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的起源| 黑猩猩的政治

劳伦斯·弗里德曼 | 文

王坚马 娟娟 | 译

人类的祖先是一身毛发，长尾巴的四脚动物，可能还有栖息树上的习性。——查尔斯·达尔文

在这里我主张，人类战略的基本特征中存在着若干跨越时空的共性，包括欺骗和结盟的方式，以及暴力的推动作用。这些特征是那么原始质朴，以至于可以从黑猩猩身上查找到蛛丝马迹。黑猩猩具有自我意识，它们对同类的了解甚至达到了足以蒙骗它们的程度，当它们有所得或遭拒绝的时候还会分别做出感激或报复的举动。它们有自己的交流方式，会仔细思考面临的难题，甚至还懂得未雨绸缪。

人们原先认为，黑猩猩的社会关系很有限。但是在先后对野生和动物园里的黑猩猩进行多年仔细观察后，这种看法受到了质疑。显然，住在同一个地方的黑猩猩个体之间经常聚在一起，并形成了各种复杂的关系。它们不但一起劳动，还相互打架。战略研究者特别感兴趣的是，黑猩猩的行为和权位、利益有关。它们用梳理毛发、发生性行为、提供食物等手段拉拢潜在支持者，拉帮结伙建立同盟。它们也懂得控制冲突的重要性，只有这样才能合作共处。激烈争吵之后，它们会相互亲一亲，修补关系。它们还会刻意展示自己的弱点，目的是获得对方的信任。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弗朗斯·德瓦尔（Frans de Waal）观察一群生活在荷兰阿纳姆（Arnhem）动物园的黑猩猩，做了大量内容丰富的笔记，由此揭开了一系列举世瞩目的“好戏”。他在1982年出版的《黑猩猩的政治》（Chimpanzee Politics）一书中，就黑猩猩社会的复杂性做出了一些令人吃惊的结论。他认为，黑猩猩的结盟方式和权力斗争显示，它们的行为举止称得上是“政治性的”。

对黑猩猩来说，天生的蛮力作用有限。掌权的雄性黑猩猩主张权力时全身毛发倒竖，看起来比实际模样更大，更狰狞。它扑向成群的属下，对方立刻四散奔逃。接着其他黑猩猩便会谦卑顺从地问候它，或者极为精心地为它梳理毛发，让它享受应得的尊崇。然而德瓦尔发现，每当黑猩猩的等级体系发生变化时，攫取权力者并不一定是最强壮的。当有别的黑猩猩“选边站队”或“另投他主”时，社交策略更重要。这种等级结构的变化并非突如其来，而是有条不紊展开的。

德瓦尔跟踪记录的第一起“政变”发生在一只名叫耶罗恩（Yeroen）的雄性掌权黑猩猩身上。起初，耶罗恩受到绝大多数雌猩猩的拥戴。但另一只雄猩猩鲁伊特（Luit）向它的权威发起了明目张胆的挑战。而耶罗恩面对挑衅却不知如何应对。鲁伊特还当着耶罗恩的面和一只雌猩猩发生性关系，公然侮辱权威。接着，鲁伊特找来雄猩猩尼基（Nikkie）结成同盟，让局势发生扭转变得对自己有利。在权力斗争的过程中，两只黑猩猩动用了各种战术，它们不仅展现力量和决心，还想方设法通过梳理毛发，陪小猩猩玩耍等手段鼓动雌猩猩叛变。过去，别的黑猩猩生怕耶罗恩发脾气不敢有什么背叛的举动，但后来随着耶罗恩发火的次数越来越多，它的怒气渐渐失去了威力。最终，耶罗恩认输，但斗争还在继续。现在鲁伊特成了掌权者，耶罗恩准备和尼基一道发起反攻，即便不能重掌大权也要夺回一部分往日的特权。

整个“政变”过程中，实实在在的战斗只发挥了很小的作用。黑猩猩们很少撕咬，那是所有攻击行为中最危险的举动。德瓦尔认为，与其说战斗改变了黑猩猩们的社会关系，倒不如说它反映了社会关系的变化。猩猩们似乎知道要控制暴力，因为它们今后可能还要团结一致对付外敌。它们好像也懂得调停与和解。一旦达到目的，它们的行为方式就会跟着改变，比如输赢双方都不再会咄咄逼人地发起挑衅。

德瓦尔认为，黑猩猩们这一战略性行为的核心要素在于，它们能否在个体之间相互交流，能否意识到各种社会关系，比如别的黑猩猩如何结成同盟关系，以及如何瓦解这些联盟等。在做出决定之前，黑猩猩们要完全了解自己行为的潜在后果，并在某种程度上规划一条通向目标的路径。果然，黑猩猩们展现出了上述所有特性，德瓦尔因此得出结论“政治的起源比人类更古老。”他在后来的作品中以这些独到的见解为基础，用各种证据表明，灵长类动物具有表达容忍、自我牺牲、约束克制的能力，这意味着它们有心灵沟通，理解他人感受的能力。要做到心灵沟通，至少对他人要有一定的情绪敏感度，最高的境界是具备理解他人观点的能力。德瓦尔认为，这是“社会交往、协调活动以及合作应对共同目标等行为规则的核心。”

战略的另一个至关重要的特性是欺骗，即为了改变他人的行为而故意发出不真实信号。有些猩猩会趁强势的雄性黑猩猩不注意的时候骗取同类的食物，或者开小差偷偷追求母猩猩。同样，做出这些行为也需要和其他猩猩进行一定程度的沟通。要想误导别人，就得先明确理解他们的正常行为。

不管是黑猩猩还是人类，所谓“战略智慧”是从严酷物质条件下的生存需求出发，通过复杂社会环境中的相互作用发展而成的。试想人类的大脑，它的重量只占成人体重的2％，却消耗人体20％的能量，远超其他任何器官。既然它的运行成本如此昂贵，那就必然有极其重要的用处。理查德·伯恩（Richard Byrne）和纳迪亚·科普（Nadia Corp）研究了所有灵长类动物主要分支中的18种，将它们的新大脑皮质大小和实施欺骗行为的数量进行比照。他们认为，大脑尺寸和一般社交智慧之间存在某种联系，后者包括合作共事、应对冲突以及施展诡计的能力。按照进化论原则，当遇到更强壮、更缺乏智慧的其他物种发起挑衅时，这些技能无疑极具价值。如果新大脑皮质的规模限制了某个动物的精神世界，那么与其相关的其他同类也会受到牵连，这也决定了当它遭遇冲突时能够找到多少个同伙。因此，脑部尺寸越大，该物种运作大规模社会网络的能力就越强。伯恩提升了“马基雅维利智慧”这个概念，在战略和进化之间建立了联系。尼可罗·马基雅维利为十六世纪意大利人找寻到的这一基本生存技巧，竟然与大多数原始社会群体的生存需求如此相似。

这个概念的发展部分结合了对大脑生理发育的研究，对灵长类动物和人类的密切观察，并考虑到了生态和社会因素的影响。我们的祖先早期遭遇了种种智慧挑战：他们要仔细琢磨如何才能高居树上而不掉下来；如何造个安全的住所并在那里睡上一觉；按照什么样的顺序操作才能得到并吃到那些或外表长刺、或外壳坚硬，但却营养丰富的稀有食物。体力劳动涉及一连串的动作，需要事先计划。无论促进人类大脑进化发育的是何种生态需求和实际需要，在某种情况下，这个关键性驱动因素演变成了维护具有一定规模和凝聚力的社会群体的需求。要想在群体中有效发挥作用，就需了解其他成员的各自个性，他们在群体中的等级地位，他们喜欢谁、忠于谁，以及所有这些情况在特殊条件下可能意味着什么后果。

暴力战略

有一种重要的复杂情况是，动物们需要对付与自己没有社会联系的其他群体，并同它们展开较量，查尔斯·达尔文称其为“生存竞争”。潜在的合作与限制冲突意识或许塑造了群体内部的社会关系，可一旦和外来群体发生对峙，这些意识就会被别的指令所替代。个体攻击行为是动物们的家常便饭，但群体之间的搏杀几率就低多了。蚂蚁是最好战的动物之一。有人说，它们奉行的外交政策是“永无休止的侵犯、武力争夺地盘，尽其所能消灭邻近群体。如果蚂蚁掌控了核武器，它们很可能不出一个星期就毁灭整个世界。”蚂蚁群体中有专门负责打仗的兵蚁，它们没有生育能力，因此即便在战斗中阵亡也不会威胁部落的数量规模。蚂蚁的作战目标很明确：抢夺食物，占领地盘。一群蚂蚁战胜其他群体后，胜利者会把败军的粮食储备转运到自己的巢穴中，败者不是被杀死就是遭驱逐。蚂蚁打仗毫无战略可言。它们凭借的是残忍无情的蛮力消耗。蚂蚁们紧紧贴在一起，形成一大团，肆无忌惮地不停猛攻敌人的防御工事，完全没有谈判和协商的余地。

相比之下，研究发现大猩猩身上体现出了战略智慧。其他物种的雄性之间可能会为了争取和雌性交配的机会展开一对一的厮杀。值得注意的是，有时候两个邻近的黑猩猩群体之间会发生冲突，并导致有些黑猩猩死亡。这种情况不符合黑猩猩生活的常规特性，它更可能发生在某种特定的条件下。这也再次表明，黑猩猩之间的战斗是策略性行为而不仅仅出于攻击本能。

在有关黑猩猩交战的观察记录中，最值得关注的是珍妮·古道尔（Jane Goodall）的研究成果，她是研究黑猩猩社会生活的开拓型学者。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她在坦桑尼亚冈贝河国家公园观察研究黑猩猩。她好几次发现，单独活动的猩猩会被附近其他部落的雄性黑猩猩杀死。一次，两只掌权的雄性黑猩猩吵翻了，导致部落分裂成卡塞卡拉（Kasekala）和卡哈马（Kahama）两部分，敌对双方由此在冈贝河国家公园里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这场旷日持久的冲突从1973年延续至1974年，最终以卡哈马部落不复存在而告终。卡塞卡拉部落抢占了卡哈马部落的地盘，并掠走了母猩猩。古道尔发现，采取防守行动的时候，黑猩猩们会呼朋唤友地去打仗，很快赶到最需要它们的地方。为了实地察看存有潜在争议的地区，黑猩猩们还要在部落边界附近巡逻。由于存在被强势部落抓获的风险，巡逻的大猩猩表现得异常谨慎，尽量避免发出一切不必要的声响，还要不时察看有没有敌对部落留下的任何蛛丝马迹。它们收起了平日的喧闹，直到返回自己熟悉的领地才恢复常态。这些巡逻行动中最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当黑猩猩们跨过边界深入敌人领地时，它们会一下子变得比平时更具掠夺性。黑猩猩们不惜花费大量时间，一声不响地等待机会攻击弱小的受害对象。一旦它们出其不意地抓到猎物，就不会轻易放手，对手即便不死也是奄奄一息。

有人认为，从上述研究中归纳得出结论过于草率，因为黑猩猩的栖息地已经被人为地缩小，而且古道尔对它们的食物供应施加了一定的外力影响。她用设置投食站的方式把黑猩猩从密林深处引诱出来，这种做法加剧了猩猩部落集团之间的竞争。与她相反，德瓦尔观察黑猩猩的手段则是操控干预猩猩们的食物分配，降低冲突水平。古道尔曾经不无遗憾地承认，她的干预确实怂恿了猩猩们采取更多的攻击行为，但同时也指出，这并不妨碍她得出结论，即在某些特定条件下，大猩猩们的行为举止会变得很独特。况且，古道尔的发现并非一家之言。研究人员对其他地方的黑猩猩群落进行密切观察后也发现，虽然打仗的事情只是偶尔发生，但这显示出它们的确有战争能力。

黑猩猩们为什么打仗？进化生物学家理查德·兰厄姆（Richard Wrangham）认为，冲突的根源是它们“希望改善获取食物、母猩猩，或者安全感的途径”。黑猩猩以食成熟果实为生，而果实的数量和分布反过来也是它们自身消化系统的产物，因此在寻找食物的过程中，相邻部落之间的权力关系就很重要。当果实数量不足的时候，黑猩猩们会独自上路，或者三五成群组成小队去寻找食物。食物分布地点很不均衡，某个部落的领地上可能食物非常充足，而有些部落则没果子吃。这就是造成冲突的原因，同时也解释了为什么强大的部落总想寻找机会欺负弱者。兰厄姆认为，成年雄性黑猩猩会“评估暴力行为的成本和收益”，当“可能净收益足够高时”就会出手进攻。杀戮行动的后果之一是，某个部落的相对地位会大大提高（这些猩猩部落一般规模都不大，任何一名部落成员死亡都会产生很大影响。）兰厄姆把这种现象称作“权力不平衡假说，它说明造成大猩猩之间相互攻击杀戮的因素有两个：一是部落之间的敌意，二是竞争对手之间巨大的权力不对称。”这就是产生杀戮的原因，但并非潜在冲突的根源，真正的冲突根源是争抢稀缺的重要资源。

相比极端暴力行为更让人瞩目的是黑猩猩对待冲突的审慎态度。古道尔在观察中发现，“当一小支巡逻队遇到规模稍大，或者雄性成员较多的队伍时，即便在自己的领地范围内，它们也会转向逃跑；反之，一大群黑猩猩即使走出自己的领地，只要来者在数量上不占优势，它们十有八九要追打对方。”有时候两群黑猩猩不期而遇，双方无论在成员数量还是成年雄性的力量方面都旗鼓相当，那么典型的结局是双方“互相打量，发出各种声音进行展示交流，不会发生冲突。”因此重点在于，黑猩猩在实现权力平衡的过程中表现得精明而狡猾。当遭遇强大的对手而自己处于劣势的时候，它们会设法避免争斗，随时准备撤退；而当自己的实力强于对手时，它们则长驱直入。因此，研究者从来都没有记录过进攻方的黑猩猩遭对手杀死的案例，这也就不足为奇了。可见，输赢双方的差别不在于绝对战斗力量的强弱，而在于“双方队伍的相对规模及其组成结构”。这种对待暴力的务实态度凸显了黑猩猩的手段。

因此，进化论者认为，战略是关键资源稀缺和生存竞争二者造成的自然结果。但它所涉及的不止是就天生力量、进攻本能而言的适者生存问题。在竞争中幸存下来的动物比对手更善于思考，能够更好地把握社会关系并懂得如何去操控它们。成功既来自智慧也离不开强壮的体魄，从竞争一开始两者的重要性就不相上下，而通过外力协助来战胜对手的做法尤其聪明。

虽然现在只能从“行为和战争效果”两方面进行推断，但人们认识到，在通常所说的人类原始战争中也存在相似的行为方式，只不过这些“战略”一直被当成了“习惯性的默契”。它们看上去大多属于消耗型战略，靠经常性的战斗和突袭来拖垮敌人，造成的伤亡不大，但也不排除偶尔发动一场出其不意的大屠杀。这样的胜利往往是绝对彻底的：掠夺财产和食物，破坏房舍和田地，杀死或掳走女人和孩子。由于缺乏后勤支援，食物和弹药很快会消耗殆尽，因此这样的战斗不可能持续太长时间，也不可能拉开战线。突然袭击具备诸多优势。由于原始人部落一般安全防卫措施薄弱，而且在夜色下难以觉察小股部队的活动，因此突然袭击往往令人防不胜防。而且一旦发现时机不利，袭击者还可以选择撤退。阿扎尔·盖特（Azar Gat）指出，人们有充分的动机来避免公开战斗。在谋划杀戮之前，人们巴不得受害者“毫无防备地束手就擒，最重要的是，他们最好无法对攻击者形成有效伤害。”这些因素促成了一种“高度统一”的战争方式，它在“任何采猎和原始农业社会中”均有体现。

通过对早期人类社会和黑猩猩群体的研究，我们发现了战略性行为所具备的一些基本特征。这些特征源于引发冲突的社会结构。它要求实施战略性行为的人能够辨别个体之间的差异性特征，判断对方是潜在对手还是盟友；能设身处地地从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以便通过传递印象或误导等手段来影响他们的行为。虽然暴力行为通过展现优势、表达敌意在战争中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最有效的战略不能仅靠暴力，还需凭借结盟的能力。本书余下章节所论及的各种战略行为，其基本特征也没有超出这个范围。战略性行为的基本特征从来没有发生过改变，改变的只是其所应对局势的复杂性。

本文选自劳伦斯·弗里德曼《战略:一部历史》（暂定名）。

延伸阅读

《战略:一部历史》（Strategy：A History），劳伦斯·弗里德曼（Lawrence Freedman）|著，王坚 马娟娟|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即将推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