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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峪关长城好像丧失了吸引力，大大小小的旅行社门口都贴着“400元游黄河小三峡”的海报，但外地人到兰州，去得最多的还是城关区的张掖路，有人很不理解：“黄河也有三峡？” 每个中国城市都有一条充当城市门面的商业步行街，本地人逛得百无聊赖，但外地人免不了要到此一游。周末，兰州人满为患的是黄河边上的滨河路，黄河把兰州市划成两瓣，每逢立春之后，两岸就挤满了放风筝的人。 大学四年，胡斌都没有到滨河路上的广场放过风筝，因为兰州大学离市区太远。但每逢太阳高照的时候，他也喜欢到滨河路上的露天茶座晒着太阳喝茶，看河堤上的人来人往。胡斌是山西运城人，来兰州已经11年，读书的时候，他的想法是像校友水均益那样北上，混进北京的媒体圈子，但最后还是留在了兰州落地生根，在一间江苏人开的贸易公司上班，倒卖服装和钢材。他指着那些光着脚丫在浅水区放风筝的小孩说：“外人根本看不出来兰州缺水，如果不是因为水价上涨，本地人也不会知道。大家都以为自己在黄河上游，是最不缺水的西北城市。” 2005年，兰州市政府第一次因为调整水价召开听证会，胡斌还记得当时的轰动景象，“报纸上每天都在说水价。”因为前妻在兰州市供水集团工作，胡斌比别人更早知道水费上调的消息，但70%的上涨幅度还是出乎他的意料，“从每吨9毛钱到每吨1块4毛5，太猛了”。和中国90%的价格听证会一样，政府顺利达成了涨价的愿望，之后一涨再涨。而在胡斌毕业的那一年，兰州大学的学生用水是0.3元/吨。 “这里几乎所有的贸易公司都是江苏人开的，本地人做生意的很少，大部分都在老实上班。盛世广场一带的店铺，都是外地人拿走了。”这种情景成为兰州商业市场的常态，有利可图的门路都被外地人捷足先登：江苏人和河南人垄断贸易渠道，东北人垄断高档的餐饮和娱乐场所，土生土长的甘肃人都成为打工一族，起早摸黑挣工分。 本地资源被外地人垄断的结果是，兰州人的收入和其他兄弟省份的省会城市相比，始终处在一个尴尬的局面。兰州2007年的人均收入10271.18元，被西安、乌鲁木齐、银川甩在后面，只高出西宁。“而且和前几名的差距越来越大，以前只差几百元，现在差上千元。”但收入的差距在具体的生活层面上很难被人察觉，除去声名在外的牛肉面，兰州的消费水平并不比外人想象的低，事实上，在普通餐馆里找不到10元以下的青菜。 南方的广州，年平均收入超过2万元的市民在向1.32元/吨的水费喊贵，同样缺水的乌鲁木齐人的水费比兰州人便宜5分钱/吨，年收入却比兰州人高出1300元。在52岁的苏丽华看来，住在兰州的外地人并不会因此而烦恼，为水所困的都是长在这个城市的本地人，基于这个原因，她成了2005年价格听证会上唯一投反对票的代表，至今还在为水价奔走。 滨河路上最负盛名的景观是中山桥，这座黄河铁桥位于白塔山下，它不仅是兰州历史悠久的古桥，也是5464公里黄河上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桥梁，兰州人管它叫“天下黄河第一桥”。从中山桥一路向西，半个小时就能离开兰州的中心地带城关区，进入七里河的地界。 七里河是兰州市内怪象频出的一个区域，和市中心的高楼林立相比，显得面目迥异。因为四周环山，兰州即便在秋高气爽的季节里也是个能见度有限的粗颗粒城市，山上的工地散发出的尘灰经常会飘到市内，山上有大片民房，住户出门后要经过一段山路才能来到平地上。目之所及的范围内，一栋栋架构奇特的楼房当街而立，这种三层小楼的底层由一间单房组成，楼上两层分别有2到3间房，面积都大过1楼。远远看去，整栋楼房就像一个倒立的梯形，铺满灰尘地竖在地上，当地人管它叫“炮楼”。 苏丽华和《兰州晚报》的记者杨彬都说不清“炮楼”是什么时候出现的，但杨彬肯定它经过了当地街道和社区的审批，“街道批了后，房主就自己找人把房子修成了这样。” 华坪三马路是七里河的一条重要干道，路人都尽量绕道而行，因为一栋“炮楼”就建在路边的水站上面，附近的地面已经出现裂痕。附近有居民担心水管会再次爆裂，影响用水，七里河本就是停水事件发生最频繁的区域之一。在杨彬眼里，这种隐忧并不只有当地居民才有，从红山村到望恒坪，“炮楼”出没的地方，随时都有人丧失喝水的权利。苏丽华的家住在市中心的酒泉路上，她曾调查过市内各区的水价，发现并不一致，七里河的部分社区水价早就超过了政府公布的数字。曾经有个小区的居民用集体抗交水费的方式表示反抗，“但水闸一关，喝不到水，大家也就屈服了”。 每个人都认同兰州缺水的现实，但喝水的代价是不是要如此高昂又是另一个话题。兰州本地曾经盛传一条小道消息：兰州市自来水厂背负着11亿元贷款和6.19亿元的债务，每月亏损1000多万元。去年1月，供水集团决定将45%的股权转卖给法国威立雅水务公司后，这条消息在坊间的流行度达到顶峰。供水集团的经理孙晓霞认为，这是一个误解：“兰州市自来水厂一直都在盈利。真正的问题是，兰州水网的改造需要大量资金，集团本身的盈利不足以负担，必须要找国际性企业合作。” 孙晓霞说，和水费上涨相比，水网的改造和市民能不能喝到水的关系更为密切，“兰州的水资源大部分都在生活用水中被浪费掉了，不进行改造，提高取水能力，缺水的现象会一年比一年严重。” 这番解释在苏丽华那里被认为是一个偷换概念的借口，公用事业单位要改造城市设施，资金来源不应该转嫁到市民头上。所有矛盾都在于此：为什么外资进来后，兰州水价没有降，反而涨了？ 去年1月19日，法国威立雅公司和兰州市政府签订协议，以17.1亿元的价格买下兰州市供水集团45%的股权。杨彬说，事情的蹊跷在于，当时参与竞价投标的有4家公司，但其余3家公司中，报价最高的香港中华煤气出价也就5.6亿元，“威立雅的出价高得出奇，没有道理。它回收投资的方式很值得怀疑”。他和其他的当地记者几次想采访威立雅公司，但负责人的手机永远无人接听，有记者跑到威立雅位于北京的中国总部登门拜访，也被有礼貌地拒之门外。 随后，到10月份，发生了涨价事件，兰州水费从1.45元涨到了2.15元。“17.1亿的投资，怎么收回啊？老外靠提高水费来赚钱。”杨彬说。但事实上，在诸如水务这样特殊的经营领域，企业并没有制定价格的权利，只有政府才能拍板。于是，又一小道消息很快开始盛行：兰州市政府和威立雅签订的协议中，允许对方每年有两次涨价的权利。消息流传开后，政府和威立雅公司都对此讳莫如深，守口如瓶。 这种说法也没有得到认同，苏丽华的质疑是，兰州的取水口位于黄河上游，水资源的污染低，水处理成本也相应低廉，后期的盈利已经高过很多城市，在物价全面上涨的时候，有没有必要再涨水价？杨彬对此也有保留，通过他收集的数据看，水价上涨已是威立雅所进入的地方水务市场的普遍现象。威立雅公司1997年在天津获得第一个项目，2007年天津居民用水的价格10年里上涨了近5倍。凡是有外资水务进驻的中国城市，水价都以每年40%以上的幅度在增长。人们都很不情愿地看到，公共事业的改革变成外资和民生的长期斗争。 兰州的水价纠纷像是菲律宾在1998年的遭遇的重演，当时，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将由政府管理的水务公司与外资合资，其后，居民水费猛涨76%。2002年年底，菲律宾政府又花巨额代价收回股权，调低水价。孙晓霞否认这种可能，但她承认，兰州的水务改革还会遇到更多问题，“水价的阶梯形上涨是不可避免的”。 离开七里河，苏丽华回家途中需要途经一座清真寺和一所学校，除此之外，两旁都是外地人开设的五金店铺。“他们不会为水价担心”，苏丽华说。她忧心的是收入不高的本地人，并且，兰州还有将近18万个低保户，苏丽华曾去调查过他们的生活状况，“晚上只开一盏灯，用来给儿女写作业，从来不敢浪费一滴水。”对于这些人而言，任何一次价格上的微调，都可能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生活的困境永远都被压在台面下，第二天，兰州市评选2007年十大经济人物（企业），众矢之的的威立雅出现在当选名单中。这个城市甚至也在为奥运作准备，途经小学的时候，高音喇叭正广播着：“少数民族同学明天请穿民族服装到校，中央电视台要来拍摄奥运特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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