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再谈韦庄的生年

——夏承焘“韦庄端己年谱”补证

韦庄的生年一直是学界关注的一个话题。有的学者甚至于认为：“研究韦庄，若不解决其生年，就没有实质性的进展。”^[1]语虽夸张，但却也说明了韦庄生年在韦庄研究中的重要。

徐乐军先生的《韦庄生年诸说考析》^[2]一文，将民国以来韦庄生年的六种说法（曲滢生：831年说；夏承焘：836年说；刘星夜：847年说；李建中：853年说；黄震云：831年说；齐涛：849年说）一一论列，详加考析，用力甚勤。徐乐军先生所列举的六家说法，不约而同地采用了同一个方法，那就是在《浣花集》中确定一首诗的写作年代，再根据诗中所透露的年庚或时间进行推算。由于各家所选定的诗作不同，特别是由于各说对其所选定的诗作写作年代认定的不同，自然也就得出不同的结论。由于各说对于其所选定的诗作的写作年代都是出于推定，因而再根据这个推定来推定，其结论的或然性必然加大。这是六说的特点，同时也是六说的缺点。虽然有这样的缺点，但是史料无征，推论就成了唯一的方法，要比较的只能是那一种推论，相对说来更为合理可信。

在六种说法之中,以夏承焘先生的公元836年说最为流行。三十年前（1980年），笔者初学“知人论世”，曾草就一篇关于韦庄生年的短文^[3], 对其说提出质疑。此后黄震云先生于1993年、齐涛先生于1996年，皆对其提出质疑。笔者由于工作性质转移，此后未曾再做过这一专题；但是多年来思忖再三，且承师友之教，以为相较而言，夏先生836年说还是较为可信。拙文也进入了徐先生的视野，所以再谈韦庄的生年，放弃鄙说，并试为夏承焘先生836年之说补证，或可释质者之疑。

一、《镊白》诗作于公元886年；纵然有误，也仅有一、二年之差。

夏先生将《浣花集》中各卷第一首下之小注，与史书所载韦庄之行实对勘，无不符合，从而得出结论：“《浣花集》虽非详细之编年体，然先后实有次序。”^[4]此说甚是。《浣花集》各卷，将韦庄各个生活阶段的诗作，以时、以地、以事依序排列。其第一卷为广明元年“黄巢之乱”前之作；第二卷为战乱中身陷长安后之作；第三卷为逃亡洛阳之作；第四卷为初至江南之作；第五卷为寄居婺州之作；第六、七卷为自三衢至江西之作；第八卷为甲寅年至长安后之作；第九卷为及第后之作；第十卷为释褐后任职驾前之作。当然，这并不排除各卷之中，或间有前后误置或它卷阑入之误。

《镊白》诗是《浣花集》中唯一写明年庚的诗作。夏先生确定《浣花集》卷四的《镊白》诗作于光启二年（公元886年）。其根据是卷四中第五首《闻再幸梁洋》，第三十一首《夏初与侯补阕江南有约……》，此二诗皆作于光启二年唐僖宗幸兴元之时。《镊白》诗处此二诗之间，亦当作于是年。其推断有理有据。

质者以为夏先生曾自言《浣花集》非详细之编年体，因而《镊白》诗之写作年尚不能十分确定，此论似是而非。非详细编年，并非没有编年。如果没有充分的根据，还是应该尊重这个编年的事实。笔者以为：

1、《闻再幸梁洋》与《夏初与侯补阕江南有约……》确如夏考，作于光启二年（公元886年）。二诗之间有诗二十五首，以史载韦庄行实相较，没有确证证明其间有编排乱序之作，因而也没有理由怀疑《镊白》诗编排乱序；

2、在《闻再幸梁洋》与《夏初与侯补阕江南有约……》之间有《送崔郎中往使西川行在》之作。韦庄在《闻再幸梁洋》中写道：“才喜中原息战鼙，又闻天子幸巴西。”巴西，唐时绵州治所（即今四川绵阳）。其实，唐僖宗此次幸蜀只到兴元府（今陕西汉中）。《资治通鉴》记载：光启二年四月，朱玫奉襄王李熅权监军国事，“仍遣大臣入蜀迎驾”。这说明诗中所谓“幸巴西”，乃为当时普遍之传闻，甚至于连皇室也以为僖宗幸蜀。崔郎中以西川为行在之所，亦是据传言而择。此诗作于光启二年（公元886年），这进一步增加了《镊白》诗作于光启二年的可能性。

3、唐僖宗此次幸蜀为光启二年（公元886年）春正月至光启三年（公元887年）春三月。《镊白》作为新春之作，当作于光启二年新春，至迟也当作于光启三年新春。即使《镊白》不作于光启二年，至迟也当作于光启三年（公元887年）新春。夏说之误也仅有一年之差。

4、如上所述，《浣花集》卷四为韦庄初至江南之作。韦庄《秦妇吟》首句即曰：“中和癸卯春三月”，末句又云：“咏此长歌献相公”。王国维等皆认定此为韦庄献浙帅周宝之诗，此后即入幕周府。而光启三年三月周宝即为其部下所逐，韦庄遂离开周宝，前往婺州。可知卷四中诗为中和癸卯三年（公元883年）至光启三年（公元887年）之作。纵然全卷排序有误，《镊白》诗作为新春之作，亦应作于884年至887年之间。夏说之误也不过两年之差。

三十年前，拙文《关于韦庄的生年》刊出之后，曾寄呈业师高海夫教授。高师复函指出：如果没有充分理由否定夏说，各卷之间“先后实有次序”，那么卷四“即流寓浙西（按：即本文前文“初至江南”）前后，《镊白》或移前移后，相差不过一、二年，还是动摇不了这时已五十上下这个说法。”业师仙逝有年，思其教诲，不禁泫然。

二、韦庄生于836年；质者之疑，或有他释。

《镊白》诗曰：“新年过半百，犹叹未休兵。”“过”，乃过越之意。当谓新春过后，即年越五十。夏先生考定《镊白》诗作于光启二年（公元886年），上推五十年，韦庄即生于唐文宗开成元年（公元836年）。

质者以为“细读韦庄作品，往往与之抵牾”^[5]，笔者当年亦有此感。考诸家质疑之说有以下几种，笔者试为析疑，同时亦正笔者当年之误。

1、黄震云先生《韦庄生年小考》^[6]以为《浣花集》卷一《寄薛先辈》乃寄赠薛迈之作。薛迈为咸通三年（公元862年）进士，此诗当作于是年。同卷《和薛先辈见寄初秋寓怀即事之作二十韵》及《同旧韵》二首，亦应作于此时。而《同旧韵》中有句曰：“方愁丹桂远，已怯二毛侵。”黄文以为“二毛”用潘岳之典。潘岳《秋兴赋》曰：“晋十有四年，余年三十二，始见二毛。”如依韦庄本年三十二岁，回推其生年当为太和六年（公元832年）。（按：回推三十二年，实为公元830年，即太和四年。）

按“二毛”一语出自先秦典籍。《礼记·檀弓》：“不杀厉，不获二毛。”《左传·僖公二十二年》记宋襄公之语曰：“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所谓“二毛”，本指头发斑白的老年人。宋襄公不俘虏头发斑白的老年人是其施行仁政的体现。唐宋人用二毛之典，大多用此先秦之典。《杜诗镜铨》为通行的杜诗编年本。其卷二杜甫至长安后有《曲江三首》，其第一首曰：“曲江萧条秋气高，菱荷枯折随风涛。游子空嗟垂二毛。”而此诗之前三首，杜甫有《杜位宅守岁》诗，诗中曰：“四十明朝过，飞腾暮景斜。”显然已经四十岁了。又，杜甫《送贾阁老出汝州》诗曰：“人生贵五马，莫受二毛侵。”也是泛指年老头发斑白，二诗皆未用潘岳之典。而一“过”一“侵”，韦庄诗中之用语与杜诗何其相似乃尔！苏轼官贬惠州，途经赣江，有《八月七日初入赣过惶恐滩》，诗曰：“七千里外二毛人，十八滩头一叶身。”据高步瀛《唐宋诗举要》所引《年谱》，苏轼是年已经五十有九了^[7]，亦不用潘岳之典。

韦庄即便用潘岳之典，也并未着眼于“余年三十二，始见二毛”之语。其《避地越中作》显然是寓居婺州之后所作，距《寄薛先辈》等诗之作已经是多年之后了。诗中曰：“伤心潘省骑，华发不禁秋。”也只是言其年老华发而已。可见，唐宋人诗用“二毛”之典，不过是泛言年老发华，并非尽属潘岳，以此来确定韦庄之生年尚未允当。

2、质者以为《浣花集》中不少用语与夏说不合，举其要者大约有以下数端：（1）《浣花集》卷七《黄藤山下闻猿》中有句曰：“好笑五陵年少客，壮心无事也沾缨。”质者以为此为韦庄于公元889年后，漫游江西之作。若依夏说，此时韦庄已经五十四岁，自言“五陵年少”殊不可解^[8]，笔者当年亦有此疑。按，“五陵年少”典出《汉书》。五陵谓长陵、安陵、阳陵、茂陵、平陵。立陵之时，往往遣四方豪富及贵戚迁居其地，所以“五陵年少”又往往指贵戚和富豪子弟。韦庄家世显赫，久居长安和下邽，地近五陵，诗中曰：“芳草五陵道，美人金犊车。”（《浣花集》卷一《延兴门外作》）又曰：“昔年曾向五陵游，子夜清歌月满楼。”（《浣花集》卷二《忆昔》）其自得之意，溢于言表。故韦诗“五陵年少”是对其出身贵胄的夸耀，用以反衬自己此时沾缨的伤感。这种用法，唐诗中甚多。如杜甫《秋兴》：“同学少年多不贱，五陵衣马自轻肥。”崔颢《渭城少年行》：“贵里豪家白马骄，五陵年少不相饶。”这些都是对其出身豪门贵胄的夸耀，并不着眼于年龄的大小。所以，不能以此来断定诗人年龄的少壮。而且，退一步说，如果将“五陵年少”中的“年少”做通常意义上的“少年”来理解，那么，依齐涛的849年说，此时韦庄也已经四十多岁了，也不会自称“年少”。友人许嘉甫君精研唐诗，以李白研究名。承其书纸见告：唐人四十而称中年，以元稹《酬乐天江楼夜吟稹诗因成三十韵》和王维《故任城县尉裴府君墓志铭》中语为例。元诗曰：“五千诚远道，四十已中年。”王文曰：裴君“享年三十九……而寿不中年。”如依此例，按照唐人的习惯，此时的韦庄只合称为“中年”，也不可能以“年少”自称，诗中所言只能是对其出身豪门的夸耀。

（2）质者又以韦庄“如今却忆江南乐，当时年少春衫薄。”（《菩萨蛮》之三）句为据，以为韦庄流寓江南年龄不当过大。如依夏谱，其流寓江南之时已经接近五十，无论如何也是说不上“年少”了。其实，从《浣花集》卷一中的诗作看来，韦庄未曾流寓江南之时年岁已经不小了。他在诗作中多次感叹：“溪上却思云满屋，镜中唯怕雪生髯。”（《冬日长安感志寄献虢州崔郎中二十韵》）“方愁丹桂远，已怯二毛侵。”（《同旧韵》）“夜作心中火，朝为鬓上霜。”（《愁》）以上诸作，质者也认为作于广明元年“黄巢之乱”以前^[9]。其实这些都是“年少”的反证，是夏说之力证。盖“少”与“老”乃对举之语。《康熙字典》引《增韵》曰：少，“老之对也。”所谓“当时年少春衫薄”，乃晚年回忆，其时年轻身健，衣衫单薄，春风骀荡，快意无比。所谓“当时年少”不过是与此时之“年老”相对而言罢了。如同今人老年之时回忆昔日往事，常说那时年轻云云之语一样。日前偶观叶嘉莹论词之语，叶氏亦作同样的理解。

或以为此指韦庄早年游历江南之事。按,所谓韦庄早年游历江南，并非今长江下游江南之地。韦庄早年之作，尽在《浣花集》卷一之中。考卷一中作于南国者只有诗作二首，一为《章台夜思》，一为《耒阳县浮山神庙》。《章台夜思》中曰：“孤灯闻楚角，残月下章台。”诗中明言，此“章台”位在楚地。而耒阳唐属衡州，治所在今湖南耒阳，亦为楚地。而它诗言及此次游历，也只是说“潇湘期钓侣”（《三用韵》），均不用“江南”之语。而韦庄言及江南，《浣花集》卷八中有“寄江南诸弟”之作。此“江南诸弟”乃指居于“湖州”、“婺州”之弟（《浣花集》卷七有《寄湖洲舍弟》、《夏口行寄婺州诸弟》之作），此乃长江下游吴越之地也。盖唐时“江南”一语有广义、狭义之别。广义泛指长江中下游一带；而狭义则仅指长江下游。而“相比较而言，唐人对‘江南’概念的使用中，狭义指称用得更普遍，在唐人心目中‘江南’往往更多地与吴越联系在一起，中唐以后尤其如此。”^[10] 可见所谓韦庄早年游历江南，实乃游历潇湘楚地；而真正游历江南则在“黄巢之乱”以后了。

3、曲滢生之说定《镊白》作于天复三年（公元903年）韦霭编纂《浣花集》之前，此言自然不虚；然后无端假定《镊白》作于光化三年（公元900年），于是上溯五十年，遂定韦庄生年为公元851年。此说为无端假定，似不应为据。刘星夜之说则是在曲说的基础上进行推论。曲说既如上述，刘说亦不应为据。

综上所述，韦庄生年的六说之中，以夏承焘先生之说最为有力；纵有所误，也不过一、二年之差。其它诸说与之相较，其证据显然有所不足。如对夏说有所校正，用大约之数表示即可。即韦庄生年为“公元836年？”。

 

[参考文献]

[1]齐涛.《韦庄诗词笺注》[M].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692.

[2]徐乐军.《韦庄生年诸说考析》[J].《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2).24(2).

[3]李建中.《关于韦庄的生年》[J].《宝鸡师范学院学报》1980(1).

[4]夏承焘.《唐宋词人年谱》[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32.

[5]齐涛.《韦庄诗词笺注》[M].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672.

[6]黄震云.《韦庄生年小考》[A].《唐代文学研究》第四集[C].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7]高步瀛.《唐宋诗举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664.

[8]齐涛.《韦庄诗词笺注》[M].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679.

[9]齐涛.《韦庄诗词笺注》[M].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15、32、98.

[10]景遐东.《江南文化与唐代文学研究》[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26

 

 

                            刊《宝鸡教育学院学刊》200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