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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正鹏 说起中华文明，尤其是中华文明中的传统文化，无论是几千年来遗存下来的文化典籍，抑或是往古来今的国人言谈，“道”这个字眼出现的频率最高，就连东汉末年正式传入中国的佛教，经过汉文化的改造以后，也时常被冠以“道”字。事实证明，与“道”相关的学问，在我们中国是一门涉及广泛、学理深邃、集中体现中华文明特质的大学问，同样也是一门“仁者见之谓仁，知者见之为知，百姓日用而不知”、与社会人生等一切人类文化现象密切相关的普通学问。 那么，什么是“道”呢？“道”源出哪里？中华文化史上两部最具代表性的学《易》心得———老子的《道德经》与孔子的《周易·系辞》作了如下回答——— 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二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道德经》）。孔子说：“一阴一阳谓之‘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君子之道鲜矣”（《系辞》）。我们只要深入地研究一下《周易》这门学问，便可以发现，老子与孔子关于“道”的学问，以及围绕这个“道”字所创立的道学文化和原始儒家文化，从其源头上追溯，均出自于《周易》理论和思维方法。不仅如此，包括汉传佛教，尤其是大乘禅宗佛教在内的，以及古代的政治、经济、军事、宗教，乃至文学艺术，都与以《周易》为核心内容的易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说，《周易》不仅是中华国学的理论源泉，更是中华文明的核心根基。 下面，从老子的道学、孔子的儒学和汉传佛教这三个中华国学的主干，对其学理思想与《周易》这门古老的经学之间的关系做一些简要的分析和评点。 我们先来谈谈老子创立的道学与《周易》的关系。虽然史书上记载老子的生平事迹少而粗略，但作为周代末期的守藏史（相当于当今的国家图书馆馆长），绝对是一位深得《周易》精华的饱学之士，所著《道德经》就是一篇义理精深的学易心得。但人们在读这部经书开篇几句话时，总是把“道”与“名”和“无”与“有”人为地割裂开来。所以，总是弄不懂这几句话究竟要表达个什么意思。其实，老子在这里讲的“道”包含了“无”与“有”以及“无”“有”相生相变的道理。解决了这个基本认识问题，我们就便于理解这段话的真正意思了。老子说呀，有无相生相变才是“道”，而且这个“道”总是处在永不停息的变化之中，是没有常态的，那个可以用语言来表达的“道”，不是真正意义上“道”。“无”是“道”的最高形态，在天地还没有产生之前就有了，而“有”是这个代表着“道”的最高阶段的“无”的发展阶段性结果，继续发展下去那就是“万物”了。所以，“有”才成之为万物之“母”。“无”也罢“有”也好，都是这个玄妙幽深的“道”，只是称谓不同而已，同时“道”也是知晓宇宙万物吉凶悔吝、生死存亡的“众妙之门”。 在老子那里，他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是“无”、什么是“有”，他只说了两句模棱两可的话：“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把“万物之母”叫着“有”倒是可以理解，把“天地之始”叫着“无”就不那么容易搞懂了，既然“天地”都“开始”了，可想而知，肯定会有物象的，为什么还是“无”呢？实在是难以理喻。于是，有人说这是玄学，也有人说这是诡辩，西方的哲学家认为这与哲学无关（上篇《<东方哲学的最高智慧>（上）———读<易>心得之二》已作了介绍，此不赘述———作者注）。问题就出在这里，从古至今，《道德经》译注、校注、集注之多，堪称汗牛充栋，大多停留在就经解经上，很少从源头上追溯答案。当代一些学者甚至套用西方哲学中的一些概念把老子的“道”解释为“本体”，虽有些牵强附会，但也差强人意。其实，这个问题并不复杂，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从这两段话的意思我们可以得知，老子的“道”就是《周易》中处在阴阳浑沌状态中的“太极”（后世滥觞于《道德经》的道教典籍把“有无混成”的“强为之大”的“道”称作“太极”，因为古汉字中“大”、“太”、“泰”三字通用。———作者注），以及这个“太极”运动变化的动态过程；“无”就是“太极”，“有”就是由“太极”生发的阴阳“两仪”，老阴、老阳、少阴、少阳“四象”和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八卦”，最后化育出宇宙天地以及宇宙天地之间万事万物。如此，“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在《周易》中，代表化育宇宙万物阴阳之道的“乾”“坤”两卦，其定体为“天”“地”，均具生养万物、嘉会万物、利益万物和干济万物（即《乾卦·卦辞》之“元”“亨”“利”“贞”，《坤卦·卦辞》之“元”“亨”“利”“牝马之贞”）等“四德”。就体用而论，阳“乾”以刚健为用，阴“坤”以柔顺为性。老子通过对“四德”和体用的深刻领悟，得出这个“有物混成”的“道”具备如下三个特性：其一，大且圆，周行不殆，原始反终。即所谓“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其二，生而不辞，功而不有，养而不主。即所谓“万物恃之以生而不辞，功成而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其三，高抑下举，盈损亏补。即所谓“天之道其犹张弓欤。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馀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馀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馀。孰能有馀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最后，老子把具有这三种特性的“道”的本质特性高度浓缩为“自然”（“自然”的意思可以理解为“自己如此而已”。———作者注）。老子认为正是因为这条“玄之又玄”的“自然”之“道”的存在，宇宙万有才得以生生不息。所以，他认为，地球上作为万物灵长的人类在处理天道、地道、人道之间的关系时，必须遵循这样的法则：那就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老子的这条法则，就其文化精神而言，如果一直追溯到《周易》这个源头，首先，他承认阴阳互生互变、互为存在条件这条原则。即所谓“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祸尚福之所倚，福尚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其次，在形而上的抽象本体和形而下具象的定体之间，更崇尚抽象的本体。为了说明这个道理，老子说：“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第三，在阳（乾天）之“刚健”与阴（坤地）之“柔顺”体用这个问题上，更崇尚“柔顺”之用，并且放大了“柔顺”的作用，在赞赏“柔顺”这个理念时，堪称极尽溢美之词。概括起来，大致体现在五个方面———论有为无为“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论刚柔死生“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强大处下，柔弱处上”，“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论雌雄黑白“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为天下溪，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为天下式，常德不忒，复归於无极”；论荣辱曲直“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为天下谷，常德乃足，复归于朴”，“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论动盈静虚“致虚极守静笃……归根曰静，是谓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 老子依据他发明的这个“法则”，形成了一系列有关修身进德、治理国家和文化建设方面的观念。首先是修身进德上的损益观。老子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其次，在治理国家这个问题上，他提出了两个观念。一是“无事自化”。他说：“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泫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二是愚民政策。《道德经》六十五章云：“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此外，老子在文化建设上，崇尚“绝圣去智”。在老子看来，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都是人为制定的道德伦理与智慧才学惹的祸，“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所以他倡导统治者在文化思想建设上要“绝圣去智”，这是因为“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受到篇幅的限制，我没有办法对老子这门被称之为“道学”的学问，作更细致的条分缕析和深入的解释说明。然而，即便是这种粗略的梳理，也足以说明老子《道德经》的核心思想、学术里路以及思维方式，源出于我们古老的《周易》。也就是说《周易》是《道德经》的学理基础，《道德经》是对《周易》思想选择性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绝不是老子一人之独创或主观臆想。《道德经》以及以此为核心内容而发展起来的道学和道教，在中华文明的发展史上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但就《道德经》的全部内容和老子的精神思想而言，我们不能断言它是“糟粕”或者是“精华”，需要历史地看待和评价，理性地认识和剖判，不可凭个人的好恶和主观臆断妄加取舍。作为中华国学，老子《道德经》连同后世的道学与道教其实是一门精华与糟粕杂糅、真理与谬误并存的学问。一方面老子告诉我们要尊重自然、尊重生命，以追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自身的和谐为最高目标，而成为一门讲求生命智慧和生命艺术的学问，备受世人的尊奉。另一方面老子偏执于《周易》的“阴柔顺承”这一面，无限地放大所谓“阴柔顺承”的作用，无论宇宙自然还是人类社会，统统倡导和遵循“静”、“柔”、“顺”以及“无欲”、“无为”、“无事”等理念，并且把这些理念奉为为人处世、管理国家社会的修身良方和治世良策。如果我们把这种过分强调“无为”的理念用于修身和治国，于人于国于社会那是没有任何前途和希望的。结果无非两种：于人而言，因其生气与勇气的消亡，其必曰“死气沉沉”！于国而言，因其创新和创造力的缺失，其必曰“死水一潭”！这是老子道学中糟粕，也是我们在传承和弘扬中华国学中必须摒弃的东西。此外，老子的《道德经》作为一个较为完整的哲学理论体系，也有自相矛盾之处。一是他一方面承认了“阴”与“阳”相生相变、互为存在的条件，无“阴”无所谓“阳”，无“阳”无所谓“阴”。但他在处理阳（乾）、阴（坤）的体用时，有偏执于阴（坤）的“柔顺”。二是他要求人们以“无事”和“愚民”治国，以“无欲”和“去智”修身，而要实施这样的方略，就需要智慧和才能，甚至更高的智慧和才能，老子本身就是中国古代一位世界级的伟大的“智者”。为什么老子的理论体系中会出现这样的矛盾现象呢？也许有他自己的“玄之又玄”的意图，但更多的也许是他所处的那个如孔子所描述的“礼崩乐坏”的时代，和那个时代所包含的深刻的矛盾所致。 结合《周易》符号系统、义理架构和思维方式研究老子的学问，可以深刻地领悟《道德经》的精髓和精神实质，可以敏感地体悟老子的智慧与情感。尽管老子的学问中存在着糟粕与缺陷，但瑕不掩瑜，丝毫也不影响老子学问在中华文明乃至世界人类文明史上的地位与作用，经受了两千多年历史汰选的老子思想，仍然在无边无量的时空隧道里放射着耀眼的光芒，启迪着人类的智慧！ 来源： （湘西）团结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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