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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是文人的名片。印易得，而好印难求。一方好印，是一个人的人格的显现。文人讲究人印合一。一个文人手中，总有几方好印，如果有一方孙少斌先生的印，就是一件值得夸耀的事了。 著名画家、江苏省美术家协会主席宋玉麟先生因为藏有少斌先生的印，专门为他出了一本印谱，他在序中说：“齐白石老人有句名言：‘世间事贵痛快，何况篆刻。’我认为这‘痛快’两字，是少斌兄最真实的写照。” 著名作家叶兆言先生偶获少斌先生一方印，提笔写下《妙在无处可寻》一文。他说：“少斌的刀下功夫十分了得，出神入化，达到很高境界。说称雄一方也不为过。” 金陵诗坛泰斗俞律先生，更是对少斌先生的印推崇不已，为他的印写了许多好诗。他在一首诗中这样写道：“咫尺一刀天地分，万里气吞真如虎。一石之微亦大哉，斯人谈笑肝胆许。” “无少斌先生之印，乃人生一大憾事。”这本是江南文人间的自嘲之语，却在大江南北传之甚远。 一、石上莽莽浑无路 长案的角落里，摆着一只竹篓。因为岁月的流淌，它沉郁的色泽中透出了夜空中星星般的光亮。 满满一竹篓的是小小的、方方的、薄薄的石片。 这些石片原本都是长长的印石。年轻的少斌，在上面刻了又磨，磨了又刻，直到印石成了薄片，随手就扔在这圆肚的竹篓之中。 竹篓满了，满满装着的，还有40多年的光阴。 “1966年，文革刚开始。我18岁。正是年轻，却又无所事事的年龄。”<br>“有一天，一个朋友来喊我，说有个老先生，会养花，家里养了各种各样的菊花，好像还会画画，问我要不要去看看。” “我说好。我不是无所事事嘛！我那个朋友姓蒋，是个剃头的。他工作的理发店在中山门的里面。那时中山门里面是个大坡子。他说的那个会养花的老先生，就住在南京博物院对面，坡子下面的一个小弄堂里。” “这位老先生就是南京博物院著名文物鉴定专家、篆刻家王敦化先生。” “王先生给了我一本故宫博物院藏印谱。厚厚一本印谱，全是汉印。他说，你就照着刻吧。我就照着刻。拿一方印石，刻了磨，磨了刻。我年轻，有的是时间和精力。” 少斌先生说话的时候，我一直看着他的手。那是一双粗短有力的手，像是用粗糙的石头刻成的，刻成之后，并没有打磨，完全露出了本是藏于其中的力量来。 “1966年的我，并没有想到王敦化先生把那本印谱交给我时，对我意味着什么。在之后的好多年里，我也没有认识到，治印对于我的人生来说，有多重要。我只是喜欢。我只是觉得这是我应该做的事。我觉得在做这件事的时候，我满心欢喜，没有杂念。” 就是这样一种单纯的爱好，让孙少斌没有前途，没有希望的人生之路，透出一丝朦胧的光亮来。这光亮虽然微弱而遥远，可是毕竟是光亮。有了光亮，就有了另一种人生。<br>王先生交给孙少斌的印谱中，有5000多方汉印。少斌先生最后到了倒背如流的地步。他其实不是在背，而是在一刀一刀地往自己的血脉里刻。每一方印，每一个笔划，甚至每一个空白，都刻在了他的心里。少斌先生本以为等他把这五千方印刻好了，王先生就开始教他了。因为他虽然每隔一天就往王先生家跑，可是先生从来不跟他说治印的事。只是跟他谈诗词曲赋，谈文人掌故，谈印石、印泥，最多谈谈有关印的文化渊源。从来不跟少斌谈他很关心的刀法。 “有一天，我就问他，老师，平刀、复刀、反刀、冲刀、飞刀，哪种刀法比较好。” “哪种好？没有哪种好。你怎么方便怎么刻。不要相信书上说的。都是先生们编出来诓人的。说着笑了起来。我也对着他大笑。” “我又问他，那你觉得哪种印是好印。” “汉印是好印。” “你喜欢谁的印？” “吴昌硕。” “齐白石呢？” “火气大。” “先生说，我评价所有的印，只有两个字：‘浑厚’。只有‘浑厚’的印是好印。” 二、咫尺一刀天地分 午后的阳光斜斜地从窗外照进来，把窗子的木格投在少斌先生面前的长案上。茶杯里的热气袅袅地从他眼前飘过。他从身后的书架上抽出一个木格的盒子，用手在一排的印石上轻轻滑过去，然而抽出其间一方。 对着阳光，他摩挲着这块小小的长长的印石。这是块芙蓉石。石上的色彩如收藏得极有年代的山水画。他像是在读一首诗，或者一幅画，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抚摸着，端详着，不像是要刻一方印，而只是想对这块美石作一次欣赏。 墨是现成的，早已磨好，砚是端砚，他在砚沿上刻了一圈文字，简略记载了他得到这块砚台的过程。然而就是这一行字，立即让这方砚台，透出了浓浓的书卷气，浑然地融入了他纷乱的治印的长案。 从拿起毛笔开始，少斌先生立即进入了另一个状态。他的手几乎没有任何的迟疑，每一个动作都是那样的简洁明了，每一个动作又都是那样清晰明白。轻重缓急、抑扬顿挫，如同行云流水般自然流畅。 他在印石上写下他即将要刻的两个篆字。然后打开台灯，照着这印面。他把印石捏在手里，缓缓地转了一圈。既是打量它的纹理和每一个笔画，又是让灯光把这笔墨照干。只转了一圈，他把印石牢牢地夹在了印架之上。 刀在手边，刀在手里。刀尖朝前。是冲刀法。不是横冲，而是直冲。一刀下去，他用左手轻轻一抹刚刚刻出的石粉，顺手把印石转了一圈，右手又是一刀。每一笔画都是一来一回两刀。决没有第三刀，每一刀，也决没有任何的犹豫。石在不停地转动，而刀的姿势总是那样，沉稳有力、胸有成竹地起刀，收刀。每一刀都是精确无比。 当他右手下刀之时，左手的石头也竭力贴近了刀口。刀与石是同时发力。在此时，刀是有生命的，石也是有生命的。两个生命体正进行着一场心灵的对话。它们对话的方式有三种。一是角度。这决定了字形，格局。角度是一直变化的。这变化，就要靠人心灵的力量来驱使。一是力度。力量通过刀与石的合作，凝固在印石之中，又从这刚刚诞生的字上，迸发出来。一是速度。速度让这字活了起来。速度给了这字以变化，让字变得灵动，变得生机勃勃。 少斌先生身上的每一个神经和全部的力量，好像都集中在了这小小的刀尖之上。刀与石之间的声音是轻微的，像是即将出生的小鸡，在轻轻地啄破蛋壳。 他放下刀。 他从一个小木盒里挑出一些石粉，抹在刚刚刻好的印面上，略一端详，他点点头，脸上露出笑容。 他重又拿起刀，在印石的侧面刻下边款。几乎在呼吸之间，他的边款已好。甚至比笔写还要快速。他的表情是惬意的，动作也变得随意而欢快了。他用刷子刷去印章上的石灰，再用绒布擦过，然后打开装印泥的瓷盒。印泥是漳州丽华斋的。 印章落在宣纸上，他用力压着，压着，一直不把这印章提起来，像是下面藏着一个谜底。 印章提起，篆书留在纸上。紫红的颜色显得厚重而沉着，字像要站起来，像要开口说话。 三、慷慨激烈见谈吐 少斌先生是治印大家，大家总有一点怪脾气。他是个挑剔的人。他挑印石，挑印主，更挑自己治印时的心境。 他对印石的挑剔，并不太在意印石是否名贵，而是看对这块石头是否有缘。好的石头，看到了，拿在手上了，就喜欢，就想刻它。而有些石，放在家里好几年，也不会去动它。没有冲动。 他说，他常用的是寿山石里的芙蓉石。色泽好，手感好，刀下去，软硬适度，刀感十分的舒服。这样刻出来的字，就比较自如，贴心，可以饱满地表达出我想表的意蕴来。鸡血石也好，刻起来有难度，里面含的杂质比较多，下刀的时候，要十分的细心。就像要通过一条状况不明的秘径。有挑战，有时也有意外的收获。治印有时是需要意外的。 “当然，我最喜欢的还是田黄。不过，这种印石现在已是十分罕见。好的田黄石就像有生命一般。它有温度，有质感，它的光泽好像在说话，让你不忍放下。你知道它在说什么，它也知道我要说什么。只需要用刀尖把挡在我们之间的一层面纱揭开就行了。” 少斌先生还挑人。这个至情至性的人，到老都学不会圆通妥协。有人一见投缘，他一方印石在手，若有神助。印章出来，必是精品。有人气场不合，在他看来，勉力为之，不如不刻。 他说，在这个印石上，将会刻上谁的名字，谁的堂号、斋名、别号等等，总而言之，所刻的内容，要与这石的主人合而为一了，它从此之后，将是这人的象征，将是这人的人格的体现，是这人的另一张面孔，而且，是深层次体现这人的内涵的面孔。那么，这个人是谁，就变得十分重要。<br>与石相投，与人相投，是好印的要素，更主要的，当然还在于治印者的境界与修养。少斌先生说，在我离开王敦化先生之后，才明白，他在教我治印的深层次的东西。教我对文化的理解，教我的为人，教我的修养。我常常说一句话“刻他人印章，乃自家本事。”这个“本事”，并不是说我有多大本事，而是说，这是我本来应做之事。我应做之事，就是把这印章，刻得与它的主人浑然相符，表里如一。所以，在刻一方印章之前，我有时要打好几天的腹稿，心里已经刻了又刻，最后找到最佳感觉了，我才下刀。 少斌先生曾与王敦化先生探讨书法。王先生说，你的书法只有自成一体才有出路。这个自成一体，要从你的汉印中来。如果有一天，你找到一种笔法，能把这汉印里的大美表达出来，你的字就出来了。 直到六十岁，少斌先生心无旁骛，一直钻研治印。写字作画，只是偶尔为之。忽然有一天，他豁然开朗，站在治印的高处，他看到了曲径通幽，峰回路转，他推开了另一扇艺术之门。 他找到了王老先生所说的笔法。然而老先生早已仙去。 短短数年，少斌先生书法家的声名，竟隐隐有与他篆刻家的声名分庭抗礼之势。 四、细论襟怀我辈事 与少斌先生早早就约好了采访时间，是年前的某一天。谁知到那天上午，少斌先生突然打电话给我，说十分抱歉，改日再谈。 过了好久，我才知道少斌先生推迟采访的原因。我们约好见面的那天，天忽然大寒，气温骤降，他一早醒来，忽然想到外地一朋友卧病在床，家徒四壁。他竟然买了取暖器长途跋涉送了过去，再连夜赶回。 少斌先生说，汉印最大的特点就是方正浑厚。“年轻时，我也喜欢追求新奇，刻些怪印。譬如把好好一个印石，敲边，故意做出苍劲之感。王敦化先生就给我讲了一个故事：‘有个老师死了，学生们来祭奠。老师很穷，穷到什么地步呢？盖尸体的布都没有。好不容易找了一块，嫌短。盖了头，露出脚。盖住脚，又露出头。有个学生出主意：师母，你把布斜过来盖，头脚就都能盖住了。师母勃然大怒，说：你老师一辈子为人方正，死了，盖他的布怎么能斜过来？’做人不方正，怎么刻得好汉印？” 时至今日，当人们重又焕发出对传统文化的热情之时，更多的人，注重的却是书画琴印的表面，是技巧，是审美，是创新。殊不知，中国古典艺术的至高境界，根本在人。 汉时之印，由铜铸就。那时人们的书信，是用漆写在竹简木牍之上。写成之后，用绳子把它们捆在一起，再把绳结放在一个有方槽的木块之中。然后用一块封泥把这木槽封上。封好了，再在这封泥上盖上铸印。 中国的文化人，当他把心血之作赠与他人之时，无论是诗，是书，是画，必要盖上印章。对于中国人而言，这印章，不只是印记，是审美，还是做人的准则，是人格！ 这是已然流转千年的大汉之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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