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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十一黄金周，大家早早就预感到了，朋友圈旅行摄影大赛将会如火如荼地展开。从过去的几天来看，确实不负众望。至少，在我的朋友圈里，诸位友人的足迹从北极、北欧，延伸至肯尼亚和南美；欧洲、美国、日韩、东南亚更是常规选项。对此，不少讥笑开始出现：是不是你们出去旅游，只为了能放在朋友圈让人点赞？ 更有文章分析称，旅游，“具有廉价、参与性强、无需基础、积极向上等特性”，在这个意义上，“你爱的旅行和广场舞是一奶同胞”。
确实，在目前这种连广场舞大妈都能毫不费力地去东南亚度假，中国人多到能够把日本岛都买光买崩溃的情况下，喜欢旅游，不仅不再高大上，连小资都算不上了。这两个字，在大家都经济匮乏的时候或许还能镀点金，现在平庸得毫无格调了。 这还没算上出行时高速公路塞成停车场，景点人山人海水泼不进，海外旅行时全都是中国游客在买买买的世界奇观呢。 我这种这么不爱旅游的人，看到大家在争先恐后地用波德里亚和亨利·魏斯梅尔（旅游作家）来羞辱去旅游的民众们，却渐渐感觉到，舆论对我们这些普通人来说，实在是太刻薄了。 要更深刻地理解这种对“民众不懂旅游”的讥笑从何而来，我自己先来个补刀： 毛姆有一篇短篇小说《漂泊者》，我印象深刻。作者所写的这个漂泊者，相貌平平，毫无特别之处；但就是这么普通的一个人，独自游历了南美，从智利港口出发，去了南太平洋的马克萨斯群岛住了六个月，又到了塔希堤岛，接着坐船到了厦门，开始了他在中国（二十世纪初）最惊心动魄的冒险： “他从北京出发穿越整个中国，旅途中他把自己打扮成一个中国的贫苦百姓，背着铺盖，带着旱烟袋和牙刷，他投宿在中国的小客栈里，和其他赶路人挤在大炕上睡觉，也吃中国的饭菜。这可真不简单。他很少坐火车，大部分中途不是步行就是搭车或坐船。他穿越了山西和陕西，前进在狂风怒号的蒙古高原上，冒着危险在蛮荒的土耳其斯坦探险；他和沙漠中的游牧部落一起生活了数月，又跟着运输砖茶的商队行走在这荒凉的戈壁滩。四年过去了，他终于花光了最后一块大洋，再次回到北京。” 考虑到这是一百年前外国人在中国的旅行，无论如何他也该算是一个有趣的冒险家了。确实，这个漂泊者主要就是靠写作赚钱；但没想到，毛姆对此人写作的评价非常之低。“我觉得，他的经历仅仅是肉体的，从没有达到心灵的高度，这也许是为什么你会觉得他根本就是个平庸的人。他平淡无奇的外貌，恰恰是他平淡无奇的灵魂的最真实的说明，在那道空荡荡的宫墙后，仍然是空荡荡。” 也就是说，早在一百年前（这篇文章收录于毛姆1920年写就的《在中国屏风上》一书中），毛姆对旅行的批评就已经很透彻了。我归纳一下，便是：如心灵不丰富，则旅行无意义。 但我并不同意这个结论。 没错，心灵不丰富，走得再远也无法写好游记；长得不漂亮，风景再好也没法拍出模特大片；但谁说旅个游，还得文武全能；若不为这个世界留下文化遗产，就是肤浅造作？ 毛姆对这位旅行作家的恨铁不成钢，并不能放在所有旅行者的身上，尤其不能用于一个世纪后，那些既不想写书也不想成名的普遍人身上。旅行，只是一种平常的生活方式，开心就好，没那么多附加值。难道比国内便宜40%的低价优质的奢侈品不是收获？和孩子一起度过欢乐的暑假不是收获？亲眼目睹了印在教科书上的人类艺术瑰宝不是收获？非得要求人们出门一趟心灵便得到涤荡，人生从此顿悟，醍醐灌顶、洗心革面——喂，你想太多了吧？ 我很理解那些吐槽的小资和小中产们。在若干年前，在别人都忙着挣钱的时候，说走就走的旅行不是一种心灵的瑜珈吗，不是负责提升你的灵魂吗，不是像三毛一样浪迹天涯、追逐内心的吗？土豪们尽管可以挥金如土、灯红酒绿、纸醉金迷，咱不羡慕，咱有自己的精神世界。可是转眼间，戴着拇指粗的金项链的土豪们欧洲美加新西兰都玩遍了，连不是土豪的平头百姓们也纷纷出国旅游了，冲绳或越南的豪华邮轮上坐满了穿着睡衣的大妈们，日本京都的樱花下一眼望去全都是说中文的姑娘在排队拍照，清迈总是那种大学刚毕业没两年处处省钱的小屁孩们——说好的优越感呢？
这种不平之气，不禁让我想起了中国的传统风气。晚明时，旅游已经很普遍。明代散文家张岱在《游山小启》里详细写了当时士大夫旅游所要准备的东西，大致如下：需要有一个人作为主持召集，准备好小船、坐毡、茶点、杯盏、筷子、香炉、柴火、米饭，每个人都要自带一个簋、一个壶、两样小菜。这还只是基本配置。 我在《品味奢华——晚明的消费社会与士大夫》（巫仁恕）一书中读到，晚明时有一种叫“游具”的玩艺儿，其考究简直令今人发指。例如，游具中最有特点的是提盒，提盒里有多个格子，有的格子可装碟六枚，有的格子可装四大碟，有的格子放着筷子壶杯等物，另还可放水果、菜蔬和鱼类；在门上，还凿有棱条以透气；用提手可把提盒轻松提起。“提炉”也很可观，里面分为三层，最下一层中有铜造的水火炉嵌入底层，上面的夹板上固定着可煮茶的茶壶、可炖汤温酒的锅，最上层放的是备用的炭火。此外，士人出游还会备有一个“备具匣”，它上浅下深，内有小梳具匣、茶盏、骰盆、香炉、茶盒、文房四宝等，还有途利文具匣、诗匣、股牌匣等。其中的途利文具匣里，还内有乾坤，藏有裁刀、挖耳、挑牙、修指甲等物，诗筒里放的是红叶笺等，可以随时录诗。
为什么我要花笔墨描述几百年前的士大夫们的旅游用具呢？因为在那个时代，旅游是一种“炫耀性消费”，正因为其毫无实际用处，华而不实，所以可以成为身分与地位的表征；旅游不再只是一种休闲活动，还是士大夫用来与别人区隔的象征。但当市民阶层逐渐富裕起来之后，旅游活动也普及了；这样一来，文化精英们就难免跟引车卖浆者区分不开了。这是那些自恃身份的士大夫最不愿意看到的。
所以，明代诗人李流芳去苏州虎丘旅游时很生气地说：“盖不幸与城市密迩，游者比以附膻逐臭而来，非知登览之趣也。”袁宏道名气更大，也更刻薄，写自己的旅游很美：“趺坐古根之上，茗饮以为酒，浪纹树影以为侑，鱼鸟之飞沉，人物之往来，以为戏具”；写其他游客的旅游很无趣：“堤上游人，见人枯坐树下若痴禅者，皆相视为笑。而余等窃谓彼筵中人，喧嚣怒诟，山情水意，了不相属，于乐何有也？” 翻译成白话就是，干同样的事，咱们文化人才能体会意境，你们哪有什么品味，懂啥？ 现在的文人与古代士大夫不同，经济上毫无优势了，但至少还能写，还拥有阐释权，在褒贬上很可以有些春秋笔法，能把自己的穷游和尴尬，美化成心灵的洗礼；但如今却发现，人人都能写字，人人都能发表，人人都能美图，并且，人家很可能还更有钱，能享受到更好的旅程，这心理落差，确实不小啊。 有一句老话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后来反鸡汤的人讥笑说，不读书，只走路，跟邮差没什么区别。我觉得，书还是得读，这是最理想状态；但对一个平凡人来说，走过和没走过万里路，他自己的人生体验也是截然不同的。就像毛姆笔下的那个“漂泊者”，虽然他永远无法成为毛姆那样杰出的作家，但如果他没有机会走那万里路，那么，他的人生和现在相比，还要乏味得多，苍白得多。
【注】本文原标题《凭什么要求旅游一定是心灵瑜珈》。 作者：侯虹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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