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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文所称梁章钜《楹联丛话》，准确地说，应该叫做“楹联丛话系列”。实际上包括如下六部著作：一是《楹联丛话》。梁章钜1838年开始编撰，1840年完稿并刊刻，共十二卷，收联话600余则，桂林陈继昌序。二是《楹联续话》。完稿于1843年并刊刻，分四卷，收联话330则，余小霞校阅，卷首作者梁章钜自序。三是《楹联三话》。完稿于1847年，收入联话130多则，所辑联话分上、下两卷，未标门类，只系以小标题，作者梁章钜自序。四是《楹联四话》。梁章钜第四子梁恭辰撰，共六卷，体例大体依照《楹联丛话》。五是《巧对录》。梁章钜编，完稿于1842年，1849年刊出。分八卷，各卷未标门类，亦无小标题，卷首有自序。六是《巧对续录》。梁恭辰编，分上、下两卷。除上述六部独立著作外，“楹联丛话系列”还包括如下几个部分：《楹联剩话》。原见于梁章钜《归田琐记》，有数十则；《浪迹丛谈》中散见联话，共13则；《浪迹续谈》中散见联话，共12则；《浪迹三谈》中散见联话，共4则。三书皆梁章钜作。从上述介绍可见，“楹联丛话系列”是梁氏父子合作的结晶，但梁章钜是主要作者。北京出版社1996年9月出版的由白化文、李鼎霞点校的《楹联丛话全编》基本囊括了上述内容。 郭绍虞先生在论及诗话产生的原因时指出：“以诗之多，于是有诗话。”[1]意即诗话是中国古代诗歌高度繁荣发展的产物。联话亦然。梁章钜能够写出《楹联丛话》，为中国楹联筚路蓝缕，首先应归功于特定时代楹联创作的繁荣。楹联由明入清，日益兴盛，“天章稠叠”，“云烂星陈”，“楹联之制，殆无有美富于此时者。”[2]面对“名公巨卿，鸿儒硕士”所创作的“美富”的楹联作品，梁章钜感到有必要“辑成一书”，以免时过境迁，有“碎璧零玑之憾”。其次得益于历代诗话、词话及文话的启发。关于这一点，梁章钜在《楹联丛话·自序》中有清楚的表白。他说：“窃谓刘勰《文心》，实文话所托始；钟嵘《诗品》，为诗话之先声。而宋王铚之《四六话》，谢伋之《四六谈麈》，国朝毛奇龄之《词话》，徐釻之《词苑丛谈》部列区分，无体不备，遂为任彦昇《文章缘起》之所未赅。何独于楹联而寂寥罔述！因不揣固陋，创为斯编。”此外，还有四个不可忽视的内在因素。一是家学渊源。梁门自明代起，十五代秀才相继不断，可谓书香门第。梁祖父剑华为郡增生，梁父上治(后改名赞图)与叔上国同中乾隆三十三年(1768)举人，上国后来又中进士。大学者纪晓岚曾特书“书香世业”一匾为赠。章钜自小受到浓厚的文化薰陶，包括楹联文化。据《楹联丛话》卷之八载：梁父喜为人书楹帖，并且必用格言。“一日与先伯父奉直公为人分书楹帖，先伯父书一联云：‘欲知世味须尝胆；不识人情只看花。’公(梁父)亦书一联云：‘非关因果方为善；不计科名始读书。’呼章钜语之曰：‘汝知此两联意义之深厚乎？汝伯父所书，乃涉世良方；我所书，乃自修要旨也。’终身用之不尽矣。”[3]梁父又集《四书》联一副示章钜，联云：“敏则有功公则说；淡而不厌简而文。”[4]由此，梁章钜“少承庭训”的情形可见一斑。二是授业名师。当时的大学者、文学名流纪昀、阮元和翁方纲，梁章钜都曾及门授业。纪、阮、翁三人又是楹联大家，对他的影响至深且巨。在《楹联丛话》中，梁章钜经常提到他的几位恩师及其联作，并推崇备致。特别是对纪昀，言必称“纪文达师”，自谓“余于嘉庆壬戌成进士，适又出文达师之门。一门三代，皆为门生，皆登词馆，师每对人举为美谈。”[5]因此对先生的只言片语，无不奉为金科玉律。三是交历天下。梁章钜作官遍及江南各省，与当时各界名流、骚人墨客皆交游甚笃，这种人生经历非常有利于他于楹联“博访遐搜”，也有利于他与“诸君子”一起经常切磋、探讨、赏析。可以说，梁氏的《楹联丛话》主要不是在故纸堆中翻出来的，而是从生活实践中采撷所得。四是自生的责任感。梁氏深感文学史和文论史上对于楹联的“寂寥罔述”，以至于造成“联话”类著作的缺失，故“不揣固陋，创为斯编”。 二 阐释的目的在于寻找文本的意义和价值。从整体上看，梁章钜《楹联丛话》的意义和价值主要凸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一是搜集保存了大量历代联作。楹联自唐、五代肇始，千余年长盛不衰，但历代文人、学者囿于传统观念，视为“小道”，故联家、联语“见于载籍者寥寥”。梁章钜在《楹联丛话·自序》中感叹说：“元明以后，作者渐夥，而传者甚稀，良由无荟萃成书者，任其零落湮沉，殊可慨惜！”感于这种状况，他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和高度的责任心，“稿凡三易”，“阅二年”，创为斯篇。全书上起五代，下迄清中叶，广泛搜辑联家、联人数百，作品数千。宋代如苏轼、朱熹、楼钥、蔡司理、洪俞，元代如赵孟頫、杨元诚，明代如朱元璋、刘基、解缙、杨慎、祝允明、唐寅、海瑞、李东阳、王守仁、徐渭、李贽、左光斗、史可法、董其昌、夏贵溪、袁文荣、邱岳、张延登，清代自清初至道光年间，则名家名作，几无一遗漏。其中李渔、朱彝尊、郑板桥、蒲松龄、袁枚、纪昀、翁方纲、梁同书、阮元、彭元瑞、齐梅麓、程春海、陶澍、林则徐等人，所录作品最为丰富。还有大量普通文人及无名氏作品。显然，这对于保存我国楹联艺术遗产，意义是十分重大的。 值得注意的是，《楹联丛话》是以“联话”的形式辑录联语的，而不是简单的作品汇集。据陈继昌《楹联丛话·序》，可知“联话”有两个内在要求：一是“叙其所缘起”，二是“附以品题”。所谓“叙其所缘起”，就是在辑录楹联作品的基础上，简要叙述联语的出处及产生的有关背景、细节，即探求楹联的本事。如《楹联丛话》卷二叙纪昀一联“本事”云： 乾隆中，每岁巡幸热河，必于中秋后一日进哨(即木兰围场)，重阳前后出哨。跸路所经，有所谓万松岭者，满山皆松，为重九日驻跸登高之所，岁以为常。庚戌岁，上进哨时驻此，周览行宫，顾谓彭文勤公(彭元瑞)，令将旧悬楹帖悉易新语，期以出哨登高时亲阅。公连日构思，偶于行殿正中得句云：“八十君王，处处十八公道旁介寿”，谓贴“万松岭”也，而难其对。因以片纸驰价，属纪文达公(纪昀)成之。文达公笑曰：“芸楣又来考我乎?”即令来价立待，封纸付还。文勤公启视，则已就余纸写成对语矣。句云：“九重天子，年年重九节塞上称觞。”叹曰：“晓岚真胜我一筹矣！”回銮曰，此联果大蒙称赏，特赐文勤公以珍物八事。公跪辞曰：“此出句是臣所撰，而不能对；对语实纪某所撰。请移以赏纪某。”上曰：“两边语皆好，汝自应领赏。”即另发一分赐文达公。[6] 阅读这段带有故事性的记述，可知这副名联的来历，读者据此可加深对它的理解。而文勤公的厚道，纪文达的绝顶才华，也给人深刻印象。另外，亦可知清代皇帝对楹联的重视，而当时朝野的对联文化氛围又是何等浓厚。纵观《楹联丛话》全书，几乎首尾都贯穿这类叙述，或详或略，皆生动、精要，且别裁“伪体”，有据可征，是今人研究古代楹联作家作品的重要、权威材料。 二是对楹联的源起、演变作了一些有价值的考证工作。《楹联丛话·自序》说： 楹联之兴，肇于五代之桃符。孟蜀“余庆”“长春”十字，其最古也。至推而用之楹柱，盖自宋人始，而见于载籍者寥寥。 在《楹联丛话》卷之一中又说： 尝闻纪文达师言：楹帖始于桃符，蜀孟昶“余庆”“长春”一联最古。……按《蜀梼杌》云：蜀未归宋之前，一年岁除日，昶令学士幸寅逊题桃符版于寝门，以其词非工，自命笔云：“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后蜀平，朝廷以吕余庆知成都，而长春乃太祖诞节名也。此在当时为语谶，实后来楹帖之权舆。但未知其前尚有可考否耳。[7] 由此可见，梁章钜一方面根据文献肯定楹联起源于孟昶题桃符春联，另一方面又心存疑问。但他这个囿于当时见闻而存疑的观点后来却统治了学术界，楹联起源桃符说，为大家公认。直到近年来，随着人们对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敦煌遗书等文献的深入研究，这个观点才受到质疑。目前众多楹联研究者一致认为：楹联唐早有，后蜀岂能先。唐代是楹联这种文学样式的真正产生时期。 《楹联丛话》还研究、考证了应制联、庙祀联、灯联、寿联、挽联及切姓联等楹联子类的源起及演变。如关于应制联，《楹联丛话》卷之二云：“楹联之为应制作者，昉于前明嘉靖时。……其时载笔之臣固无巨手，亦胜朝德政不足以备揄扬，故凌夷衰微，迄于无声。……自有楹联以来，未有如此(康熙、乾隆年间)之盛者矣。”[8]又如关于庙祀联，《楹联丛话》卷之三云：“庙中楹联，宋元时绝无传句，大约起于明代，至本朝而始盛。”[9]又如关于切姓联，《楹联丛话》卷之一考证说： 宋韩康公宣抚陕右，太守具宴，委蔡司理持正作候馆一联云：“文价早归唐吏部，将坛今拜汉淮阴。”韩极喜之。又京口韩香除夜请客，作桃符云：“有客如擒虎，无钱请退之。”此二事皆见蒋平仲《山房随笔》。皆切韩姓，此亦后来赠联切姓之滥觞也。[10] 又《檐曝杂记》云：《梦溪笔谈》谓集句对自王荆公始，如“风定花犹落(谢贞诗)，鸟鸣山更幽(王籍诗)”之类。其实不自荆公始也。《金玉诗话》及《蓼花洲闲录》谓宋初已有集句，至石曼卿(延年)而大著。如以“天若有情天亦老”对“月如无恨月长圆”，则固不始于荆公矣。[11] 这段论述，梁氏引经据典，否定《梦溪笔谈》的错误看法，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这个观点至今仍被奉为权威之论。 三是初步建立了楹联分类体系。楹联分类是一个迄今尚未完全解决的复杂问题。当代有学者认为应从“内容、用途、创作方式、联文长短和对仗形式五个方面进行分类”，[12]如按联文长短分类，可将楹联分为超短联、短联、中联、长联、超长联。有学者认为对联可分为“实用性对联和装饰性对联两大类”，实用性对联“大体上包括寿联、喜联、挽联和春联这四类”，而装饰性对联则包括“名胜古迹联、行业联、室内外装饰联等。”[13]还有学者认为：“对联按照不同的标准，可以作不同的划分。……根据功用，现在最常见的是将对联分为春联、喜联、寿联、挽联、胜迹联和普通联等。”[14]而梁章钜是楹联史上最早提出楹联分类的人。在《楹联丛话》中，他把楹联分为十大类，即故事、应制、庙祀、廨宇、胜迹、格言、佳话、挽词、集句、杂缀。这种分类比较笼统，并无统一的维系标准，因此，科学性不是很强。但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有一定的合理性。应制联确为当时一大类型，随着时代的发展，现今已不复存在。庙祀、廨宇、胜迹，以今日之目光，可合为一类，谓之“名胜古迹联”。格言、挽词、集句三类，至今仍沿袭旧称，不过名称稍有变异耳。梁氏的楹联分类为后人的进一步探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是对楹联作品的艺术美作了可贵的理论探讨。梁氏《楹联续话·自序》云：“《楹联丛话》之辑，始于桂林节署。……忆在桂林时，每得一联，辄与陈莲史、余小霞、陈海霞、桂舫诸君子赏析之。”所谓“赏析”，即陈继昌所谓“附以品题”，就是对楹联作品的艺术美进行品味、探讨。通观《楹联丛话》，可知作者的“赏析”具有这样的特点：于零散琐碎中贯穿着内在联系，于自然感悟中包孕着理性思考。所以这片“处女地”值得我们去开掘、研究。 在梁氏看来，楹联作品的艺术美，是建立在创新的基础上的。所谓“创新”，就是要“出乎肺腑”、“自出新制”，“不落窠臼”，“不屑拾人牙慧”。在《楹联丛话》中，梁氏对因袭前人而没有新意的楹联作品，进行了批判，而对那些不落俗套、不涉腐气的楹联作品，则给予充分肯定和赞赏。以创新为基础，梁氏进一层要求楹联作品做到“工而切”。“工”是形式上的要求，即对仗要工整；“切”是内容上的要求，即要切人切事切地，“不可移易”。“切”是联话这种文学批评体式一个关键概念，这个概念源自刘勰《文心雕龙》和钟嵘《诗品》。梁氏之所以在内容上要求做到“切”，是因为楹联大多是应人应事应景而作，诸如题赠、哀挽、贺勉等等，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梁氏评联论对，其审美标准尤重“工切”。《楹联丛话》卷之三“庙祀上”有云： 济南城北有北极阁，远对千佛山，俯瞰大明湖，枕城而立，为会垣最高处。有集句联，云：“宫中下见南山尽；城上平临北斗悬。”可谓工而切矣。[15] 卷之四“庙祀下”有云： 潮州韩公祠联云：“天意起斯文，不是一封书，安得先生到此；人心归正道，只须八个月，至今百世师之”，紧切潮州，移易他处昌黎祠不得。[16] 彭文勤公联云：“旧事总惊心，阶前桧贼；感时应溅泪，庙侧花神。”是题西湖之岳庙。吴云樵侍郎(芳培)联云：“千秋冤狱莫须有，百战忠魂归去来。”是题汤阴之岳庙。对语各切其地，不可移易。[17] 一副楹联，形式“工”，内容“切”，便“亦佳”，堪称“佳构”。但是否就是楹联艺术美的最高境界呢？自然不是。《楹联丛话》论联，于“工”尚有“工巧”、“工敏”、“工妙”、“工绝”之谓。梳理一下这些审美标准，大体可知梁氏的美学见解是这样的：对仗首要是工稳，如生铁铸成，稳中再求巧妙，即“工巧”、“工妙”；对而能速，谓之“工敏”；巧妙至极，是所谓“工绝”。《楹联丛话》卷之十二“杂缀(谐语附)”有云： 板桥解组归田日，有李啸村者，赠之以联。板桥方宴客，曰：“啸村韵士，必有佳语。”先观其出联云：“三绝诗书画”，……限对就而后食，久之不属，启视之，则“一官归去来”也。咸叹其工妙。[18] 卷之十一“集句(集字附)”有云： 闻有集前人句题酒家楼者云：“劝君更尽一杯酒；与尔同消万古愁。”可谓工绝。[19] 以上两例，是从形式(对仗)上更进一层来揭示楹联作品的艺术美。从内容上看，梁氏评联，于“切”还有“典切”、“雅切”之谓。切而隐典，谓之“典切”。《楹联四话》卷之四“挽联”有云： 常熟蒋伯生大令(因培)语喜诙谐，罢官后就蒋砺堂相国之聘。……后相国总制三吴，以遣责殁于秣陵。客散宾逃，丧輀致无人奠唁。大令内不能平，为联以挽之云：“门前但有青蝇吊；冢上行看大鸟来。”论者以为语虽太激，然实典切也。[20] 切又能做到雅而不俗，谓之“雅切”。《楹联丛话》卷之七“胜迹下”有云： 邵武郡城中诗话楼，祀严沧浪先生，严本邵产也。……然不若朱竹君先生(筠)一联云：“隐钓风分七里濑；品诗意到六朝人。”雅切其姓，且老气纷披也。[21] 从以上的简要分析可知，梁氏心目中楹联的艺术美，有着不层次的审美要求，其基本的要求是指楹联作品在创新的基础上达到的内容与形式的有机统一，即“切”与“工”的有机统一。楹联作品若如此，便“亲切有味”。 德国哲学家狄尔泰(1833-1911)指出：“阐释永远只能把自己的任务完成到一定程度，因此一切理解永远只是相对的，永远不可能完美无缺。”[22]梁章钜《楹联丛话》是一部内容非常丰富充实的联话著作，它的意义如同一颗多面体宝石，可以从各个不同的侧面折射出五颜六色的光芒。本文“只能把自己的任务完成到一定程度”，而不可能穷尽它的意义。又由于受到“先行结构”或“先入之见”的控制，本文的阐释欲求完美无缺但实际上不可能做到完美无缺。正因为如此，所以希望学术界有更多的人来关注、研究它。 注释：
作者：任先大 原载：《云梦学刊》2003年第6期 录校制作：恶人谷珠楼 版本：初校版 转贴请注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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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联学大师梁章钜于道光年间撰写的《楹联丛话》，是中国楹联史上第一部联话著作，也是我国古代文论史上一部具有理论意义和价值的联话。此作一问世，便在当时产生了巨大影响，“各省皆有翻刻本”，“一时颇为纸贵”。并且开后世“联话”一体之先声。可是自清中叶以来，对这部联话著作的研究则相对沉寂，特别是从文论史的角度加以探讨，基本上呈现出“白茫茫一片真干净”的局面。本文认为，联话是与诗话、词话处于同一平台的一种古典文论体式，中国古典文论学科应该把联话作为一个重要对象将其纳入研究视野，而不应该承袭历史的偏见一概拒之门外。在步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这种“排拒”的结果，将不利于我国古典文论研究的深化，也不利于提高我国古典文论在世界文论史上的地位。基于这种看法，本文在不能免除自己对历史主体的个人误读和现代误解的情况下，想把梁章钜的《楹联丛话》置于多元视野中作一阐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