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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死沈荩，我也非常犹豫。然而他是第二个康有为，我别无选择。你们外国人认为我残暴，却对他的挑衅一无所知，我不得已才对他极端处置。”这一记录为沈荩之死提供了新的材料。 当沈荩惨死后，西方人闻之胆寒，《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理循把慈禧叫做“那个该杀的凶恶老妇人”。 当年9月14日的天津《大公报》报道，各国公使夫人在觐见慈禧太后时都为沈荩喊冤，慈禧也颇有悔意，面谕廷臣，会党要严拿，但千万不可株连良善，以致丧失人心。这则报道与他的回忆科研相印证，特别是语气。 巴恪思记录，慈禧死前不久与他说过：“我不信任袁世凯，此人虽能干，却不择手段。”“或许我该起用张勋，我唤他是我的‘巴狗儿'。”他说，辛亥年袁世凯重返朝廷，要他修改《太后统治下的中国》，为袁评功摆好，他每年可得到3500英镑直到他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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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巴恪思的回忆录因缺乏其他有力的旁证，只是一家之言，但不可忽略，这位英国人提供了观察晚清宫廷和上流社会日常生活的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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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视角主要是性，特别是那些掌握着生杀予夺大权的权贵们的性癖好，他们在怪异的性生活中寻求刺激，乐在其中，压根没想到这个朝代正在陨落，荣华正在逝去。 性的背后是政治，性和政治如同一个硬币的两面。如果说，他记录的性事不无夸张和荒诞，晚清宫墙内外的骄奢淫逸、残暴、迷信则毋庸置疑。二十年后，当军阀孙 殿英掘开慈禧的墓穴，打开棺木，那干瘪丑陋的尸身裸露在七月毒辣的阳光下，他禁不住叹息说：“即便是不朽的汉尼拔或恺撒，最终也是尘归尘，土归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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