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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1 | 李洁:致远舰为何不带救生艇

 真友书屋 2015-10-08


打捞北洋沉船之际,人们自然会缅怀蹈海英雄。时代需要英雄,历史讲求真相,这本不应该成为矛盾。


近日,百余年前沉没于黄海大东沟的“致远”号巡洋舰又成了新闻热点,在“文革”前的电影《甲午海战》中下令“撞沉吉野!”的该舰管带(即舰长)邓世昌,再度浮现于国人视线中。纸媒以动情的笔触写道:根据一个日本海军画家的画作和《清末海军史料》记载,邓世昌在冲向敌舰之前下令将所有的救生船抛入大海以示决死之战,不胜不归。网络时代,微信扩大了纸媒的声音,笔者也重新被我北洋海军官兵为国捐躯的牺牲精神所感动。




然而,“致远”舰为何不带救生艇参战?当时卸载的只有救生船吗?笔者对北洋历史稍有兴趣,读过一点史料,也曾读过海洋出版社多年前出版的《清末海军史料》,去年也在丹东市与当地文史专家座谈,甚至听说过民间水手已经打捞出邓氏遗骸埋在大鹿岛的故事。现将笔者知道的一点有关史料码成文字,求教于方家,并期与更多的朋友共鉴。

中日甲午之战,两国宣战于1894年8月1日,但实际开战在7月25日。是年春季,朝鲜爆发内乱,中日两国几乎同时向朝鲜半岛派兵。作为朝鲜的宗主国,清廷正当地要求日军先行撤出,但被日本政府拒绝,双方谈判破裂。7月23日,在朝京汉城的日军主力突然攻占了王宫,逼迫国王下令,委托日军驱逐清军。其时,清廷租用了“飞鲸”、“仁爱”和“高陞”三艘英国商船向朝鲜牙山运送军队。25日,在朝鲜丰岛附近海域,日本联合舰队的“吉野丸”等三艘巡洋舰悍然攻击了为“飞鲸”和“仁爱”轮护航而返的北洋水师的“济远”舰与“广乙”舰,并将随后而至的第三艘英轮“高陞”号击沉,船上千余名清国陆军官兵大都殉难。因航速与炮弹射速均不及敌舰,“济远”号受重创后乘乱逃回旅顺基地,“广乙”号被打瘫后不得不自爆沉水,为“高陞”号护航的小型战舰“操江”号被日舰俘获。日舰“吉野丸”中三弹,属中度负伤;“秋津丸”无损伤;“浪速丸”中一弹,属轻伤。由此,中日战争率先在海上爆发,以北洋水师失利而告终。

从7月27日到8月13日,北洋水师提督(司令)丁汝昌多次亲率战舰巡航朝鲜近海,但均未与日本联合舰队遭遇。

正是在此期间,根据丰岛海战失利的教训,丁汝昌曾下达命令:各舰仅留一艘六浆舢舨应急,其余多余可燃物品一概卸下。

有关丁汝昌下令卸载救生艇、索具、木器甚至玻璃窗一事,我不记得《清末海军史料》一书中有无记载,倒是记住了当下的两本书中的披露,即商务书馆(香港)出版的旅日史学家宗泽亚先生所著的《清日战争》,和三联书店(北京)出版的北洋海军学者姜鸣兄的名作《龙旗飘扬的舰队》。有兴趣的朋友,不妨找来一看。




按我所知道的是,黄海大决战之前,不独邓世昌的“致远”舰,北洋水师所有的战舰都已经卸下了救生船。北洋最大的两艘巡洋舰“定远”号与“镇远”号不仅卸下了救生船等多余的可燃性物品,甚至还把主炮的钢炮罩也留在了岸上,以减轻战斗中炮弹频发所产生的震荡波。

水兵们奉令把救生艇留在岸上的同时,自不免会产生破釜沉舟、背水一战、不胜不归的悲壮情怀,但作为前线统帅丁汝昌,则是从如何赢得战争而考虑问题并作出决策。经过一场规模有限的丰岛海战,无论是在天津运筹帷幄的中方统帅、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还是在黄海一线的丁汝昌和邓世昌等各舰管带,甚至也包括主力舰上的一些官佐和水手,都已经非常清楚地了解了这样一个严酷的现实:敌国主力战舰的航速与炮弹射速大大优于我方的战舰。所以,对于出征将士来说,卸载首先是为了轻装上阵,行动提速,减少火灾。如此而已。

邓世昌在本舰严重损伤时,绝不降敌,反倒下令加大航速冲撞“吉野”与之同归于尽;落水后他又拒绝拯救,宁愿沉海殉国,这确是令每一个中国人感泣的英雄壮举。但对于历史人物,哪怕是民族英雄,也要实事求是。北洋水师按其战舰吨位和兵员,都高于日本海军,理应赢得这场战争。但其训练不足,装备落后,尤其是军纪松弛,则在当时已不是什么秘密。海军乃清国新建军种,官兵待遇大大高于陆军,邓世昌一个二级巡洋舰的管带竟被高授正二品的总兵衔,可见一斑。比之其他上岸嫖宿的袍泽,邓世昌是个没有绯闻的模范军人,但即便如严于律己的他,也一直将宠物犬带在舰上,直至共同殉难,也就难免令人感到遗憾了。战前,英国驻华公使即认定:一旦日本发动战争,清国的海军舰队将遭到彻底摧残。这一乌鸦嘴式的预测显然不是空穴来风。

邓世昌无疑是一位值得国人记住的民族英雄。一部电影,已经让人们把演员李默然扮演的邓世昌记到了现在。其实,北洋水师覆灭之前,不光一个邓世昌以自殉的方式昭告爱国忠心,提督丁汝昌、触礁坐滩的旗舰“定远”号管带刘步蟾、“镇远”号管带林曾泰、“镇远”号护理管带(代理舰长)杨用霖等海军高官(相当于今天的海军上将、中将和少将),皆在最后时刻自杀身亡,其“不成功,便成仁”的殉国气节,也是不容我们忘却的。最高指挥官丁汝昌从容地雇了当地木匠为自己量身订制了棺材,杨用霖曾亲手将舰旗订死在桅杆上以防有人降旗投敌。陆军首领戴宗骞、张文宣,也在威海卫陷落之前自杀谢国。借打捞“致远”舰之良机,把中国第一代海军先烈的业绩一并整体打捞出水,则比只让人继续记住一个邓世昌更为有益。而且,如能趁水下考古之机,唤起更多的国人重温那段国耻,反思落后挨打的根本原因,岂不更有意义?

打捞北洋沉船之际,人们自然会缅怀蹈海英雄。时代需要英雄,历史讲求真相,这本不应该成为矛盾。




作者:李洁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作家,历史研究者,著有《文武北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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