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韩松 （科幻作家）
科幻与天文都让人着迷。中国人应该是最早仰望星空的民族之一，但留在很多人印象中的，多半是书中讲到的“将星不在其位”，然后某人气数将尽；或者“客星犯境”，国家面临凶厄等等。中国人早在公元前1056年就记录了哈雷彗星，但对其认识估计不过限于它会给王朝的兴衰带来什么暗示。 中国天文学的辉煌可从皖北略见一斑，这里一度是中国人仰望星空的中心。阜阳西汉汝阴侯墓出土的大量文物中，有太乙九宫占盘、二十八宿圆盘和六壬栻盘等，被称为中国科技考古史上最早的天文设备。还有一件“式盘架”，与二十八宿圆盘结合，正好是一架赤道式观测仪器。过去人们一直误认为东汉张衡的浑天仪是中国最早观测天象的仪器，但这个“式盘架”比浑天仪早了至少两百年。另有一件“漆盒”更是提早了中国圭表的出现年代。但这一切对于中国的未来又产生了什么影响呢？19世纪中叶，安徽成为了太平天国运动死人最多之地。曾国藩在1863年4月14日的奏折中，描述了在这里看到的惨象：“黄茅白骨，或竟日不逢一人。” 西方人仰望星空之后，从宇宙那令人惊叹的整体美、秩序、和谐、规律性中看出了“指示”和“命令”，以为这一切正是神圣立法者存在的证据，也就是说，上帝的确是有的。拥有世界上第一个彗星及日食观测记录的中国人没有发明天文望远镜，这一荣誉在1609年落到了意大利基督徒伽利略头上。当今人类的宇宙观，主要是信奉上帝的西方天文学家奠定的。他们在追寻主的同时，发现了微波背景辐射、宇宙大爆炸、中子星、黑洞及火星上的液态水等等，最终使人类进入到波澜壮阔的太空时代。这也成为了科幻小说如《三体》的精神资源。 西方天文学后来开始“入侵”中国。崇祯皇帝是有史记录的中国第一位用望远镜观察天象的国君。他用的应是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带来的望远镜。据说这位天子当时观测的是日食，不久他的国家就没了。清朝进一步仰仗西方天文学，意大利传教士汤若望、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等人相继出任钦天监监正，相当于国家天文台台长。皇帝甚至把关系国祚的历法制定权交给了洋人。康熙是中国君王中登峰造极的天文爱好者。他要南怀仁为他讲解天文仪器的使用方法，还令这位传教士把明末毁于战火的天文仪器重新制造和改进，制成天体仪、黄道经纬仪、赤道经纬仪、地平经仪、纪限仪、地平平面日晷仪、简平仪、三辰简平地平合璧仪、四游表仪等仪器。康熙亲自用望远镜观天，制定康熙永历，著《数理精蕴》《历象考成》等书，又筑著名的北京观象台。观象台后来被八国联军掠毁。此事足以写成科幻。 封建时代最后一个仰望星空的执政者是摄政王载沣，也就是末代皇帝溥仪的父亲。在清朝的最后三年，他是中国实际的最高统治者。载沣有强烈的天文学爱好，日记里不时出现哈雷彗星、日食、月食等天文现象记载，都是他自己的观测。他家里有地球仪和天文望远镜。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写道：“如果他生在今天，说不定他是可以学成一名天文学家的。”但他不幸而生在衰败的皇族，不能按自己的才智和爱好来选择人生道路。他亲眼看到了大清王朝在星空下覆灭。 比较有意思的是太平天国的天文学。天朝制定了著名的天历，人为规定天象与节气的分布，不顾宇宙的实际运行而强制推广，这样做是为了遵守“天朝万事满足，不准丝毫欠缺”的规定。在洪秀全看来，天道必然是完美无缺的。这实际是要求自然规律服从人类领导的意志。这才是他们仰望星空的出发点。 中国第一座现代天文台是法国人建于1900年的上海佘山天文台，今年是其落成115周年。中国第一批本土天文学家皆受西方教育，如李珩、叶叔华。两人都担任过上海天文台台长。在“文革”中，李珩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帽子而被揪斗，他撰写的哥白尼、伽利略传记，被宣布为“含沙射影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叶叔华则下放“牛棚”劳动，不再从事天文研究，做了一名油漆工。 如今，我国建立了“新天”，在西藏和南极筑起天文台，在贵州修建了世界最大的射电望远镜，又用“嫦娥”飞船把天文望远镜带上了月球，还与美国等国在夏威夷合作建造世界上最大的天文台。这些要花很多钱。天文学成了大国才能去做的事情，似乎再次展现了大国“承天奉命”的气度，甚至就是另一种“为天代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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