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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起深圳龙华当地对富士康的感受，得到的回答通常都是：大。 虽然富士康在这里的厂区被有形的边界所环绕，但出租车司机依然喜欢用“大得没边”这种夸张的表述。实际上，在路况良好的情况下，驾车环绕整个厂区只要大约30分钟。但在你提出这样的行车路线的时候，司机却会老实地讨饶：这生意我可不好意思做。 富士康的庞大更存在于概念。即便是环绕龙华的工厂一周，也未必能窥得其冰山一角。这是一家拥有90万员工的庞然巨物，一直在“大”的坐标上奋力前行。最新的《财富》500强排行榜上，鸿海精密位列第60名，在所有入选的中国企业里（含港澳台），仅排在3家国字头之后。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富士康却又很小。看过来的角度就在它的对面——华为与富士康仅仅隔了一条梅观高速，却俨然两个世界。华为的那一个是宽敞的、亮堂的，宽阔的绿化带给一颗颗高智商的脑袋隔离出出世的安静。工程师们佩戴着胸牌和眼镜，在“冲之大道”或者“隆平路”上行色匆匆，偶尔的高加索或者南亚面孔让你产生这里是硅谷或者班加罗尔的错觉。 而富士康的世界则极其的中国。“小”亦体现于此处，30万年轻的工人拥挤在3平方公里的空间里，摩肩接踵，日出而作，日落不息。规模巨大的厂区四周环绕着或深或浅的沟渠，让人想起古时候拒敌于外的护城河或者护城隍。 这是两个常常被用来比较的企业，凑在一块儿几成中国二十年来工业发展的隐喻。1988年华为和富士康同时来深圳创业。那时候，任正非刚刚转业，手底下只有7个人；郭台铭则站在一片荒地上，对满腹狐疑的150名工人说，我们以后要成为世界第一。 如今，分别在各自的领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后，两家企业的命运开始相背而行。已经在电信设备供应商中排名全球前三的华为力争向世界的尽头走得更远，另一边的富士康却紧锣密鼓地筹划退往内陆的深处。 富士康与华为共存，这本身就是个奇妙的景象，却都符合中国工业化的发展需求——一方面，信息化的竞争已经开始，你需要一只脚来轻轻快快地跑；另一方面，你还未完全经历现代化大工业的洗礼，仍然需要另一只脚来踏踏实实地走。 但富士康的那一只脚已经开始迈不动步子，它受到种种牵绊，又仿佛系上了沉重的脚镣：用工成本的增加、十几连跳的阴影、血汗工厂的污名。甚至连深圳地方政府也一度对它背过身去。 不得已，富士康被迫内迁，这一进程如今开始加速。动迁中，厂房与机器可以拆解和重建，但人情打碎了却难以重圆，我们看到，即便是兢兢业业了10年的女工，在这场浩大的迁徙中也没有半点选择的权利，不服从，即被炒。 这可以被理解为郭台铭的果决，亦能够被视作富士康的冷酷。与渺小的个人相比，富士康何其之大，可与整个劳动密集型产业相比，它又是何其之小。既想要在追求企业之大时兼顾个人之小，又想要在求全企业之小时顺应产业变迁之大，富士康也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般长袖善舞，游刃有余。“无可奈何”往往是它舌尖品尝的第一缕滋味。 在这篇报道中，我们试图向您勾勒这样一场由个人、企业和地方构成的三方角力，每一方都在选，每一方又都在被选。但实力的强弱最终主宰着事情发展的方向。我们看到了企业与地方政府的离合，星星点点地伴随着小人物的悲欢。在市场经济规则的支配下，富士康的“撤退”步步为营，不仅仅是地理概念的迁移，也在产业链上进行着延伸，处处为硬邦邦的理性所支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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