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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居住的典型结构：院——宅——园，院和宅体现着儒家文化，即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园则体现着释道文化，即人与自我、人与自然的关系。纵向为进，横向为跨，受等级和财力制约，规模铺排也便不同。 一般而言，园多置于宅后或两侧，亭台楼榭，名石花木，为主人寄情山水涵咏志趣的所在。院作为宅前天井，乃仪式感的序幕，多空旷或置少量盆景，如果仅有一院，就随意的多，水缸，水井、亭台、藤架、乔木灌木，均可按主人兴趣摆弄。 王公权贵，富商巨贾，往往花费巨资造园，但平民百姓，可以没有园，但必须有院，这时，园融入进院里，或者叫庭院。一勺万里，一拳千轫，心中有山水，壶天岁月长。 在中国，除了宫廷，文人尤其喜爱造园。“合百草兮实庭，建芳馨兮庑门……”，这是记载中庄子的“漆园”；汉代的广汉园、梁冀园，“置景粗放，种植广博，动物鲜活，山水配合”。 魏晋好玄谈重风流，谢安东山造别业，畅论风雅，竹林七贤，放浪形骸，独坐幽篁。王羲之，兰亭修禊，俯仰天地间。辞官的陶渊明，也会找五棵柳树归园田居，采菊东篱，悠然见南山。 文人式的山水隐居情怀，大约始于此。将环境变为心境，即使身处陋室，亦可体会“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
唐代王维的辋川别业、白居易的庐山草堂、杜甫的浣花溪草堂，都是造园的代表。王维《山水决》的绘画理念，“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或咫尺之图，写千里之景”，同样适合造园。 应该说，此前造园主要还是顺应自然，乃自然山水的截取，宋以后则出现以构园要素为主的花园、水园、亭园等，叠山理水，建筑花木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如司马光造独乐园以自怡。 明清时期，皇家园林达到巅峰，如三山五园，避暑山庄，私家园林也以文人化的园林走向兴盛，追求城市之中的山水意境，如沈德潜《复园记》所述：“不离轩堂而共履闲旷之域，不出城市而共获山林之胜。”如江南私园——师园、沧浪亭、寄畅园、随园、片石山房、水绘园，达官私园——恭王府萃锦园、半亩园、勺园，岭南私园——可园、馀荫山房、林家花园，以及权贵商贾的庄园和大院。 以乾隆年间文坛领袖袁枚为例，仕途不顺，遂辞官归隐，居于南京小仓山随园数十年，“望随园楼台，如障轻容纱，参差掩映，又如取镜照影，自喜其美。方知不从其外观之，竟不知居其中者若何乐也。” 袁枚曾自诩：“好味，好色，好葺屋，好游，好友，好花竹泉石，好圭璋彝鼎，名人字画，又好书。”此乃典型的文人爱好，除了“好葺屋”这条。与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不同，袁枚重视工匠技艺，喜欢亲自动手营园，在他看来： “精求之，何艺非道？貌袭之，道艺两失。” “艺果成，皆可以见道。” “夫所谓不朽者，非必周、孔而后不朽也。羿之射，秋之弈，俞跗之医，皆可以不朽也。” 他的朋友中，卢玩之精于髹漆器具，李竹友精于竹器者，范西屏精于棋艺，吴省曾精于绘事。在造园理念上，袁枚主张顺其自然，切忌以人之性代替物之性，所谓：宜山者山，宜庭者庭。迁而移之，在冬非春。“物性之不知，土宜之不辨，喜而左之，怒而右之。主人之喜怒无常，花之性命尽矣。” 童寯先生在《江南园林志》中，曾讨论先有建筑还是先有围墙，像王维的辋川别业大概是没有围墙的，只需在山林中盖几间屋子即可，到后来随着城市发展，想在闹市有一方净土，围墙就不可或缺了。童先生把“園”字外围的“口”看作围墙的意思。
 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 飞花时节，垂杨巷陌，东风庭院。 芳草池塘，绿阴庭院，晚晴寒透窗纱。 梨花院落蓉蓉月，柳絮池塘淡淡风。
事实上，围合而居比山水寄情的传统要早得多，院早于园。据考古发现，公元前12世纪的西周建筑遗迹，中国已开始呈现出合院式布局，自那时起，无论王公大臣，富商巨贾，文人学士，贩夫走卒，建造了大大小小的院落，演绎出辉煌与平淡交织的诗意篇章。
可以说，中国建筑是以院落为核心，构建起生活的诗意空间，处处体现着文化内在，门第的规格彰显着儒家的礼序，亭台楼榭生长着道家的自然，小桥流水游鱼透露着禅机，院落建筑的成型、发扬及延续，这本身就极富诗意。由古至今，中国人的骨血中都流淌着对于土地、院落的深深眷恋。 院和园，就是中国人的存在之家，现世的天堂。看文征明《深翠轩图》、《拙政园图册》，看到的是一颗诗心。夜雨芭蕉，晓风杨柳，移竹当窗，分梨为院；静扰一榻琴书，动涵半轮秋水，清气觉来几席，凡尘顿远襟怀。不管紫禁城、恭王府，还是王家大院、魏氏庄园、徽州大宅，还是永定土楼、闽南大厝、昆明一颗印，四方围合的庭院，已成为中国人的独立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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