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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黄道周小楷《孝经》 完整版

 生命中不能没 2015-10-14

明代黄道周小楷《孝经》 完整版

书法易 2015-10-13 23:34
  • 黄道周(公元1585—1646),字幼度,别号石斋 ,福建漳浦人,他是明末时的一个著名书家。天启二年,与倪元璐、王铎同举进士,在翰苑相约攻书,一生仕途坎坷,崇祯时以上疏指斥杨嗣昌而被谪戍广西,南京弘光帝时为礼部尚书,弘光政权失败后,又与郑芝龙在福建拥立隆武帝,后被清兵俘杀于南京。

  • 黄道周的小楷师法钟王,质朴自然,结体平中寓奇,用笔峭厉方劲,画短意长,显得骨格苍凝,一变赵董妍媚之风。清宋荦《漫堂书画跋》评曰:“石斋先生楷法尤精,所谓意气密丽,如飞鸿舞鹤,令人叫绝。”沙孟海《近三百年的书学》亦评曰:“黄道周便大胆地去远师钟王,再参索靖的草法,波磔少,停蓄多,方笔多,圆笔少,所以他的真书如断崖峭壁,土花斑驳。”黄道周的小楷在章法有布局上亦别具一格,字距紧,行距松,加上他的用笔极丰厚质朴,独标气骨,这对明季书学竞尚柔媚的时俗之风的确是很有反叛精神的,从中亦可以看出他强烈的艺术个性。

  • 【孝经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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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孝经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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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黄道周与《孝经》

    文/陈

    建新

    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北京刑部大狱,昏暗的油灯下,一代大儒黄道周身穿满沾血渍的囚衣,正凝神静气,恭谨不苟地在微黄的宣纸上,用楷书写下《孝经定本》,一笔一画,字字珠玑。身后,老狱卒躬着身子静候着,当他微微颤颤从石斋先生手中接过《孝经定本》册页的时候,已是泪流满面……

    这是黄道周因解学龙一事遭受廷杖之刑后在狱中的情景再现。据记载,黄道周在狱中十五个月,共手书一百二十本《孝经定本》,让狱卒持去,以表酬谢。目前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孝经定本》楷书册,就是其中一本。黄道周为什么会在狱中忍着肉体之苦默写《孝经定本》?为什么他会如此衷情《孝经定本》呢?

    首先,我们要了解《孝经》是怎样的一部经典。顾名思义,《孝经》就是论述“孝”的经典。此书突出“孝”这一精神内核,从四个方面集中阐述了儒家伦理思想。一是把“孝”确定为上天规范的范畴。“人之行,莫大于孝”,“孝”是万德之源,帝王可以“孝”治理天下,臣民可以“孝”持家立身。二是首次将“孝”与“忠”辩证联系起来。“忠”是“孝”的发展和扩大,“孝悌之至”便可“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三是对如何践行“孝”作了系统规定。主张“孝”要贯穿于人的行为举止,要“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对父母要“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四是把道德规范与法律(刑律)联系起来,认为“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提出要借用国家法律的权威,维护其宗法等级关系和道德秩序。据传,《孝经》是孔子所作的儒家伦理学著作。经后人考证,此书大约成书于秦汉之际。唐时被尊为经书,南宋以后被列为《十三经》之一。自汉以降,至清代漫长社会历史进程中,《孝经》被看作是“孔子述作,垂范将来”的经典,对传播社会纲常、维护社会太平起到极大的作用。

    在黄道周登上历史舞台之时,恰是明王朝,甚至是整个封建社会的激烈抖动之时。封建社会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到明朝中期,其经济、社会、政治结构和思想观念依然根深蒂固,牢固占据统治地位。但其内在矛盾,也就是发展的生产力与封建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正在激化,亟需一种新的生产关系来适应生产力的释放。此时,在明王朝统治下,尤其是江浙一带商品经济悄然兴起,开始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与此相应的是,中国社会自身已经孕育出一些不同于传统的、具有近代社会性质的新的经济、社会、政治、习俗和思想因素,社会正在发生深刻而强烈的变动。在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由传统儒学向近代思想转型的早期启蒙思潮。在这样的背景下,明王朝统治阶层经不起金钱、商品的侵袭,从皇帝到大臣,自上至下刮起一股大肆搜刮钱财的风气。嘉靖皇帝一心炼丹修道,对那些支持他修仙的大臣,诸如素有“钱痨”之称的严嵩父子,他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接下来的万历皇帝,那是“酒、色、财、气”样样占。天启皇帝更是昏庸无能,放任阉党乱政,搜刮民脂民膏。一代权相张居正大力推行变法,但其生活极为奢华。上有所好下必仿效,贪贿、兼并、奢靡之风便在士大夫和官绅间弥漫开来,虽然偶尔出现了像海瑞这样清官,但毕竟那是晦暗中的一颗明星,根本没办法照亮整个社会。整个封建统治阶级没有能力也不可能从根本上去扼制和整治官僚的贪欲和腐败,直至晚明,士人的无耻与好货现象非常突出,在史册中是绝无仅有的,一部奇书《金瓶梅》道不尽世风日下、道德败坏、礼崩乐坏的荒淫社会芸芸众生相。

    不知是历史的幸运,还是黄道周的不幸。黄道周这样的一代大儒竟然生于如此大厦将倾的晚明末世。古之圣贤,以修身持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但黄道周在这条路上走得何其艰险,时时有杀头的危险,他却依然以漳浦人固有的执着,一直深信圣贤所立的“纲常”“节义”是支撑起大厦的精神支柱,一直深信“忠”、“孝”是安身立命的指针,是净化社会灵魂的济世良方,尤其是把《孝经》这部儒家伦理经典奉若圭臬。早年,黄道周开始整理《孝经》,作《孝经定本》,后在狱中书写一百二十本派送。崇祯七、八年在漳州榕坛讲学时,作《孝经本赞》,入狱后,作《孝经辩义》、《孝经颂》、《盛世颁<孝经>颂》。在《四库全书》中收录了黄道周专门阐述《孝经》的论著——《孝经集传》,是在入狱前编撰,遇赦归家后修订而成四卷。另作《孝经外传》一卷。

    从黄道周门人的笔记中可以看到,黄道周做《孝经集传》的目的,在于阐发《孝经》的五大社会功能:一是“本性立教,因心为治,令人知非孝无教,非性无道,为圣贤学问根本”;二是“约教于礼,约礼于敬,敬以致中,孝以导和,为帝王致治渊源”;三是“使天下销其戾心,觉五刑五兵无得力处,为古今治乱渊源”;四是“反文尚质,以夏商之道救周”;五是“辟杨诛墨,使佛老之道不得乱常”。这是黄道周把《孝经》作为学术研究方向的目的,也是其一生维护以“孝”为核心的儒家传统道德思想体系的初衷。在《孝经集传》中,黄道周遵从儒家正统地位,强调“孝”在“学问”、“致治”、“治乱”、“尚质”和防“乱常”方面的重要地位。

    黄道周在《孝经集传》序中强调:“《孝经》者道德之渊源,治化之纲领也。六经之本皆出《孝经》。”在黄道周看来,人的道德,源本于“孝”,而行诸于“礼”,而终于“行”。“孝”是道德“教”化的根源和本质。他说:“教本于孝,孝根于敬,敬身以敬亲,敬亲以敬天,仁义立而道德从之。”他进一步把儒家孝道理论构建在唯物思想平台之上,认为“孝”是与人之自然本性对等的一种物的存在。用今天的话说,这是一种理论创新。在《孝经集传》中,对于行“孝”的问题,黄道周进一步阐明自己的观点,孝“始于事亲,道在于家;中于事君,道在天下;终于立身,道在百世。为人子而道不著于家,为人臣而道不著于天下,身殁而道不著于百世,则是未尝有身也。”作为一个人,活着不尽孝道,则死后道便不存,这样的话人活着和死去没什么两样。

    黄道周的执着,更重要的是体现在言行一致。他这样说,也这样做。他一直希望,朝野上下如若能够由“孝”到“敬”,由“敬”而“亲”、而“天”、而“道德”,是可以用“孝道”净化社会灵魂,稳固朝野纲常伦理关系,改变明末那样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他走上政治舞台后的起起落落,多是与维护孝道纲常有关,第一个惊人之举就是废除跪着膝行为皇帝“展书”说经,为的就是维护师道之尊严。第二次是在辽东事件中,他不揣冒昧,连上三疏直谏,为钱龙锡鸣冤,却被连降三级,最后不得不挂帽“乞休”。第三次是由于杨嗣昌“夺情”出任兵部尚书一事,他上疏并与皇帝在内廷面对面展开论争,为的还是维护“孝”,最终皇帝龙颜大怒,贬他到江西任布政司都事,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平台抗辩”。

    黄道周为人骨梗朴直、光明磊落、孤傲而纯朴,他从不巧言令色、惑人眼目。他那貌似强词夺理的“平台抗辩”,不是为个人,而是为整个社稷。通过这件事,黄道周在京城内外名声大震,其刚正勇敢之声远播,崇祯却颇为猜忌。在后来江西巡抚解学龙评价所部官员时,因对黄道周推崇备至,即遭崇祯皇帝无理责备,以为他们党邪乱政,削了解学龙的学籍,把黄道周逮进刑部要求处死。黄道周便惨遇“庭杖之厄”“北寺之囚”。然而,此时的黄道周,其高尚的品德俨然晦暗中的一盏明灯,一些名节之士以追随他,与他同狱侍候他为荣。

    文章开头的情景就是发生在这个节骨眼上。经受庭杖之厄,黄道周仍然能够在囚室中书写《孝经定本》,至少有三方面的意义:一是缓解精神压力。多数古代文人墨客,在政治迫害面前精神压力极大,必然要寻找一定的解脱方式。他们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在下意识地书写、绘画中,专注于某些书写动作的不断重复,不断构筑每一个方块小字,消磨精神上的苦难时光,让精神得到暂时栖息。黄道周不管是在遭遇斥责谪贬,忍受庭杖之刑,抑或在殉国前夕,承受的精神压力相当大,而作为一个始终坚持纲常伦理信念的大人物,他不妥协、不苟且,在笔杆的游动中享受自己的精神家园。二是宣扬政治主张。黄道周在这种特定的背景下选择抄写《孝经定本》,不是没有目的的。他的书写附加了个人价值取向,传达出一些概念性的东西,他试图用作品“笔谏”, 向皇帝和其他不同政见者阐明个人的政治观念、政治行为。三是感化大众灵魂。黄道周是晚明政坛“明星”,其书法颇具明星效应。何况他用小楷逐句逐字书写,静如止水,全文肃穆刚正,精到绝伦,尤其是这种在狱中强忍着伤痛而创作出的带血的艺术珍品更具震撼力,这一百二十册《孝经》经狱卒的陆续传播,京城之人竞相争阅,竞相收藏。每一个品读黄道周《孝经》手抄本的人,无不为其动容。这也是黄道周每一件书法作品的文化意义,是当代书家抄写唐诗宋词作品所难以体现的。

    “德修则道立,道立则名成,君子之修德不为名也。”黄道周在《孝经集传》中明确自己的志向,而他的一生所作所为鲜活地体现了他在“名”与“道”之间的选择。他之前与崇祯皇帝“平台”激辩,已经证明了他不是忠于皇帝一个人,而是忠于儒家倡导的道德秩序,为维护这一秩序,他不惜得罪杨嗣昌,不惜得罪皇帝。他多次辞官或退官,或为行其“孝”或因卫“道”。而后,为卫道屡受打击的他,已经对政治心灰意冷了,但是在崇祯帝自缢驾崩,异族入侵,国难当头的情况下,他还是不得不入阁弘光朝。据《明史》记载,此时的黄道周已经运用自己的《周易》知识,推算出自己个人的运途极限,推算出明王朝的大限,他更是明白马士英等奸佞的诡计,此去必死无疑。果不其然,最终以一介文弱书生之躯带兵抗清,在安徽婺源兵败被擒。如果他投降了,极有可能像洪承畴那样受到重用,必然也可以像好友王铎那样行走于清廷,至少可以像钱谦益那样,最后与年少貌美的夫人蔡玉卿在漳浦过上幸福晚年。但他最终选择在南京英勇就义。“纲常万古、节义千秋;天地知我、家人无忧”,为了“纲常节义”,他选择以身殉“道”,这是一种信念,一种维护传统道德秩序的信念,是他一生所维护“孝”的一种终极彰显。

    黄道周以一己之力力挽大厦之将倾,虽毫无成功的可能,然他不但从学术上对圣人之学进行总结、阐发,亦从行动上用身体力行体现了自己对道德的理解,黄道周的人品超众、德行超群、道德文章超然于一个时代之上,无疑是独立特行的,他的一生读来可歌可泣可叹而不可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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