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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日本有兰学，而中国没有。 17世纪以来，日本德川幕府实行锁国政策，但仍旧准许荷兰人和中国人到长崎贸易。经过多年来往，在一部分日本人中逐渐形成了兰学——通过荷兰语学到的西方科学文化知识。经过几位日本兰学大师多年的努力和各地兰学私塾的培养，到1853年日本学习兰学的人有2000多人，他们在西方冲击来临之前，便对西方文明有了一定的了解。日本几乎所有的启蒙思想家和积极推动明治维新的政府官员早年都学过兰学。同时期的中国却没有任何的西式教育机构，兰学人口为零，致使中国读书人和朝廷官员对西方文明几乎一无所知，甚至在鸦片战争中，英国人已经打到家门口了，咸丰皇帝还不知道英国在哪里！ 第二，中国有科举制度，而日本没有。 中国读书人把毕生精力花费在四书五经里，对其它学问漠不关心，一心想通过科举升官发财。即使他们考场失意，而不得不开设私塾谋生时，所教的仍然是四书五经，因为社会上没有人愿意学考试范围以外的学问。其实早在明朝末年，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就将西方学术介绍给了徐光启、李之藻等知识分子，但洋学却始终没有在中国形成气候，因为洋学是既没有“黄金屋”也没有“颜如玉”的夷狄学问。直到鸦片战争过了65年（1905年），科举制度才被废除，中国读书人的思想力和创造力才开始解放，而这时日本明治维新早已完成，并成了世界一流强国。 日本却没有科举制度。令人赞叹的是，虽然日本人长期学中国，但科举和宦官制度却不学。看来日本人只学外国的精华，而糟粕从来不学。儒学虽然是日本知识分子必修的教养科目，但也仅仅是“教养”而已，与当官发财没有直接关系。儒学在日本并不像在中国那样有压倒一切学问的绝对权威，因而才有兰学和其他学问发展的空间，形成了多元化的思想格局，其应变能力就灵活敏捷得多。 第三，日本有武士阶层，中国没有。 日本在江户时代的社会有士、农、工、商四个阶层，其中的士（武士）是统治阶层，也是社会的精英，负责统治与打仗，其它阶层负责生产。这些从小在尚武环境中长大的武士，基于捍卫国家的使命感，对外患的动向非常关心，会设法先收集更多的情报，以便了解敌人的情况。 虽然中国也有士、农、工、商之分，其中的士也是社会精英。可中国的士却是只懂之乎者也的文士，他们不需修习武术也看不起武人，吟风弄月还行，却根本不会打仗。因此外患出现时，他们关心的程度不如日本武士，他们的心全在科举上，打仗是朝廷的事。 第四、中国遭西方冲击在先，日本在后。 中国被英国在鸦片战争中打败后，消息通过荷兰和中国商人迅速传到日本，这个亚洲自古最强大的帝国竟然被来自万里之外的夷狄打败，不得不割地赔款，这给近在咫尺的日本人带来了巨大的震撼，日本的有识之士因此产生了危机意识。 鸦片战争之后13年，美国舰队才来到日本，日本比中国遭受冲击晚了13年，使日本朝野上下能冷静思考，接受中国的教训，不一味儿与强大的西方国家相对抗，而是不断采取妥协政策，少走了许多弯路。 第五、中国人的文化优越感比日本人强烈的多。 中国读书人历来把儒家思想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自认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是文明上国，周遭国家都是夷狄蛮貊，从来只有夷狄蛮貊向中国求教，而没有中国向它们求教的道理。虽然中国被西方来的夷狄不断击败，但绝大多数读书人仍不承认西方文明在许多方面比中国文明优越。 日本知识分子历来在中国文化面前有文化自卑感，早在唐代，日本就派了大批留学生到中国虚心求教，到了近代也能真诚地向西方求教，爱学习，也善学习，早就是日本的民族传统。 更重要的一条原因。是日本有福泽谕吉，而中国没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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