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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济与华夏 ——“濮阳与华夏文明”学术研讨会会议纪要
发布时间：2014-11-03
上世纪80年代河南濮阳西水坡新石器时代墓地的发现，为研究中原地区的文明起源提供了考古实证；近年来，濮阳戚城、高城等龙山时代城址及大型遗址的发现，显示了该区在研究中华文明形成、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为探索包括濮阳在内的河济地区文明的起源、形成与发展，2014年10月28~29日在河南濮阳举行了“濮阳与华夏文明”学术研讨会。本次研讨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河南省文物局、濮阳市人民政府主办，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首都师范大学考古系、濮阳市文广新局承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国家博物馆、中国科技大学、上海博物馆、山东大学、首都师范大学、河北大学、河南省文物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及濮阳市文化工作者等近百人参加了此次会议。
为期两天的会议，学者们对河济地区与文明起源与形成有关的遗存及研究问题进行了充分地探讨，对西水坡遗存及周边文化面貌、聚落的发展与文明的形成、文化演进的过程与动力、早期夏文化等利用考古学材料解决文献记载的历史问题等议题进行了充分地交流。 西水坡遗存及周边文化
中国科技大学张居中教授对西水坡遗存反映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思考。张居中教授根据炊器特征将中原及临近地区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划分为三大系统：嵩山地区以裴李岗文化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以鼎（有的还有罐）为主要炊器，太行山东麓地区以磁山文化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盛行盂与支架的组合，但没有鼎；南部如上山、顺山集等文化则是以釜为主。西水坡遗存中发现不少鼎，在后岗时期太行山东麓突然出现鼎文化，张教授认为这是受嵩山地区北来的文化影响。在仰韶文化早期，嵩山周围的文化强势北进，对东麓文化影响甚大，有取代太行山东麓文化的趋势，但到仰韶文化中期及以后影响逐渐减弱。这其中原因目前还不甚明晰，一是该地区的气候可能不再适宜人类居住；二是当地的考古学文化遗存还都被掩盖在淤泥之下，未被发现。 安阳地区龙山文化分布广泛，遗址范围大，内涵丰富。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孔德铭所长着重介绍了安阳地区新近发现的龙山文化遗址及相关问题。安阳柴库北地龙山文化遗址出土遗物丰富，在大量陶器残片中，发现一种俗称鬼脸饰的陶鼎残片，这在同时期山东龙山文化的遗址中多见，而在豫北地区则少见；还发现一处房基，里面放有鹅卵石摆放的虎形图，可能与当时人们的图腾崇拜有关。另一处遗址，安阳县安丰乡吉庄村龙山文化遗址，面积大，保存较好，是漳河南岸发现的又一处重要的龙山文化时期大型聚落。通过梳理材料，孔德铭所长认为龙山文化时期，安阳境内的聚落遗址、城址较之前的仰韶文化时期有了较大的发展与扩张，尤其是以洹河流域为中心的龙山文化的全面发展，为安阳地区商文化的兴起奠定了物质基础。
聚落与文明 首都师范大学袁广阔教授重点介绍了濮阳地区新发现的大型遗址及其对河济地区龙山文化的认识。首都师范大学近年来在濮阳地区连续开展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新近发现一座龙山时期大型遗址——高城遗址。该遗址城墙残高6~7米，保守估计100万平方米，是河南同时期最大的遗址。这处大型遗址的发现为探讨河济地区龙山文化的面貌提供了重要资料。同时，袁广阔教授从多年的研究工作出发，介绍了他对河济地区龙山文化的认识。从文化因素来看，龙山时期该地区的陶器分为两群，分别属于河南、山东龙山文化，即除了本地文化因素外，山东地区文化因素也比较多；从聚落层级来看，该地区存在着三个层次的聚落群，显示了“都、邑、聚”的古国模式，而且龙山时期遗址的数量与仰韶时期相比有大幅度增加；从文化影响上来看，本地区所属的后岗二期文化在龙山时期对郑州地区文化以及新砦期文化的影响比较大。袁广阔教授认为河济地区是华夏集团和东夷集团交汇的地方，是部族矛盾多发的地方，该地区龙山时期城址中河南、山东龙山文化因素交织，文献中也有不少以夏后氏为首的夏族在这一带兴起的记载，非常值得做深入的工作。 《汉书》记载“濮阳本颛顼之墟，故谓之帝丘”，春秋时期卫灵公外孙孔悝在此封邑，诸侯国曾七次在此会盟，在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河北师范大学沈长云教授结合历史文献讨论濮阳地区历史文化的重要价值。根据文献记载，夏人有可能于此兴起。为何兴起于此？沈长云教授认为气候变迁、人群迁徙与文明兴起有极大的关系。他借鉴古代气候的研究成果，认为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期间气候有大的变动，总体趋势是向干冷的方向发展，生态环境因此受到影响，豫西、晋南地区此时不再适宜人群居住，从考古发现上来看此时聚落的规模都变小了。而河济地区地势低，沼泽多，气候变干之后反而适合人群居住，于是出现了大规模的从其他地方迁徙而来的人群，促进了该区域考古学文化的蓬勃发展。目前，史学界认为国家兴起原因主要有三种，即战争说、贸易说、治水说，河济之间如果是夏兴起的地方，就与其他文明古国的步调保持了一致，即通过治水集中人力、物力，形成国家。沈长云教授指出，继续讨论濮阳与夏的关系，方能更好地认识濮阳地区的重要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朱乃诚研究员从龙山文化玉器的文化传统来看豫东濮阳地区在中国文明形成中的重要地位。朱乃诚研究员推测，山东地区龙山文化玉器中，除了普通的玉钺、牙璧等，那些高档次的玉器，大都不是龙山文化制作的，有的只是进行了改制。如山东地区出土的牙璋、两城镇出土的玉圭等，都应是由中原地区传入的。豫东的濮阳地区则是连接中原地区与海岱地区的重要通道，传输路线应该与豫东有关系。朱乃诚研究员认为，这种复杂的现象可能隐含着夏文化、夏部族与东夷文化、东夷部族之间的某种重要的历史事件。 与学会储粮一样，人们对水的利用采取了“可自补、可储存”的方式，提升了人的生存能力，也是聚落发展到一定阶段的重要发明，因此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吴卫红研究员着重讨论了井与聚落的问题。他从五大方面——何谓水井、形态结构、井的使用、井与非井、井与聚落展开来讨论河济及与周边地区龙山时代的水井。总结水井具有如下特点：1.人工挖成；2.深洞；3.可长时间储水；4.水源来自地下；5.可及时补充；6.需要利用其它工具以提取用水。以往学术界一般以井口的形状来对井分类，吴卫红研究员以井身横剖面来划分，将井分为矩形和圆形两类，这反映了不同的力学支撑原理。在提水方式上，除了人工直接提水外，吴卫红研究员认为有些水井还有支撑工具或机械传动设施。在考古发现中，不能将井状遗迹都定位为水井，在对水井进行定性时要考虑更多的证据，同时部分圆形或方形深坑也具有井的功能。吴卫红研究员将水井放在聚落环境中来考察，认为这一时期水井只是对水源需求的一个补充，尚未达到从被动的逐水定居转变为主动的掘水定居阶段；深井可能是辨穴识泉能力不足，或是遭遇地下水位下降，这就提出了新的值得思考的问题：深井除具有饮水功能外，是否还存在其他重要功能？ 河南省社科院所李龙副研究员梳理了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早中晚三期的聚落群形态：中原地区史前早期聚落规模小，分布相对分散，相互影响力小，尚未形成有组织分层的聚落群；史前中期聚落数量大大增加，面积规模差别大，开始出现等级化，从地理分布上形成了大量丘岗台地型、河流阶地型聚落群，形态上出现了“一”字形聚落群、圆形聚落群、双中心聚落群；史前晚期聚落延续了中期的发展趋势，等级差别更大，呈现明显的金字塔等级分化，并出现辐射形聚落群。李龙副研究员在此基础上，探讨了聚落形态与社会演变的关系。他认为辐射性聚落群的聚落结构不利于内部的组织管理，而且还具有不稳定性和对抗性极强的特点，但也因此需要且容易构成同盟防御体系，逐渐形成更大的政治同盟。黄河下游多圆形聚落群，较辐射性聚落群而言，危险系数较小，容易形成“万国”局面而不是大的同盟政治势力。因此中原地区的同盟政治势力最终吞并了黄河下游的“万国”文化。 河济地区史前文化发展脉络如何？河南大学魏继印教授详细梳理了该区域的史前文化，并与同时期周边地区的文化相比较，认为：后岗一期是非常繁荣的时期；相当于庙底沟文化时期，该地文化面貌欠发达；相当于大司空时期，在濮阳一带也基本不见文化遗存；相当于仰韶文化晚期和庙底沟二期时，目前有不少新的发现；龙山文化时期，此地虽然也发现了很多遗址甚至是城址，但难以与晋南和陕北一带的规模相比。总体来看，他认为，仰韶文化晚期和庙底沟二期是河济地区文化繁荣的时期，此时该区域是中原文明的中心，文献中所讲颛顼所都的帝丘应在此地。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魏兴涛副院长讨论了豫东北地区在早期中原文明中的地位。他认为，该区域洪水被治理后，它的生态环境变得适宜人类居住，它的文化传统具有面向海洋和面向内陆的多元性，有利于文化发展。历时性来看，裴李岗文化时期该区域目前是空白；仰韶时代，以西水坡遗址为代表的文化可与关中的半坡类型并驾齐驱，并显示出了不同的社会分层，社会复杂化已经初见端倪；龙山时期达到另外一个高峰，戚城、高城等城址及大型遗址的发现毫不逊色于其他地区。关于该区域的文献记载丰富，与夏文化、先商文化均有重要关系。魏兴涛副院长还对该地区日后的考古工作提出中肯的建议：注意填补裴李岗文化时期的空白，发掘中要有聚落考古的意识，同时在龙山时代城址的研究中注意多学科结合，并且要重视该区域下七垣文化的探索。 山东大学方辉教授以考古发现为基，高度总结了河济地区龙山时代的文化特征及所取得的文明成就。此时经济生产已经专业化、职业化，出现了高等级礼器，并经营有远距离贸易。而政治是上层建筑，从现有考古学材料还不易判断。从城址的发现，如城墙中埋藏有人骨等，已经能看到战争方面的迹象。当时已经掌握了历算、观象授时等，这在农业社会中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内容，甚至成为一种制度，反映了当时人们精神文化的一方面。出现大型王陵表明存在显著的等级差别。从发现的文字、刻画符号来看，黄河中下游的刻画符号系统已经非常成熟，甚至已经从国家层面来确定文字。在龙山时代还发现了1处牛的祭祀坑，而商代太牢中牛是排在首位的，这为研究祭祀制度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资料。但整体而言，推测豫北地区的社会变革落后于中原地区。
文化演进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庞小霞博士讨论二里头文化时期中原地区和东方地区文化交流通道的问题。郑州地区以二里头文化遗存为主，是二里头文化分布区，二里头国家重要的控制区域，至二里头文化四期后这里的文化渐趋复杂。而二里头文化时期濮阳、新乡东部一带的遗址并不多，考古学文化面貌不清晰。庞小霞博士在梳理考古学材料的基础上，提出中原和东方地区的文化交流通道。她认为，伊洛核心区至郑州地区，二里头文化二期经虎牢关东出洛阳盆地向东北最先到达郑州西北的荥阳一带，后在此建立的大师姑城址是进一步向东、东北地区扩张的基地。此线路中的古济水和古黄河应是东北向发展的主要通道。核心区二里头文化到达郑州地区后向东、东南发展，重要基地是新郑望京楼，发展出了郑州-开封-商丘这一陆路通道，此外南支济水、荷水等是重要的水路。
豫西北地区在三代时期是王朝的“畿内”地带，如何演变而来，过程如何？王青教授从新石器时代开始梳理本地区的聚落演进历程，并以龙山时期西金城遗址为例进行资源域分析，旨在搞清该遗址当时开发周围自然资源的范围以及在这一过程中与其他聚落发生了怎样的联系。通过资源域分析发现，西金城遗址附近有三四个小的聚落群向其贡纳粮食、肉类、石材和木材等自然资源，而西金城则通过石钺等权力象征物控制前者，表明以西金城为中心的区域应能构成一个完整的经济和政治控制网络，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聚落小区或社会小区。在此基础上，分析豫西北地区龙山聚落的控制网络与模式，王青教授将其划分出14个以一级聚落为中心的聚落小区，每个小区控制了数个聚落群，而这些小区则可再合并为至少3个更大的聚落区域，且是相互独立的政治实体。聚落控制模式则有结构较为稳定的扇形模式与结构稳定性较差的梯形模式。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考古与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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