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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服骑射（1） 公元前326年，赵肃侯病逝，他的儿子赵雍继位，这就是战国史上响当当的赵武灵王。成为一国之君，这是许多人可望而不可及的梦想，可是对赵雍来说，他非但没有沾沾自得，反倒如履薄冰，如临深渊。 这一年，在父亲的葬礼上，来了一大帮人。秦国、楚国、燕国、齐国、魏国纷纷前前吊唁，可是来者不善，这些国家都带来成千上万的士兵。与其说是来参加葬礼，倒不如说给新上台的赵雍一个下马威。你想想，身为赵国的新君主，却眼睁睁地看着数万名外国士兵前来展示武力，他心里的滋味会是如何呢？ 这一切，只有一个理由，就是赵国的实力不济。历史学家钱穆认为在七雄中，赵国的国力仅胜过燕国，逊于其他五国。在战国之初，天下最强大的国家是晋国，自三家分晋后，三晋内斗不断，使得魏、赵、韩的国力在无休止的战争中被削弱了。在旷日持久的三晋战争中，赵国尤其狼狈，在公元前353年至351年，赵国首都邯郸城沦陷于魏军之手达三年之久。与此同时，锐意进取的齐国与秦国在著名君主齐威王、秦孝公的励精图治之下，后来居上，国力蒸蒸日上，一举超越三晋，成为新的霸主。 年轻的赵雍意识到赵国的处境日益不妙。在他上台前六年（公元前332年），齐国与魏国联手进攻赵国，赵国难以抵挡，只是在关键时候，想起老祖宗赵无恤曾经使用过的水淹战术，决黄河之水以阻止齐、魏联军的深入，勉强挫败强敌的入侵。四年后，即公元前328年，秦国从西面大举入侵，与赵军战于河西，赵军大败，大将赵疵被杀，蔺城、离石两城被攻破。 赵雍就是在国力式微、风雨飘摇的背景下，成为赵国新的君主。 据《史记》所载，赵雍即位时“年少”，“未能听政”，我估计此时赵雍年龄可能在十三岁至十五岁之间。正因为如此，大国诸侯欺他年少，纷纷带着大军来参加赵肃侯的葬礼，颇有砸场子的味道。在战国七雄中，只有韩国没有带兵前来炫耀，这是因为韩国与赵国长期以来都是盟友关系。 对赵雍来说，齐国是第一号强敌，可是面对齐国的进攻，他几乎束手无策。公元前325年（赵武灵王元年），齐国大将田盼率领大军进攻平邑，赵国与韩国联手抵御齐师，可是仍然被打得大败。在此役中，赵国大将韩举（一说是韩国大将）被俘，平邑、新城被齐军占领。在军事上，赵国远不是齐国、秦国的对手，怎么办呢？惟一的办法，就是积极调整外交策略，促使三晋重新联合，共同进退，一致对外。 赵国的政策开始出现巨大的转折。在赵雍的努力下，赵、韩两国与魏国结束长期以来的军事对抗，转而走向联合。在赵雍上台后的第一年，就实现了与魏国的和平，魏惠王与韩宣王携太子访问赵国，实现三国关系正常化。与魏国实现弭兵，对赵国来说意义深远，少了一个强敌，多了一个盟友。 两年后，即公元前323年，“结盟运动”又一次取得丰硕成果。魏、韩、赵、燕、中山五个国家联合，互相承认对方的王号，即“五国相王”，共同对付齐国与秦国的威胁。根据“五国相王”的约定，赵雍的身份也从“赵侯”变成“赵王”，也就是赵武灵王。可是赵雍自己却不愿意使用“王”这个尊贵的头衔，为什么呢？赵国这些年来外患不断，在战争中屡屡败北，哪来什么王者之范呢？他自己这样说：“没有王的实质，怎么敢拥有王的虚名呢？”在国内，他不称王，而称“君”。他不稀罕王的称号，但他却有王者应该具有的雄心，只有国家强大，王冠才有意义，否则只是一个自欺欺人的称呼罢了。 可是要怎么强国呢？ 此时的赵武灵王并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想法，或者说没有一个超越常规的思维。在内政上，他举用贤能，在六个辅佐他的大臣中，有三个是学问广博的老师，有三个是司过，就是专门指出他所犯的错事。他还重用赵肃侯时的贵臣肥义，肥义这个人是赵武灵王时代一个重要的人物，后面还会提到。在外交上，赵武灵王的政策是联合魏、韩等诸侯，共同抵制秦、齐的扩张。可以说，在赵武灵王统治的早期，尽管兢兢业业，可是并没有从根本上变革制度，因而赵国的国力并未能跃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为了抑制秦国向东扩张，赵武灵王在公元前318年参加了由楚怀王为纵约长的合纵运动，与楚、魏、韩、燕等四个国家组建联军，进攻函谷关。可是因为各国心志不齐，这次出兵虎头蛇尾，草草而终。中原合纵运动令秦国与齐国深感威胁，两国于公元前317年对三晋展开夹击，齐国兵团在观泽之战中大败赵、魏联军。紧接着（公元前316年），秦国进攻赵国，攻取中都、西阳等城邑；次年（公元前315年），秦国再度发动对赵国的攻击，打败赵国大将赵英。 这一系列的败仗，令赵武灵王威风扫地，赵国的军事力量遭到重创。可是噩梦还在延续。公元前314年（赵武灵王十二年），赵的邻国中山突然发动侵略，在长子（山西长子西南）打败赵国军队，同时中山军队还向北挺进，击破燕国兵团。这个令人忽视的狄人国家突然发威，攻城略地，国土面积方圆数百里，大小城池数十座，已成为赵国的又一劲敌。屋漏偏逢连夜雨，赵武灵王还没得及有喘息之机，在公元前313年，秦国的铁蹄又一次踏入赵国的土地，名将樗里疾挥师攻赵，俘虏赵国大将赵庄，又一次占领蔺城。 连续五年的时间，赵国连遭败绩，被打得都打不到北了。这对于赵武灵王来说，真是沮丧失落的五年，为什么他的雄心壮志，却换不来赵国的强大呢？问题出在哪呢？强国之路又在何方呢？ 胡服骑射（2） 赵武灵王必须痛定思痛，反思自己继位十几年来的政策方针。 外交策略必须要调整。赵国在外交上的思路，是联合魏、韩，共同抵制秦国与齐国。在十几年里， 赵国积极参加诸侯的“合纵”运动，可是扮演的只不过是小角色。在“五国相王”时，魏国是老大；在“五国伐秦”时，楚国是老大。这些合纵运动非但没有给带来好处，反而令赵国蒙受巨大的损失。在这个时候，赵武灵王总算明白一件事：国家的命运，应该要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而不是去依赖别人的力量。 那么赵国有没有可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富国强兵呢？有可能。从地理位置来说，赵国不算最好，但仍具备有利条件。在三晋中，魏国与韩国地处四战之地，周围强国林立，难以有拓展空间，这也是这两个国家日益衰落的原因之一。赵国的邻国中，东有齐国，西有秦国、南有魏国，东北有燕国，这四个国家均是大国，以赵国的实力，无法打这些国家的主意。然而赵国仍然有可以拓展的空间，在其北面有中山国以及林胡、楼烦等胡人部落，只要能打败这些敌人，就可以大大开拓赵国的生存空间，获得更多的土地与人口。 于是，赵国的国策开始转变了，由对抗秦、齐转向攻略北方，避免与强敌交锋，先收拾实力稍逊的中山国。 这个战略转变是赵国由弱而强的关键。 攻略中山有哪些有利的条件呢？ 其一，在外交上不致于被动。 中山是一个狄人国家，对当时华夏中国来说，中山国是一个少数民族统治的政权，“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尽管到战国时，由于中原诸雄实力太强了，以致于蛮族对华夏的威胁远不及春秋时代，可是中原国家仍然对异族势力抱有警戒之心，“攘夷”的观念犹存。攻略中山，可以扛着“攘夷”事业的旗帜，不致于遭到各诸侯国的联合抵制。 其二，赵国的军事力量比中山国更强大。 当时中国的政治版图是“7+2”，“7”即战国七雄，均是万乘大国，“2”是两个中等国家，即中山与宋国，均是五千乘之国。赵国要挑战“七雄”中的其他六强，那毫无胜算可言，可是要对付中山国，还是有优势的。 其三，赵国与中山在历史上有恩怨，讨伐中山，师出有名。 我们在前面曾提到，在魏文侯时代，魏国越境灭了中山国（公元前406年）。由于赵国地处魏国与中山之间，随着赵、魏交恶，魏国渐渐失去对中山的控制，大约在公元前380年左右，中山复国。赵国当然不想让这块大肥肉溜掉，便于公元前377年及376年两度攻打中山，但是中山顽强地顶住了赵国兵团的入侵。之后，随着赵国与魏国战争的升级，不得不放弃对中山的战争，而中山国也乘机在公元前369年修筑长城防线，以备赵国的突袭。在此后约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赵国政策导向都是以中原战局为主，与中山倒是没有爆发大规模的战争。 在中原诸侯陷入血战之际，中山国实际是一块远离战争的乐土。大约是承平日久，中山人也不甘寂寞，想在中原混战中捞一杯羹，遂于公元前323年参加“五国相王”的合纵运动，由此中山正式称王。中山王有点不自量力，乘赵国屡败于秦国及齐国伐燕之际，南败赵师于长子，北破燕师于中人，以五千乘之国，连战两个万乘大国，并侥幸赢得胜利。这种军事冒险主义大大惹怒了赵国，中山的厄运开始了。 为了对付北方的中山与胡人，赵武灵王实施一个在历史上影响深远的军事变革：胡服骑射。 要了解胡服骑射的意义，就必须从骑兵的历史演变说起。 在战国之前，车兵是最重要的兵种，因此在春秋时代的文献中，总以“乘”来衔量一个国家的军事力量。“乘”就是兵车，在春秋初期，由于受制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各国的兵车数量并不多，当时的战争规模也不大。譬如在晋楚城濮之战时，晋国总共只有七百辆兵车。车兵作战时，必须有步兵的配合，因而实际上是车、步混和部队。到春秋末期，各国军事有跨越式的发展，晋国在邾南阅兵时，就动用了四千辆兵车，而楚国在北方四城，也配备了四千辆兵车。 进入战国后，出于习惯，各国仍以“乘”的数量来作为衡量一个国家军事力量的标准，譬如万乘之国，五千乘之国等。可是战国时代“万乘之国”的概念，并不意味着真有拥有一万辆兵车。在苏秦的策辞中，多次出现“车千乘，骑万匹”的说法，因而可以认为，此时所谓“万乘”，指的是骑兵而非车兵。 骑兵作为独立兵种迟于车兵，主要是因为马具不完善，不好骑马，更不用说骑在马背上打仗了。但这也有一个习惯的问题，譬如以游牧为生的民族，尽管没有完善的马具，可是仍然骑术娴熟，但对于以农耕为主的中原诸国，要做到这点就不容易了。从史料上看，秦国应该是骑兵发展得比较早的国家，据《韩非子》一书所记，秦国在秦穆公时代，就有“畴骑二千”，这里的畴骑，应该就是骑兵。秦国之所以较早有骑兵，一是秦人善马，秦国的老祖宗就是因为善于养马，才被周王赐了一块地盘；二是因为秦人与游牧民族西戎有旷日持久的战争，在战争中吸取敌人的长处，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进入战国后，骑兵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春秋末期的《孙子兵法》尚未论及骑兵，可到了战国后，吴起、孙膑的兵法书中，都有讲到骑兵。譬如《吴子》一书，提到“千乘万骑，兼之徒兵”，这就是车兵、骑兵、步兵三大兵种；还说到“车骑之具，鞍、勒、衔、辔，必令完坚”，可见此时马具已经完善了，这是骑兵得以大力发展的根本条件。 孙膑更是总结了十大骑战之利：“一曰迎敌始至；二曰乘敌虚背；三曰追散乱击；四曰迎敌击后，使敌奔走；五曰遮其粮食，绝其军道；六曰败其津关，发其桥梁；七曰掩其不备卒，击其未整旅；八曰攻其懈怠，出其不意；九曰烧其积聚，虚其市里；十曰掠其田野，系累其子弟。此十者，骑战之利也。夫骑者，能离能合，能散能集，百里为其，千里而赴，出入无间，故名离合之兵也。” 可以说，在赵武灵王之前，各国的骑兵都有长足的发展了。那么赵武灵王 “胡服骑射”的军事变革，又有什么亮点呢？他为什么要强调“胡服”，又要强调“骑射”呢？ 胡服骑射（3） 关于“胡服”与“骑射”的重要意义，向来解释不清。这里先来说说“胡服”，有这么一种普遍的看法，称当时中原的服装是宽衣长袍，骑马相当不方便，而胡人则是紧衣长裤。这种说法我一直很怀疑，宽衣长袍只不过是中原人生活穿束，哪有上战场还穿这个呢？不要说上战场，就是下田耕地，也不可能穿长袍劳动吧。把服装改为胡人的款式，就可以叫“胡服”吗？显然不是的，胡服最根本的特点，是其材质：以兽皮与兽毛为主。 中国把胡人称为蛮族，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的装束有浓厚的野蛮人色彩。我们现在都知道，人类文明的早期，确实是使用兽皮来裹身。中国的文明发达，纺织业在春秋战国时代已经很兴盛了，有丝纺、麻纺等，不再是披着兽皮的原始装束。当然，中国也不是完全排斥皮衣，譬如貂皮大衣一直被视为名贵珍品，可是一般野兽的皮毛制成的衣物，就难登大雅之堂了。在《竹书纪年》中，关于赵武灵王的改革，有这么一句：“又命将军、大夫、嫡子、戍吏皆貉衣。”“貉衣”就是胡服，就是貉的皮毛制的。由是可见材质才是胡服与华夏服的根本区别所在。 那么胡服有什么优势呢？赵武灵王曾这样说：“夫服者，所以便用也。”要在马上作战，胡服是便利的。可是战国的史书中，并没有具体说胡服有哪些便利。但是我们可以借引汉代的史料来解答这个问题。在汉文帝时，匈奴单于喜爱中国服饰，中行说认为不可，他做了一个试验：他穿着汉服在荆棘丛中奔跑，结果衣服都被荆棘划破了；接着他穿着胡人的毡裘奔跑，毡裘却完好无损。这说明胡服是非常结实耐用的，特别在半干旱的灌木丛带中，优势更加明显。 赵武灵王把战略目标从中原转向北方，就必须要有一套能适应北方气候、植被环境下作战模式。推广胡服能大大增强军队的作战能力，因而他力排众议，改革服饰。“胡服”与“骑射”是军事改革的一体两面，为什么赵武灵王要强调“骑射”呢？ 游牧民族以畜牧、狩猎为生，精于骑马并且擅于射箭。“骑射”的主张，可以说是“师夷长技之以制”。赵武灵王在推广“胡服骑射”过程中，遇到了相当大的阻力，如果说穿胡服大家心里不舒服还好理解，为什么“骑射”也会遭到反对呢？如果不对春秋战国时代的军事变革史作一番了解，就不好理解这个问题。 赵国是从晋国分裂出来的，因此在军事制度上也继承晋国的先例。晋国的战车部队是有着光荣的历史，成为战车上的一员战士，那都是莫大的荣耀。历史往往也成为一种变革的阻碍因素，容易令人怀旧而忘了进取。在春秋末期时，晋国将领魏舒为了打击狄人步兵，把战车部队编入步兵，当时就遭到车兵将士的顽强反对，认为这是奇耻大辱。赵武灵王的“骑射”改革，无疑也是动摇了车兵的尊贵地位，引起反对是意料中的事。 “胡服骑射”的改革措施赵武灵王的脑袋中酝酿了很久，他也考虑到此举必定会遭到国内臣民的强烈反对，因而迟迟没有付诸实施。 不过赵武灵王的重重心思没有逃过一个人的眼睛，这个人就是他所信任的大臣肥义。有一天，赵武灵王闲来无事，召肥义前来闲聊。肥义试探性地问说：“大王您心事重重，是不是考虑天下局势的变化，思量着如何提高军队的战略方向呢？您大概是追思先人赵简子（赵鞅）、赵襄子（赵无恤）的伟大事迹，想谋划出击胡人、狄人吧？” 肥义把赵武灵王心里的话说出来了，这时赵武灵王也想找个人一吐心声，便说道：“不错。如今我想继承祖辈的事业，开拓胡、狄之地。可惜的是，开拓胡、狄之地的好处，天下人都没能看到这一点。如今我以强攻弱，花费的气力少，得到的功业却巨大，而且还可以不必劳民伤财，却可以得到与先辈一样的成就。为了对付胡、狄，我打算教导百姓胡服骑射，只是世人必定会非议寡人呀。唉，能做出不世之功勋者，一定会受到世俗之辈的指责；有独立见解的智者，一定会遭到凡夫俗子的抱怨。您说我要怎么办呢？”你想想，中国向来以礼仪之邦而著称，服饰也是礼仪的一部分，还记得孔夫子“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的慨叹吗？当年要不是管仲的“攘夷”战略，我等中国人都穿野蛮人的衣服了。可是现在赵武灵王却要穿野蛮人的衣服，这岂非让优越的中国人所耻笑吗？岂非让华夏文明蒙羞吗？ “谁终将声震人间，必长久深自缄默；谁终将点燃闪电，必长久如云漂泊。”尼采的这几句诗，倒说出赵武灵王内心深处的孤独。所幸的是，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肥义听完赵武灵王的话后，便说道：“臣听说做事情犹豫不决就不会成功，行动迟疑不定就难以建立功名。如今大王要是下定了决心，就不要去理会天下人的非议。德行高深的人，是不会去附和世俗；成就伟大功业的人，是不与众人一起谋划的。愚笨的人对已经发生的事都看不明白，而聪明的人却能在事情尚未萌芽时就看得清清楚楚。大王还是下定决心去做吧。” 胡服骑射（4） 肥义的表态，对赵武灵王来说十分重要，因为他十分信任这位先王留下的重臣。此时，赵武灵王不禁慨叹道：“我不是怀疑胡服骑射的正常性，只是担心天下人耻笑我罢了。狂妄的人盲目乐观，而智慧的人感到悲哀；愚者觉得高兴的事，贤者却感到担忧。倘若世人能听我的，那么胡服骑射的功业不可限量；假使全世界的人都笑我，我也一定要把胡地、中山据为己有！” 哪所是全世界的人反对，也要把英雄事业进行到底，这就是赵武灵王的雄心壮志。 要如何把“胡服骑射”的精神贯彻下去呢？赵武灵王的做法是由上而下的改革。他深知改革的阻力重重，因此必须要说服上臣的政要。在赵国的政权结构中，赵氏公族的势力根深蒂固，其代表人物便是赵武灵王的叔父赵成。 赵武灵王先跟叔父打招呼说：“我打算要推行胡服骑射的改革，并且还要穿着这种衣服坐朝。可是如果叔父您不穿的话，我担心天下人会议论此事。改穿胡服，并不是为了满足欲望或娱乐，而是为了建功立业。我恐怕叔父您会站错立场，跟其他公族成员一起反对革新。所以我希望叔父能以国家为重，以成就胡服骑射的功业。恳请叔父作出表率，改穿胡服吧。” 不出所料，赵成对胡服骑射一事是有意见的，他答复说：“大王下了命令，我哪敢不竭忠尽智呢？只是我听说，中国乃是聪明睿智之人居住之地，有圣贤的教化，施行仁义之政，推崇诗书礼乐，有精巧的技艺；远方的国度都前来学习观摩，四方蛮夷也纷纷效仿。可是令我不解的是，大王竟然要把我们的好东西扔掉，而去穿异族的衣服，变更古代留下来的政教传统，违背人心，叛经离道，去中国化。我希望大王能仔细考虑这些问题。” 为了说服赵成，赵武灵王亲自跑到叔父家中，非常耐心地解释说：“衣服是为了方便穿，礼仪是为了方便做事。服饰、礼仪都是要结合当地的风俗民情，以方便为原则来确定的。譬如说，披发左衽、肤刺花纹，这是瓯越人的风俗礼仪，牙齿染黑，额头刺画，这是吴国的风俗礼仪。因此居住在不同地方的人，服饰、礼仪本来都是有差异的。儒者都尊奉孔子为师，但在礼仪上却各有不同；中原各国的风俗相近，可是政教法令却各不相同。对于服饰、礼仪，就算是圣人也不能做到统一。再来看看我们所处的地理环境吧，我国东面有燕国、东胡，西面有楼烦、秦国、韩国，这么广阔的地域要防守，就需要有一支快速机动的部队，可是我国却没有强大的骑射武装来守卫边疆。先王赵简子（赵鞅）把土地开拓到上党，赵襄子（赵无恤）兼并戎人、攻取代地，都是为了抗击各个胡人部落。以前中山国自恃有齐国撑腰，侵犯我国领土，掳掠民众，引河水围困鄗城，使鄗城几乎不保。倘若我们能实行胡服骑射，近则可以守备上党这样险要的地形，远则可以报复中山国。可是叔父您却只想着顺应中原的风俗习惯，不愿意通过胡服骑射来强大军力，这岂不是违背了赵简子、赵襄子等先王开疆拓土的本意？仅仅因为厌恶改变服饰习惯，却忘记了国家曾蒙受的耻辱，这不是我对叔父您的期望。” 话说到这个份上，赵成还能反对吗？赵国强大，公族才能受益，要是赵国弱小了，谁能从中得利呢？从辈份上说，赵成是越武灵王的叔父，但从君臣上说，赵成是大臣，赵武灵王是君主，能反对吗？于是赵成也颇识相地拜谢道：“臣下愚昧，未能知晓大王的伟略。如今大王一心要继承赵简子、赵襄子两位明君的事业，臣下哪敢不听从呢？”就这样，赵成紧跟着赵武灵王，穿上了胡服。 可是反对的力量太强了。在赵成之后，赵国宗亲政要们纷纷跳出来阻挠计划的实施，赵文、赵造等人又跳出来反对，理由不外是“变古之教、易古之道”不适合，说穿了，这就是文化的保守力量。针对这些观点，赵武灵王从历史、现实两个方面进行驳斥，认为“势与俗化，而礼与变俱”，就是说时势与风俗都是在不断地变化，礼仪也随之变更。 这里我们要注意一点，在春秋战国时代，华夷之辨，在于文化而不在于血缘。其实从春秋开始，赵国的前身晋国就与夷狄通婚了。比如说晋献公、晋文公都曾娶戎狄女子为妻，而赵氏家族的关键人物赵盾，他的母亲就是狄人。赵氏的脉膊中本来就流动着狄人的血液，可是在文化上却完全是中国化。在文化上认同、接受中原文明，即可视为中国人，这就是当时的观念。譬如赵武灵王手下有一名著名的将领，后来在伐齐之战在大放光芒的乐毅，从血缘上说，他就是狄人，可实际上他并没有被当作夷狄来看，因为他是在中原文化的薰陶下长大的。 在血缘上亲近夷狄并不受到中原人士的排斥，可是在文化习俗上倒向夷狄，那就不得了了。在坚守华夏文明的人看来，赵武灵王是开历史倒车，弃中国先进的文明，去学习胡人的风俗习惯，简直是从人类的立场倒退到禽兽的立场。这是两种思想的尖锐冲突。赵武灵王坚持认为，风俗文化要因时因地因势而变化，没有哪种习俗是不变的。用这位雄才伟略的君主的话来说，叫“制俗”，人不应当被习俗所制，而应该控制、驾驭习俗，这就是他高超的、富有远见卓识的见解。 胡服骑射（5） 赵武灵王的改革与商鞅的改革一样，都是在阻力极为巨大的情况下，以强制手段自上而下改革，非有大魄力者不能为之。但两者又有不同，商鞅的改革为政治改革，赵武灵王的改革为军事变革，但破旧立新的思想是一致的。 只要是改革，就势必要触犯到一部分人的利益，在秦国如此，在赵国也是如此。赵武灵王的改革，就触犯到军界某些人的利益。“胡服骑射”的核心，便是建立一支机动而强大的骑兵部队，此前赵国的兵种以战车部队及步兵为主，骑兵的崛起，势必就削弱了车兵及步兵的地位。 为了训练一支能征善战的骑兵，赵武灵王选择原阳为骑兵基地，他撤消了该地原有军队编制，主要就是车兵与步兵，全力发展骑兵。这么一来，车兵、步兵将领的不满情绪就可想而知了。 反对的意义接蹱而至。赵国将领牛赞进见赵武灵王，发难道：“国家有固定的法令，军队有不变的原则。倘若随意改变法令，国家就会混乱，失却了准则，军队就会衰弱。如今大王撤消了原阳的兵种，大力发展骑兵，我认为这种做法不可取。为什么呢？只有熟悉自己武器装备的士兵，才能在战场上勇猛作战，因为他们对使用的兵器装备十分娴熟。而大王您却让他们放弃熟悉的武器及战法，换成操练半生不熟的骑射。这样做，不仅有损大王的威名，也是削弱国家的力量。常言道，没有百倍的利益，不轻易变更习惯；没有十倍的功效，不轻易更换器物。臣私下认为，大王撤消军队的旧编制以发展骑射，这样做所获得的利益，恐怕比不上损失的费用。” 这又是老生常谈、庸俗之见。早熟的、高度发达的华夏文明开始失去进取的精神，裹足不前了。针对牛赞的观点，赵武灵王驳斥道：“你的看法不对。聪明的人审时度势，而不能被时俗所牵制；明智的人改革军事思想，而非被旧的军事思想所约束。你只知道奉行旧有的原则，却不知道变革军械装备所带来的巨大利益；你只知道武器、铠甲的用途，却不知道如何根据时局的变化来调整相应的措施。如果旧的军事思想已经不适用了，为什么不能革新呢？如果旧的教化无济于事，为什么不能更改呢？先王赵襄子（赵无恤）曾在代地筑城，命名为无穷之门，意思就是要告诫后人，奋斗是无穷尽的，不能失去开疆拓土的进取精神。我国的军队装备，配备厚重的铠甲与长兵器，致使机动作战能力不强，难以快速地逾越险要地形。而轻便的胡服、机动性能优越的骑射，才可能实现强兵拓地的理想。这不是你所能了解的事情。” 这一席话，把牛赞驳斥得无言可对，只得心服口服地说：“臣敢不听令乎？” 据史书所载，赵武灵王日后“逾九限之固，绝五径之险”，赵国军队屡屡轻松突破天险，倘若没有一支机动能力一流的骑兵，又岂能做得到呢？其实这种军事思想并不始于赵武灵王，在《孙膑兵法》中，这位失去双腿的名将便深刻地指出“险则多其骑”，在险要地形作战，骑兵的作用是巨大的。我们不知道赵武灵王有没有受到孙膑的影响，但无疑他是将这种军事思想贯彻得最彻底的人。 我们从史料分析，赵武灵王所建立的骑兵应该是一支轻骑兵。从他与牛赞的对话中可以看出，这支骑兵并没有配备重装铠甲与长兵器，而是以胡服及弓弩为主。这里需要说明的一点是，赵武灵王的骑兵，并非单纯效仿胡人骑兵，事实上，赵国军队的骑兵比胡人骑兵更厉害。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中国的武器比胡人要先进得多。以长程进攻型武器来说，中国的强弩绝对是厉害的武器。 关于赵国强弩的具体资料，史料所记甚少，但我们可以查到同样是从晋国分裂出来的韩国的强弩资料。据史书记载，“天下之强弓劲弩皆从韩出”，“韩卒超足而射，百发不暇止，远者括蔽洞胸，近者镝弇心”，可想而知，赵国的弓弩虽比不上韩国，可是不会相差太远的。弩与弓相比，射程远而且便于操作，原理与近代枪械并无两样，甚至还有瞄准装置。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弩一直是中国最强大的武器，胡人包括匈奴在内，制造不出如此精良的武器。不仅是弩，即便是传统的弓，中国所制造的弓的质量，也远远超过胡人，射程远，威力大。因而赵武灵王后来使用这支军队横扫北胡，这不足以奇怪。 梁启超曾这样评价赵武灵王的改革：“欲使外竞有力，非举其国而为军国民不可。七雄中实行军国主义者，惟秦与赵。赵之有武灵肥义，犹秦之有孝公商鞅也。而秦之主动力在臣，赵之主动力在君。商君者，秦之俾斯麦；而武灵王者，赵之大彼得也。王之变胡服也，凡以为习骑射之地也。以骑射教百姓，所谓举国民而皆兵之也。” 他把赵武灵王比为十七世纪俄国大帝彼得一世，是为改革之英雄。梁启超认为赵武灵王的改革，其实质是军国主义化，其结果是全民皆兵，这个看法很有见地。在赵武灵王时代，战国诸雄的争锋已经白热化了，赵国虽勉强挤身七雄之列，实质上不过是七雄中的弱国，要在严酷的竞争中翻身谈何容易。无非常之手段，则无非常之功；无赵武灵王的魄力，则断然不可能异军突起。 胡服骑射的改革影响至为深远。军事之功，赫赫于史书，后文会详述。在精神层面上说，赵武灵王激发起赵国人的军国主义思想，崇尚武功，果于进取，武士精神大放光芒。所谓“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正是其英雄主义的写照。梁启超还有这样的评论：“观于武灵王时代之赵国，虽泰西之斯巴达，何以尚之？”全民骑射终于培养全民坚强、忍耐的美德。尚武精神，早在晋国时代便蔚然成风，然而赵武灵王更是将此精神推至前所未有的高度。正是凭恃此，赵国成为战国晚期惟一可与秦国抗衡的强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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