮草和向导，蒙军顺利的通过了四川。 于是，史弥远之侄、京湖制置使史嵩之问计于孟珙，孟珙说了如下一番话：“倘国家事力有余，则兵粮可勿与。其次当权以济事。不然，金灭，（蒙古）无厌，将及我矣。”这也就是说，南宋尚不具备坐观成败的实力，不如趁机“和蒙”，尽量拖延必将到来的宋蒙大决战，使南宋获得足够的准备时间。另外，这样也可以趁机抢得一些地盘以增加战略纵深，并向蒙古人展示自己的实力，使之不敢轻视自己。而且，无论南宋出不出兵，金国都灭亡在即，因此此次出兵的重点不是灭金而是“和蒙”，这是当时历史条件下南宋唯一正确的选择。 孟珙这番话打动了史嵩之。之后，史嵩之又说服史弥远做出联蒙灭金的决定。绍定六年（1233年）十月，史嵩之最终下达了出兵的命令，孟珙、江海率忠义军2万运粮30万石北上，抵达蔡州城下与蒙军会师。 南宋出兵助粮，固然有“执仇耻”的目的，但最根本的目的，在于“和蒙”，这是符合南宋利益的正确之举，是南宋唯一正确的抉择。 端平元年（1234年）正月，宋蒙联军攻破了金国最后的据点蔡州城，金哀宗完颜守绪匆忙传位后自缢身亡，金末帝完颜承麟亦在乱军中被杀死，金国灭亡。由于宋军表现突出，最后分得了大部分战利品，其中就包括完颜守绪的尸体。 在灭亡金国的过程中，南宋收复了寿、泗、宿、毫四州及涟水一军，加上消灭李全所得之海州，共五州、一军、二十县之地，两淮全境收复。京西又得唐、邓、息三州十一县，京东得邳州二县。从这一点来看，南宋在“联蒙灭金”这一事件中还可以算是受益者。 当年四月孟珙归来，受到英雄般的礼遇。之后，宋廷以完颜守绪的尸体在临安祭祖，并以俘获的金国宰相张天纲等人行献俘礼，以报靖康之耻。不管怎么说，靖康之耻终于得以洗雪，南宋朝野被压抑了百余年的精神总算为之一振。或许这也是对陆游“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最好回答。 在蒙古铁骑南下，内部叛乱频仍的危急形势下，金朝朝廷上下没有依靠和笼络周边政权，尤其是南宋来稳定后方，没有抓住有可能消除内乱，进而积极备战，抵挡蒙古大军的南下的有利情形。而选择不顾南宋朝廷当时在对金朝问题上的不同意见，为了岁币之事而攻击南宋，将可能的盟友推到对方，自己亲手造成四面受敌的困境。蒙古势力强大，南宋不得已而为之。 金朝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被蒙古消灭已是迟早的事，毕竟当时的金朝已经丧失了东北、山东等地，西夏的同盟关系业已破坏，实际控制区域只有河南一地的数个州府。蒙古政权也是看得非常清楚的，因而将主力调离准备西征，仅以偏师以骚扰金朝。对蒙古来说，消灭金朝，只是早晚的事，且根本不需要与南宋建立军事同盟。而南宋在强大的蒙古面前，并没有什么讨价还价的余地，南宋所能做的，只是守住自己的淮南之地，不使金朝势力南下。名义上的同盟关系，只是为了让蒙古在灭了金朝之后，稍微停顿一下南下的步伐，让南宋可以多苟延些时日。“端平入洛”事件就证明了南宋所能做的也就这些，一旦希望有所动作，则必然遭致蒙古的打击。 对南宋来说，与蒙古结盟并非多么高明的举动，只不过是送走一只暮年的狼，却迎来一只壮年的虎罢了。但在当时的情势下，朝廷上下报仇心切，而金朝也不能调整政策，自己打破与南宋的和平关系，再加上蒙古势力确实强大，在这样的情况下，南宋所能做的，也就是与蒙古结盟消灭金朝了。(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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