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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的创造属于传承祝融部落的楚国先祖 ——兼探讨重阳节的变化来源 广西 贺州 董全吉 【摘要】：《周易》依据一种是卦序象数逻辑和另一种是卦名象数逻辑。卦名象数逻辑规定了《周易》内容，卦序象数逻辑规定了结构。将这两种逻辑统一起来的是历法月份。单独的史官，占卜，不属于创造，也难以完成新的创新。需要结合天文历法。只有从事天文占卜的部落，才能创造《周易》；天文观测需要技术承的，不是任何部落就可以进行。重黎的“绝地通天”就是如此。创造《周易》的是掌卜筮、祭祀、天文的官，任何一个史官包括创作《尹佚》、《史籀》的太史尹佚，都无法完成，也不可能在这个时期才完成，毕竟与周文王时期有联系。需要开始在周文王时期就开始。定型的上限是宣王时期，也就不可能是孔子，不然不以周冠头。不可能由“周王室的一位太卜与筮人”合作而成，也不可能是一代人就完成，周文王、孔子不是《周易》的创造者，只有家族传承，一直从事天文观测，祭祀、卜巫、日历制定的部落的后裔，才能完成此浩瀚的鸿篇巨作。只有火师的鬻熊几代人才能符合各项指标。是鬻熊几代完成了《周易》。我通过层层推导，论证了几千年来，《周易》的创作之人，与其他现今不同的结论。同时，结合西周时期，探讨了重阳节的变化与来历。 关键词：周易 火师 祝融 鬻熊 楚国 1，祝融部落发现“天道”思想 1.1，祝融部落的天文观测，发现“天道” 古人观测天文、燔柴祭天，需要有具备专业司火技能的人来打理。祝融，本名重黎，号赤帝，尊为火神。据山海经记载，祝融的居所是南方的尽头，是他传下火种，教人类使用火的方法。相传，大禹的父亲鲧偷窃了天帝的息壤，天帝命祝融杀鲧于羽郊(《山海经·海内经》)；成汤伐夏桀时，天帝令祝融降火于夏城(《墨子·非攻下》)，帮助成汤灭夏。礼月令云：“孟夏之月，其帝炎帝，其神祝融。祝融，颛顼氏子之子曰黎，为火官”。所以，火神亦曰火官，又曰火正，又称火祖，农历六月二十三日为火神圣诞，以神司火、祷者众。我国奉祝融为火神，四千余年来亘久未变，民间多畏而敬之，并立庙祀之。 伏羲依照“河图”之启示而演成八卦，《易经·系辞上》云：“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又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我在《仓颉造字来源于祝融部落的传授》论证：“河图洛书是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两幅神秘图案，历来被认为是河洛文化的载体，是中华文明的源头。相传，伏羲氏时，洛阳孟津境内从黄河中浮出一龙头马身的怪物，背上的旋毛变成一块玉版，献给伏羲。……真的就是“献给伏羲”吗？只有祝融部落观测得出的“书图”，并非哪个怪物变成玉版”。同样，不是伏羲而作八卦，而是伏羲的四大主要部落（重该黎羲，确切的就是重黎部落）而作，而重黎属于祝融部落。《远古人类对地理方位的认识》一文论证：因为从风向的认识，人类不再仅仅认识东西两方向，而到了“四象生八卦”的“四象”，就是出现了南北方向的认识，促进了人类的天文的研究的发展。风姓也是从此而来。由“四象”到“八卦”就是方向的辨别。《祝融的先进文化造就“绝地天通”的神话》一文指出：“阴阳学说”揭示了自然界的因果关系，是最早出现的一种朴素唯物主义观点，反映了祝融部落的哲学智慧，事物矛盾双方又统一又斗争推动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蕴涵的朴素辩证法思想。“二元文化”相互对立，相互依存，在冲突中共存。则论证了个时期的“东西方神”以及四个方位的管理。造就了'黄帝生昌意，昌意生颛顼’。这是从历法来说是：黄帝的《老黄历》是昌意创造的，昌意（常羲）还创造月历，到颛顼时期，祝融部落又创造《颛顼历》。也就是《老黄历》---《月历》----《颛顼历》是变化过程。”以及“从中，发现羲和的来龙去脉，羲和源于祝融部落的重黎，'羲和，日也’，观测日月，是太阳神，月亮神，计算日子，有权数，有智囊。”。 天文观测是对“天道”的了解过程，万物都在相互转化，互相渗透，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阳相合，相生相克，统一物由两个对立面组成，“一阴一阳之谓道”，对立物的互相依存， “阴”和“阳”是两个对立统一的方面，贯穿于一切事物的始终，是一切事物运动和发展变化的根源及其规律；事物由量变到质变，都是由于数量的变化而导致质的飞跃：无极生太极，是数量的从无到一而导致从无到有的质的变化；太极生两仪，太极即大到极点，大到极点就要一分为二，量的积累最终达到质的变化，数量的由一变二却导致了从一个事物变成两个事物的质的变化……。合二为一的哲学思想，矛盾的相互转化的观点，太极图是由阴阳构成的，具有两面性，任何事物都没有绝对的。太极的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就是一种变化的观点，发展的观点。 1.2，楚国三先祖 战国前期，楚国在南方大力开拓疆土。“楚，天下之强国也。”“楚地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今山东半岛南部），南有洞庭苍梧，北有汾阳之塞郇阳（今陕西旬阳），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资也。” 楚王族出于上古著名的祝融部族。《史记。楚世家》：“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为帝喾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喾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乱，帝喾使重黎诛之而不尽。帝乃以庚寅日诛重黎，而以其弟吴回为重黎後，复居火正，为祝融。吴回生陆终。陆终生子六人，坼剖而产焉。其长一曰昆吾；二曰参胡；三曰彭祖；四曰会人；五曰曹姓；六曰季连，琇姓，楚其後也。昆吾氏，夏之时尝为侯伯，桀之时汤灭之。彭祖氏，殷之时尝为侯伯，殷之末世灭彭祖氏。季连生附沮，附沮生穴熊。其後中微，或在中国，或在蛮夷，弗能纪其世。” 祝融部族传至陆终以后，部族繁衍、支系众多，形成祝融八姓，楚王族即祝融八姓中的芈姓季连之裔。《国语卷第十六》：“祝融亦能昭显天地之光明，以生柔嘉材者也，其后八姓于周未有侯伯。佐制物于前代者，昆吾为夏伯矣，大彭、豕韦为商伯矣。当周未有。己姓昆吾、苏、顾、温、董；董姓鬷夷、豢龙，则夏灭（灭，指没有候伯等职位）之矣；彭姓彭祖、豕韦、诸稽，则商灭之矣；秃姓舟人，则周灭之矣；妘姓邬、郐、路、偪阳，曹姓邹、莒，皆为采卫，或在王室，或在夷、狄，莫之数也。而又无令闻，必不兴矣；斟姓无后；融之兴者，其在芈姓乎？芈姓夔越不足命也。蛮芈蛮矣，唯荆实有昭德，若周衰，其必兴矣”。 楚是各国里面相对偏向母性的，芈姓当然是母姓，而且"楚"的国名就是为了纪念女性(出土的楚简《楚居》如是说)，楚人以鬻熊为始祖(楚人奉老童、祝融为远祖，鬻熊为始祖)。 《山海经·西山经》：“又西一百九十里，曰騩山，其上多玉而无石，神耆童居之。”，而在清华简《楚居》是专门记载楚王及其先祖曾经迁徙和居住过的地方的史籍，记载如下：“季连初降於騩山，抵于穴窮。前出于乔山，宅处爰波。逆上汌水，见盤庚之子，处于方山。女曰妣隹……先处于京宗。穴酓（鬻熊）迟徙于京宗，爰得妣疠……生侸叔、丽季。丽不纵行，溃自胁出。妣疠宾于天，巫并该其胁以楚，氐今曰楚人……至酓狂亦居京宗……” 大意是：楚之始祖季连的祖先，属于祝融部落，在炎帝祝融时期从陕西一带迁徙，最初降生于河南新郑、新密之间的具茨山，是老童居住的地方，以后抵达淯水发源地附近的熊耳山，又到了汉水以南荆山一带，继续向西南方向进发，在汉水之滨安顿下来。他沿着汉水逆流而上均水，见到了商王盘庚的子女们，便在襄阳市区西南的万山脚下逗留。盘庚之子的女儿名叫妣隹……季连与她结婚生子后，就率先在荆山之首的景山安营扎寨。季连之孙鬻熊稍晚一些迁移到景山，娶了当地女子妣疠为妻……生下侸叔、熊丽两个孩子。生熊丽时难产，只得自胁而出，妣疠因此而丧命。有巫师把她遗体裂开的胁部用荆条缠合起来，至今人们所说的“楚人”这一称谓就由此而来……鬻熊、熊丽，直到熊狂，祖孙三代都一直住在景山。 湖北荆门包山2号墓楚简：“举祷楚先老童、祝融、鬻熊各一牂（即母羊）。”；湖北江陵望山楚简：“先老童、祝融、鬻熊各一牂。”；河南新蔡葛陵楚简：“举祷楚先老童、祝融、鬻熊各两牂。”；《左传》载：公元前634年，身为季连部落之后、与楚同祖的芈姓方国——夔国，因夔子不祭祀祖先祝融、鬻熊，楚人就视之为大逆不道，并对其严加责备，随后干脆将其灭掉。楚国大诗人屈原在《离骚》中也这样自述：“帝高阳（颛顼）之苗裔兮，朕皇考（远祖）曰伯庸（楚君熊渠的长子句亶王，是屈氏受姓之祖）。” 《国语·郑语》云：“姓夔越，不足命也，蛮蛮矣”。韦昭注：“蛮，谓叔熊在濮，从蛮俗”。楚人奉祝融为始祖，可以从楚国的祀典中找到确凿证据。《左传·僖公二十六年》载：“ 夔子不祀祝融与鬻熊，楚人让之，对曰：'我先王熊挚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窜于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秋，楚成得臣、斗宜申帅师灭夔，以夔子归。”，楚国别封之君夔子因不祀祝融与鬻熊，楚人以为大逆不道，举兵灭夔。《史记。楚世家》：“齐桓公七子皆奔楚，楚尽以为上大夫。灭夔，夔不祀祝融、鬻熊故也”。 1.3，鬻熊为“文王之师” 先秦诸子的著作较早的有：伊尹的《伊尹》、吕望的《太公》、辛甲的《辛甲》、鬻熊的《鬻子》、尹佚（尹佚,又名尹逸、史佚，西周初年太史）的《尹佚》和《史籀》、管仲的《管子》等。 鬻熊(Yù Xióng):本名熊蚤，姓芈，名熊，又称熊蚤或芈蚤、鬻熊子、鬻子，是已知最早的道家人物之一，起子书之始。商朝末年，鬻熊投奔文王，协助周文王起兵灭商，并成为周文王姬昌的老师和火师(官)。 《史记。楚世家》：“周文王之时，季连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蚤卒。其子曰熊丽。熊丽生熊狂，熊狂生熊绎。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後嗣，而封熊绎於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琇氏，居丹阳。楚子熊绎与鲁公伯禽、卫康叔子牟、晋侯燮、齐太公子吕伋俱事成王。” 那么，为何文王要拜鬻熊为师呢？不是有史官吗？那么，火师有何特殊？火师：古官名。掌管火事，.以火为名号的百官。商周时很重要的一个官职，鬻熊做周文王之师前，亦为火师；同时史记记载鬻熊的孙子也做过火师。鬻熊子孙为祝融芈姓之后，司火为祝融部落的专长、是祖传的技能。 《史记。封禅书》：“周官曰，冬日至，祀天於南郊，迎长日之至；夏日至，祭地祗。皆用乐舞，而神乃可得而礼也。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诸侯祭其疆内名山大川。四渎者，江、河、淮、济也。天子曰明堂、辟雍，诸侯曰泮宫。周公既相成王，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自禹兴而修社祀，后稷稼穑，故有稷祠，郊社所从来尚矣”。 这从《鬻子》一书可以看出端倪。鬻熊著有《鬻子》一书。《汉书·艺文志》记载:"道家有《鬻子》二十二篇，刘勰《文心雕龙·诸子第十七》:"至鬻熊知道，文王咨询，余文遗事，录为《鬻子》。"今传《鬻子》仅二卷。 《鬻子》也就是鬻熊的著作或者是有关鬻熊言论的记载。刘勰《文心雕龙·诸子篇》说：“至鬻熊知道，而文王咨询，余文遗事，录为《鬻子》。子自肇始，莫先于兹。”刘勰的意思很明显，他首先指出鬻熊为言“道”第一人，“至鬻熊知道”；把《鬻子》看做后世诸子的开山之作。现代学者给予了高度评价，如著名哲学家涂又光在分析鬻熊的著作时，称赞道：“可以断定的是：《鬻子》是中国第一部子书，是中国哲学第一部著作，更是楚国哲学第一部著作，又是道家第一部著作，可谓四个第一。” 《史记。楚世家》：“三十七年，楚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蚤终。成王举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蛮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为武王，与随人盟而去。於是始开濮地而有之。”；《史记。周本纪》：“公季卒，子昌立，是为西伯。西伯曰文王，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公季之法，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伯夷、叔齐在孤竹，闻西伯善养老，盍往归之。太颠、闳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归之”。《地理志》（作者：班固32年－92年，即建武八年至永元四年。对照，司马迁为公元前145年-公元前90年）则更明确地说：“周成王时，封文、武先师鬻熊之曾孙熊绎于荆蛮，为楚子，居丹阳。”；《元和姓纂》提到“熊”姓，也指出：“熊氏，祝融之后，周文王师鬻熊，受封于楚。” ……这些文献都证实鬻熊确为“文王之师”。 1.4，《鬻子》的思想体系与政治主张 鬻子的政治主张，首先是要遵行"道"，来源于祝融部落先祖的熏陶，与自己为火师的实践：天文观测，揭示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阳相合，相生相克。任何一组矛盾中心，构成为三才。古代哲学认为天、地、人为三才，又在四象的学说基础上，更进一层，又增加了阳明、厥阴两面项，它与四象组成六合之说。构成古代哲学中朴素的辩证法思想：统一物由两个对立面组成，“一阴一阳之谓道”；对立物的互相依存，“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 “阴”和“阳”是两个对立统一的方面，贯穿于一切事物的始终，是一切事物运动和发展变化的根源及其规律；事物由量变到质变的哲学道理；太极生两仪，太极即大到极点，大到极点就要一分为二，大到极点，量的积累最终达到质的变化，导致了从一个事物变成两个事物的质的变化；天地却组成了完整的宇宙，阴阳双方又都是为了证实对方而存在，物极必反的哲学道理；“生命轮回”、“天人合一”、“善恶有报”，都是远古人类的观测得到的启迪。太极的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事物是变化发展的。《鬻子。天瑞篇》：“粥（鬻）熊曰：'运转亡已，天地密移，畴觉之哉？故物损于彼者盈于此，成于此者亏于彼。损盈成亏，随生随死。往来相接，间不可省，畴觉之哉？凡一气不顿进，一形不顿亏，亦不觉其成，亦不觉其亏。亦如人自世至老，貌色智态，亡日不异；皮肤爪发，随生便落，非婴孩时有停而不易也。间不可觉，俟至后知。’”“运转无已，天地密移”，可谓“天行”。损盈成亏、生死往来，可谓“物行”。 在行"道"的前提下，君臣遇合，互相信赖，共同完成大业。这是源于祝融部落对天文的观测形成的阴阳对立统一。是一种朴素唯物主义观点，蕴涵的朴素辩证法思想。《鬻子》记载鬻熊说：“欲刚必以柔守之，欲强必以弱保之。积于柔必刚，积于弱必强。观其所积，以知祸福之乡。”；“物损于彼者盈于此，成于此者亏于彼。损盈成亏，随生随死。”以上说明鬻子已有“道”的思想，守柔、辩证的道家思想。他说:"君子不与人谋之则已矣，若与人谋之，则非道无由也。"君子遵道而行，能不能被君主接受，这要看君主是贤明还是昏庸。所以，他又说:"故君子之谋，能必用道，而不能必见受;能必忠，而不能必入;能必信，而不能必见信。"。所谓"道"，"发政施令，为天下福者谓之道。"为天下人谋福祉的政令，就是"道"。这一思想，被五百多年后的孔子继续和发展，成为儒家学派核心思想仁政的基石。《鬻子》最早论及了宇宙生成问题和宇宙永恒运动问题；确立了对立统一的辩证法思想，继而确立了守柔的政治主张和人生哲理。其所阐释的有关道、仁、信、和的理念，成为诸子百家的源头，对于儒家、道家、法家、墨家、兵家等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以致道家的开山之祖追溯到楚国的开国人物鬻熊。 《鬻子》较为完整地表述了鬻熊的政治思想体系：治国之道方面从修身、选贤、以民为本等方面阐发其主张，要求执政者委任贤吏、改恶从善、赏罚严明的政治主张；从伦理范畴（如道、仁、信、和等）、赏罚分明、三皇五帝治国之道等方面阐发了兴国之道。说明鬻熊是杰出的政治家。而仁和的发展，也是由于对颛顼废除家家祀天，人人祭神的习俗，强令民间与部族禁绝巫教，接受教化、创立“政教合一”体制、改革婚姻制度的武力讨伐、强迫服从的抵制，三苗九黎被从颛顼以后的各时期被迫，深受其害，深知利弊，而变相提出新的解决之道。从上文可知：楚是各国里面相对偏向母性的，芈姓是母姓，也就依然保持原有祝融部落的祭祀与婚姻习俗，这是对“政教合一”体制的不满。 由于历史上对巫术与"淫祀"加以禁绝，使巫教的生存变得十分艰难，于是，巫教(巫法)开始寻求生存和出路，首先就是与道教靠拢，使民间也认同它们同属于道教。道家崇尚母性多元，以柔克刚，阴阳调和，损有余，补不足，协调均衡，是人类硕果仅存的母系社会思想遗留。而祝融部落的黎分化的九黎，三苗以及重部落都受到了压制，对母姓崇尚，也就使鬻子的政治主张，也就开始出现新的“道”，成为道教最早的人物。提出的政治主张，成为治理国家的方略，也就成为“文王之师”的必然。刘勰把《鬻子》看做后世诸子的开山之作。 2，鬻熊世系对道教产生与《鬻子》、《周易》的形成条件 2.1，阴阳学说对鬻熊道教的影响 祝融部落分化了大小不等的众多部落，但是，从部落沿袭下来，传承的观天祭祀文化依然流传。阴阳学说就是从天文观测演化而来。阴阳的普遍性指凡属于相关的事物或现象，都可以用阴阳对其各自的属性加以概括分析。各种事物或现象的阴阳属性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一定条件下可相互转化。阴阳交感是万物得以产生和变化的前提条五行阴阳塔件。阴阳的互根互用关系古人称之为阴阳相成，阴阳之间的消长运动如果是在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一定限度、一定时间内进行的，在一定条件下阴阳可各自向其对立的属性转化。存在着无限可分性;阴阳的相互作用是事物发生、发展和变化的根本原因;阴阳的对立制约、互根互用和相互转化，阴阳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在阴阳双方不断的消长运动中实现的;若各种形式的阴阳消长运动处于一定限度、一定范围、一定时间之内，表现为动态平衡，整个事物就处于正常状态。反之，就往往陷于异常状态。阴阳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对范畴。阴阳的最初涵义是很朴素的，阴阳学说认为，世界是物质性的整体，自然界的任何事物都包涵阴和阳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而对立的双方又是相互统一的。阴阳的对立统一运动，是自然界一切事物发生、发展、变化及消亡的根本原因。 正是受到一直以来《河书洛图》、《阴阳八卦图》等影响，以及祝融部落的“重、和、黎、羲”对《《黄帝历》、《月历》、《颛顼历》、《夏历》等创造了基础。这些从两仪、四象到八卦，其中的阴仪、阳仪、老阴、老阳、乾、坤都是不同阶次的高低能位，分别可以构成由低阶到高阶的能量系统;少阴、少阳、整体两仪、整体四象、整体八卦由简至繁的物质系统。这些祝融部落历史上传承的知识，也就给予鬻熊开创道教给予启迪。 2.2，创造道教形成的条件 事物是变化发展的，事物是可分的；从低级向高级转化。随着观测天文的增加，认识事物的增加，也就赋予更多的矛盾统一体，在一个大的系统中，也就出现多的细分，主要的一面决定事物的发展方向；一个新的方位，赋予新的描述，对应新的统一体。 《易传·系辞上传》：“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古人认为：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六十四卦。太极是指宇宙空间，两仪为天地，“爻”的两种符号排列而成。“――”叫做“阴爻”，“──”叫做“阳爻”，这两种爻合称“两仪”。四象即春夏秋冬四季。每一个卦，如果每次取两个，会得到四种排列，称为“四象”；四季的产生就反映了太阳、月亮、地球的周年视运行规律。也反映了南半球与北半球昼夜相反的阴阳运行规律。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如果每次取三个，会得到八种排列，称为“八卦”；如果每次取六个，那就会得到64种排列，称为“六十四卦”。 从天文观测来说，是增加不同的定位与对应的天文变化；那么，演变成占巫，就成为每一个对应的事物的面，再细分，配以社会的现象作为哲理。 从伏羲时期的“重、该、黎、羲”到之后的帝尧时期的“重、和、豨、羲”或“重、和、黎、羲”……我在《祝融的先进文化造就“绝地天通”的神话》一文论证了，观测天文的四大方位火四大部落都是源于祝融部落。 没有天文观测与祭祀的发展，就没有道教的形成与《周易》的出现；没有历代占巫的部落的文化传承，也不可能诞生道教与《周易》。 2.3，讨伐“九黎乱德”，为《周易》创造条件 颛顼时期，《国语·楚语》记载着“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无人伴享，家为巫史”；《史记·历书》：“ 少皞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扰，不可放物，祸菑荐至，莫尽其气。 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他们信奉巫教，杂拜鬼神，那个时代很多人保有先天神性，出现了人人祭神，家家有巫史，巫术横行。每逢山摇地动、狂风暴 雨、洪水猛兽、火灾降临，人们就出于对神的恐惧、 感恩和崇拜， 人们就以各种供品祭神，祈求免灾降福。新的部落不断融入，各部落风俗不一致，祝融部落分化的九黎等部落家家祀天，人人祭神，可以占巫，可以预测，可以观测天文，可以祭祀，婚姻固执维护入赘婚，这对于其他不同的部落，就难以形成统一，造成部落之间的不和谐，甚至不团结，“命南山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以民属” ，废除的习俗，强令民间与部族禁绝巫教，接受教化。君权神授，绝地天通，大胆实施改革，同时改革祭祀之法， 创立“政教合一”体制，强化了中央集权，实现了天下一大统。改革婚姻制度，始于男婚女嫁，强调“妇女避男于路” ，规矩洪荒子民。这无疑碰触了祝融“重、和、黎、羲”的底线，不服从新的规定，于是以“九黎乱德” 进行驱逐讨伐，少昊时期羲和为太阳之母，生十日，那么羲和就是祝融部落，属于九黎，“后羿射日”，把九黎（九日）当作恶魔射下来？射掉了九个太阳（即九黎，黎，太阳神），暗指“九黎乱德”。 我在《祝融的先进文化造就“绝地天通”的神话》论述：《风俗通义·三皇》：“火，太阳也。”。“融”字占读如“黎”，“祝融”的重黎的黎之称演变“九黎”。黎也就增加了，脩从黎演化而来，九既是蛇，又数九，因之又名九黎氏、九黎族。神名有彝夷之异，但二字古本通转。因此，又称呼“九夷”。“夷，读为彝。”，“豕、耆、黎、夷”得通转。“祝鸠”（祝融，此时，祝融的融的火光出现的火苗变成鸟，火凤凰）之名，演化成“蚩尤”、“颛顼”部落首领之名。所以，蚩尤也成为祝融部落的首领，《律历志》：“黄帝使羲和占日，常仪占月……”杀了蚩尤；颛顼诛九黎，少昊《史记·秦本纪》说：“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脩”，成为：“重、该、脩、熙”，《礼记衣疏》郑注：“有苗，九黎之后。颛顼代少昊，诛九黎，分流其子孙，为居于西裔者三苗。”，《尚书吕刑》郑玄注：“苗民即九黎之后，颛顼诛九黎，至其子称为三苗。”，帝尧哀怜无辜受罪之人，于是接受“上帝”的命令，剥夺三苗之君的世位，使在“下国”。《左传.昭公二十九年》：为重黎之名，皆是人鬼，……与鬼神相似。因此，祝融分化重、黎，黎分化为九黎，九夷。东夷属于重黎的分化。九黎三苗到楚国就是在这以环境下被迫迁徙，但是，依然保持对母系部落的传统，保留入赘婚，不同意颛顼男婚女嫁，直至在瑶族、苗族等地至今还存在该习俗。 颛顼“命重黎绝地天通”，使群巫不能再有升天祸地的机会，以缓解了巫术、 占卜和祭神泛滥成灾所引发的社会矛盾，就是为了促进了部族间行动的统一和团结，规范了祭祀的内容、规格和标准。 把“祭神”纳入治国手段范畴的话，“祭祖”就 是在祭神的基础上， 发展并传承的一种文化。 古人云：“祖，始也，为道德之初始，故云祖也。宗，尊也，以有德可尊，故云宗。”《礼记·月令》记载：天子祭祀先王大帝时， 将太昊奉为春季祭祀的东方木德青帝， 将炎帝奉为夏季祭祀的南方火德赤帝， 将少昊奉为秋季祭祀的西方金德白帝， 将颛顼奉为冬季祭祀的北方水德黑帝， 又将轩辕氏奉为中央的土德黄帝。《礼记·祭法》载：“有虞氏褅黄帝而郊鲧，祖颛顼而宗尧；殷人褅喾而郊冥，神契而宗汤；周人褅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至夏商周三代， 对历代帝王的祭祀， 发展为“郊”“ 褅”“祖”“宗”。 帝喾“爻策占验推算历法，穷极变化，颁告天下”《大戴礼记》说他“夜观北斗，尽观日，作历 。 弦，望、晦、朔、迎日推策” ，或“观北斗四时指向，以定是令； 观天干以定周天历变” ，帝喾“治历明时， 教民稼穑” 指导人们按照节令从事农事活动，继承颛顼治国策略， “德莫于博爱于人，政莫高于博利于人。政莫大于信，治莫大于仁”，即《史记》称帝喾“普施利物，聪以知远， 明以察微，顺天之义，知民知急，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服从。 ”，嫁女封邑于盘瓠犬，倡导诚信，明察善恶。 虽然，祝融的九黎、三苗等分部落，迁徙，但是，结合个时期的天文的发展，掌握先进的“天文观测文化”、“历法技术 ”、“占卜文化”，为新的道教代替巫术，被统治者接受，形成新的文化，这就是道教文化，催生了鬻熊为“文王之师”，并成为道家的开山之祖，成为诸子百家的源头，对于儒家、道家、法家、墨家、兵家等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鬻熊提出:"为天下福者谓之道。"的政治思想，被五百多年后的孔子继续和发展，成为儒家学派核心思想仁政的基石。 同时，也由于鬻熊的儿子，继续在周为火官，为《周易》产生，创造了条件。 3，《周易》作者的争论 把“天、地、雷、风、水、火、山、泽”8种自然现象，看作是万物生成之源，以阴和阳两个基本范畴，概括了世上所有纷繁复杂的事物，阴阳两种力量相互作用，支配万事万物。占筮活动经过周人的改良，建立完整的观念与符号系统，（卦爻辞与卦爻象）一方面将当时所占之事及其解释以文字记录下来，建立卦爻辞新的占筮法则，使用大衍之数新的占筮工具。完成《周易》这部著作。《周易》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哲学著作，堪称我国文化的源头。它的内容极其丰富，对中国几千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在我国古代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不仅对先秦诸子百家产生过巨大影响，无论孔孟之道，还是《孙子兵法》，抑是或《黄帝内经》，无不和《易经》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整个封建社会里，凡是有成就的学者，无不研究过它并得它的启示。一代大医孙思邈曾经说过：“不知易便不足以言知医。”简直可以一言以蔽之：没有《易经》就没有中国的文明。《易经》中所宣扬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和“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等气宇轩昂、引重致远的精神品格，至今还在激励着一代代中华儿女。 然而，《周易》这部煌煌巨著的作者是谁呢？ 3.1，《周易》不会是周文王而作 据说，周文王被商纣王关进大牢的那年，他已82岁。据《左传》载，周文王囚于羑里七年（《史记纲目》记为三年）。姬昌不甘坐以待毙，他选择了著述，文王虽身陷囹圄，但胸怀宽宏，自强不息，总结夏商两代八卦的精华，将伏羲八卦演绎成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每卦有卦辞，爻有爻辞，遂成《易经》。用以探索人生、宇宙变化的原理，推演人生、宇宙和社会变化的规律。经过长达7年夜以继日的苦思冥索，他终于完成《易经》这部大书。 司马迁依据《左传》，认为《周易》为周文王的著作：《史记。楚世家》：“武王卒师中而兵罢。子文王熊赀立，始都郢。……十三年，卒，子熊畑立，是为庄敖。庄敖五年，欲杀其弟熊恽，恽奔随，与随袭弑庄敖代立，是为成王。成王恽元年，初即位。”；《史记·太史公自序》也说：伏羲纯厚，作易八卦”。在《史记。曰者列传》中则进一阐明；“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十四爻而治天下”。《史记。周本纪》则记载：“西伯盖即位五十年。其囚前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司马迁《报任安书》：“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国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继承和拓展这一说法的是马融和陆续，他们认为文王作卦辞，周公作爻辞，孔子作十翼。稍有不同的是朱熹，他认为《易经》里面有伏羲的易，有文王的易，有孔子的易。 然而，出现的矛盾是： ①， 20世纪我国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的考证，周文王演《周易》是不可能的。仅凭《易经》第三十五卦《晋卦》的卦辞即可证明。《晋卦》卦辞曰：“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这里所谓“康侯”即周成王，我们且不关“锡马蕃庶，昼日三接”的具体含义（因为至今尚有争议），总之这件事是周成王所为，这时候周文王早就死了，一个人怎么会知道他死后发生的事呢？20世纪著名学者郭沫若、顾颉刚、高亨、李镜池等人均指出，从时间上和《周易》的成书过程来看，司马迁的“文王演《周易》”是缺乏证据的。 ②，唐朝孔颖达《周易正义》已经用大量证据说明：《周易》之爻辞多是文王以后的事。 ③，姬昌被拘禁时年逾八旬，到他写完时已是89岁了，普通人活到这岁数，生活自理都很困难，况且还在监狱里还要承受很多肉体上和精神上的折磨，还有精力进行如此博大精深的思想创造吗？ 3.2，《易经》不是孔子所作 长期以来，围绕着《周易》究竟是孔说还是非孔说这一问题争论时间最长且十分激烈。 ㈠，认为是孔子而作的依据是： ①，周初，《易经》有三种本子，一名曰《连山》，二名称《归藏》，三名为《周易》。前两种在汉代已经失传，只有《周易》在民间流传。这在当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背景下，孔门传人认定《易经》为孔圣人所著是有其特定历史条件的。 ②，新版《周易》在社会上广为传播。所以，都在此书中冠以“子曰”字样。 , ,③，《周易》与《论语》的思想如出一辙，因此很难说孔说派的论点没有道理，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中就记载了孔子与弟子研讨易经的情况。 ④，皮锡瑞认定：“一当知经为孔子所定，孔子以前不得有经；二当知汉初会古未远，以为孔子作经说必有据”。 ㈡，认为不是孔子所作的依据是： ①，冯友兰先生著文说，《周易》与《论语》的哲学观点截然不同，从而否定《周易》为孔子所作。 ②，郭沫若先生认为，孔子不但不是《周易》的作者，而且连读也没有读过《周易》。他说，《论语》中关于孔子“五十以学易”的话，鲁语“易”字也作“亦”，不足为信； ③，先秦时代留下的篆书书写的经本为正宗经典的“古文学家”，他们则认为，《易经》居首的五经皆周旧典，一是先王留传下来的典章制度的汇编，孔子未出，何以作经？ ④，中国最早的哲学史论著〈庄子 ·天下〉篇指出：“《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先秦之前《六经》包括：诗、书、易、礼、乐、春秋。宋代著名文学家欧阳修撰写《易意子问》，文中说：《易经》中的《文言》、《系辞》《杂卦》等篇与孔子根本毫无关系。清代学者龚自珍则进一步论说：“仲尼未生，先有六经，仲尼既生，自明不作”。 ⑤， 康有为,认为：“凡'六经’皆孔子所作，昔人言孔子删述者，误也”。康圣人连孔子是《周易》的合著都概不承认。 3.3，掌卜筮的官所作合作 ①，郭沫若先生以《周易》中多次出现的“子曰”非孔子而为荀子。由此郭先生推断《周易》大多出于荀子门人之手，并认为《周易》可能是战国前楚人馯臂弓汇编成册的。 ②，黄永年先生认为《周易》属既非文又非史也非哲的一类杂著，其作者诚如顾颉刚先生所说：“著作人无考，当出于那时掌卜筮的官”。认为《周易》非一人之作。他还说，“十翼讲点哲理，可算哲，上下经则本是蓍占用的卦辞、爻辞，严格地讲已涉及民俗学而并非全是哲，当然更不能算文史”。 ③，结论是《周易》非一人之作。李镜池同意黄永年先生“《周易》非一人之作”的观点，他说：“《易经》卦，爻辞是编纂而成的”，“可能是周王室的一位太卜与筮人”。《易经》的作者“不是一个人，姓名不可考”。 ④，宫哲兵的观点与黄永年先生、李镜池先生的上述看法基本相同，他用逻辑研究的方法，从其传授路线和发展过程分析，认为《周易》是以邹鲁文化和荆楚文化为背景，同时承受三晋与燕齐文化的乳汁，是晚周各思想的汇流与结晶。 3.4，分析对比 ①，上文介绍了先秦诸子的著作较早的有：伊尹的《伊尹》、吕望的《太公》、辛甲的《辛甲》、鬻熊的《鬻子》、尹佚（尹佚,又名尹逸、史佚，西周初年太史）的《尹佚》和《史籀》、管仲的《管子》等。 第一，郭沫若先生以“子曰”非孔子而为荀子缺乏充分依据；第二，同样，新版《周易》冠以“子曰”字样，并非唯独孔子？第三是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下，保存《易经》，不一定就认为是孔子的儒学经书；第四是：帛书记载孔子与弟子研讨易经，不等于是创造。 ②，《周易》创造完成在周周文王以后；以邹鲁文化和荆楚文化为背景，结合三晋与燕齐文化汇流而成。 ③，掌卜筮的官所作，我支持这一看法。但是，《周易》一书是根据两种象数逻辑写就的。一种是卦序象数逻辑，一种是卦名象数逻辑。卦名象数逻辑规定了《周易》内容，卦序象数逻辑规定了结构。将这两种逻辑统一起来的是历法月份。这种依月份为纲而施训的结构，后世仍有采用。单独的史官，占卜，不属于创造，也难以完成新的创新。需要结合天文历法。那么，不可能由“周王室的一位太卜与筮人”合作而成，也不可能是一代人就完成，定型的上限是宣王时期，也就不可能是孔子，不然不以周冠头。只有家族传承，才能完成此浩瀚的鸿篇巨作。 那么，任何一个史官包括创作《尹佚》、《史籀》的太史尹佚（而且，《鬻子》早于《尹佚》、《史籀》），都无法完成，也不可能在这个时期才完成，毕竟与周文王时期有联系。，那么，只有火师的鬻熊几代人才能符合各项指标。（详细在下文论述。） 4，《鬻子》作者的争论 依据《史记》卷4《周本纪》：“西伯曰文王，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公季之法，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伯夷、叔齐在弧竹，闻西伯善养老，盍往归之。太颠、闳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归之”。 以及《史记》卷10《楚世家》记载：“周文王之时，季连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蚤卒”。后文又记楚武王之言：“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蚤终”。 ①，今所传《鬻子》书，有与文王、武王问答之语。问答之言，皆浅陋无深意，义亦多近黄老，明系后人伪托；陈振孙明确否定《新书》，谓：“非《汉书》所有者，辄浅驳不足观，决非谊本书”； 《四库提要》据《汉书》谊本传赞及应劭、颜师古注认定：“今本即唐人所见，……其书不全真、亦不全伪。朱子以为杂记之稿，固未核其实；陈氏以为决非谊书，尤非笃论也。”； 卢文弨则认为：“《新书》，非贾生所自为者，乃习于贾生者，萃其言以成此书耳。”； 余嘉锡最终认定：“陈振孙谓决非贾本书，固为无识，即《提要》调停之说，以为不全真亦不全伪者，亦尚考之未详也。”； ②，今本《鬻子》虽有鬻子与文王、武王问答之语，但鬻子答三王问的内容并不见于今本《鬻子》，而是见于贾谊《新书·修政语下》。 ③，今《鬻子》是伪书，故有封康叔及三监、曲阜事，而《贾子·修政》载成王六岁往鬻子之家问道，恐亦难信。 ④，当时本有二书。《列子》引《鬻子》凡三条，皆黄老清净之说，与今本不类，疑即道家二十二篇之文。今本所载，与贾谊《新书》所引六条，文格略同，疑即小说家之《鬻子说》也。或唐以来好事之流，依仿贾谊所引，撰为赝本，……且其篇名冗赘，古无此体，又每篇寥寥数言，词旨肤浅，决非三代旧文。 ⑤，明宋濂《诸子辨》即认为今本《鬻子》“其文质、其义弘，实为古书无疑。”； 胡应麟《四部正讹》则称：“太史谓其文质、其义弘，余读之信然。”； 近人顾实则认为：“盖逄本去其妄为标题，犹古本残帙，而非伪作。”此三人之说，得到现代学者的认同。 陈自力对逄本《鬻子》作了严密的考察，确定逄本《鬻子》(即今本)确非后人伪造赝本，属《汉志》所录“鬻子”之残帙。 ⑥，即使果如辨伪家所言今本《鬻子》为伪书，则今本《鬻子》与汉时贾谊、刘向、班固等所见之本非为一书，不能因今本《鬻子》为伪书而疑及鬻熊其人其事。 ⑦，王齐洲认定，今本《鬻子》即汉志所录之道家《鬻子》22篇之残篇断简，其成书则在秦汉以前； 此书并非伪书，而是汉时所传之《鬻子》残篇。至于汉时贾谊、刘向、刘歆、班固等所见之《鬻子》书，虽非为鬻熊本人所作，应为战国时人作品，则未可简单地以“伪书”二字斥之。“伪书”二字，多为后世辨伪学者依据后代的“作者”观念而指斥先秦古书者； 虽题名《鬻子》，但未必为鬻熊本人所作，《四库提要》则认为：“裒辑成编，不出熊手，流传附益，或构虚词。”； 此书当是战国时学术大开之时，学者依据鬻熊生平事迹发挥而成。《新书》中保留的鬻熊答三王问的内容，应该是反映了战国时人的观点。但战国时人能作此语，则必有鬻熊其人其事作为基础， 姜亮夫《楚辞学论文集·楚文化与文明钩沉》：“《汉书·艺文志》载《鬻子》一书，或为战国秦汉间人所伪作，然其人其事，必有传在人间而大有可观者。”，鬻熊确为“文王之师”。在“依托”的背后，我们应看到有真实的历史存在。 ⑧，所有的怀疑均出自后世学者，然后世学者之疑，或所疑不当、或因文献错讹、或不明古书之形成过程与体例，以后世之观念而疑及前人，均未有充足之证据。故余嘉锡在考订《新书》后有云：“夫惟通知古今著作之体，而无蔽于咫见讠叟闻，然后可以读古书矣。”{17}准此，则鬻熊为文王之师当无疑问。 归结的焦点是因为《史记》以及楚武王之言，即“鬻熊事文王，蚤卒”；而且，鬻熊的曾孙熊绎，“当成王时”。由此鬻熊在时间跨越了文王、武王，也就是有“封康叔及三监、曲阜事”，既然早卒，也就不可能到楚武王时期以及后来的“封康叔及三监、曲阜事”，于是，多近黄老，古无此体，决非三代旧文，是伪作；或以古书无疑，历史真实存在，不出熊手，战国时人的观点，应为战国时人作品，成书则在秦汉以前，为古书无疑。 但是，所有这些忽略了一点，“封康叔及三监、曲阜事”是向鬻熊的子孙询问呢？《鬻子》是鬻熊几代人的汇集呢？（见下文分析） 5，鬻子家族的辨析 荆门包山二号楚墓出土的竹简，说：“楚先老童、祝融、鬻熊。”；20世纪80年代发掘出土的湖北荆门包山楚简和90年代发掘出土的新蔡葛陵楚简，上面祭祀祖先的文字就明确提到了鬻熊；熊丽在楚简和《墨子》里都有记载。 5.1，《史记》在史迁笔下,两处记载鬻熊的矛盾分析 一是熊绎的世系：《史记.三代世表》：“楚熊绎。绎父鬻熊，事文王。初封。”；《史记.楚世家》：“周文王之时，季连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蚤卒。其子曰熊丽。熊丽生熊狂，熊狂生熊绎。”；一是《史记·楚世家》云:“周文王之时,季连之苗裔日鬻熊,鬻熊子事文王,蚤卒。”复又述楚成王熊通之语云:“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蚤终。”。 司马迁怎么一处把熊绎作为鬻熊的儿子，一处作为曾孙？那么，这鬻熊跟熊绎究竟是父子关系，还是先后关系？如果是父子关系，那么熊丽和熊狂二人究竟存在吗？同样的问题也表现在《老子传》里对老子生平的记载。 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缺字与增字造成的误差。有学者提出：所谓“楚熊绎。绎父（“大父”也就是祖父）鬻熊事文王”。但是，应该是“楚熊绎。绎（曾祖父）鬻熊事文王”或者“楚熊绎。丽父鬻熊事文王”才合理；同样，既然是缺字差误，人们有理由相信：《史记。楚世家》中“鬻熊生熊丽，熊丽生熊狂，熊狂生熊绎，熊绎当成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学者提出：在“当成王时”前多了“熊绎”二字，提出的理由是《左传》昭公十二年中，楚灵王的话里说到：“昔我先王熊绎，与吕级、王孙牟、燮父、禽父，并事康王（见《史记。周本纪》：“成王既崩，二公率诸侯，以太子钊见於先王庙，申告以文王、武王之所以为王业之不易，务在节俭，毋多欲，以笃信临之，作顾命。太子钊遂立，是为康王。康王即位”，属于成王崩康王即位）”，《史记。卫康叔世家》：“卫康叔名封，周武王同母少弟也。……武王既崩，成王少。周公旦代成王治，当国。……以武庚殷馀民封康叔为卫君，居河、淇间故商墟。……成王长，用事，举康叔为周司寇，赐卫宝祭器，以章有德。康叔卒，子康伯代立。”。所以熊绎应为康王时人。成王虽然封了他，但是那时的他应该只是孩童，因为在《史记》中鬻熊“蚤卒”，但是在《路史》所引《鬻子》中，鬻熊要到九十（附注：我不同意鬻熊九十岁投奔周文王的看法，见后详细论证）投奔文王，所以早卒的也可能是指熊绎的父亲熊狂。 上文论及：同一鬻熊,一为周文王师,一为文王麾下奔走的臣僚。以致人们对鬻熊为文王师将信将疑。合理的解释就是：鬻熊即是周文王的老师，也封官给予鬻熊，只是《史记》记载鬻熊仅有寥寥数语。 5.2，把长寿的鬻熊，塑造周文王的“笃仁，敬老，慈少” 就如周武王在位年限，历史记载各有不同。《封禅书》：“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宁而崩”。皇甫谧曰：“武王定位元年岁在乙酉，六年庚寅崩”。《逸周书。明堂解》：“即克纣，六年而武王崩”。《世经》：“武王克殷后七岁而崩”。也就是克商后，有二年崩、六年崩、七年崩的多种说法。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最后断定周武王于公元前1046年即位，公元前1043年去世，周成王于公元前1042年即位。卫国建立在公元前1040年。康叔，名封，又称卫康叔、康叔封，周文王姬昌与正妻太姒所生第九子，周武王姬发同母弟，因获封畿内之地康国(今河南禹州西北)，故称康叔或康叔封。周成王即位后，发生三监之乱，康叔参与平定叛乱，因功改封于殷商故都朝歌(今河南淇县)，建立卫国， 同样，史记也记载不一致，《史记。鲁周公世家》：“周公旦者，周武王弟也。自文王在时，旦为子孝，笃仁，异于群子。及武王即位，旦常辅翼武王，用事居多。武王九年，东伐至盟津，周公辅行。十一年，伐纣，至牧野，周公佐武王，作牧誓。破殷，入商宫。已杀纣，周公把大钺，召公把小钺，以夹武王，衅社，告纣之罪于天，及殷民。释箕子之囚。封纣子武庚禄父，使管叔、蔡叔傅之，以续殷祀。遍封功臣同姓戚者。封周公旦于少昊之虚曲阜，是为鲁公。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那这里就是武王十一年伐纣。在位也不是四年。 《史记。鲁周公世家》：“其后武王既崩，成王少，在强葆之中。周公恐天下闻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践阼代成王摄行政当国。……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兴师东伐，作大诰。遂诛管叔，杀武庚，放蔡叔。收殷馀民，以封康叔于卫，封微子于宋，以奉殷祀。宁淮夷东土，二年而毕定。诸侯咸服宗周。……成王长，能听政。于是周公乃还政于成王，成王临朝”。那么，鲁周公即周公旦，在武王崩两年内代成王摄政，并“封康叔于卫”就“还政于成王”，那么，短短两年，成王就从“强葆之中”变成“成王长，能听政”了？司马贞索隐：“强葆即襁褓。” 张守节 正义：“强阔八寸，长八尺，用约小儿於背而负行。葆，小儿被也。”，襁指婴儿的带子，褓指小儿的被子。现在以此借指未满周岁的婴儿。古代泛指1岁以下幼童。可见，司马迁在武王、成王的时间，记载是不真实的。 《史记。周本纪》：“西伯盖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後十年而崩，谥为文王。……武王即位，太公望（指姜太公）为师，周公旦为辅”。 那么，但《鬻子》说九十岁才见西伯时文王，西伯也对他委以重任。之后有武王、成王向他求教封康叔于卫的事，算起他的年龄应该超过一百一二十岁才对。 唐逄行珪《〈鬻子〉序》：鬻子名熊，楚人，周文王之师也。年九十，见文王。王曰：“老矣!”鬻子曰：“使臣捕兽逐麋，已老矣；使臣坐策国事，尚少也。”文王师之；宋高似孙《子略》： 魏相奏记载霍光曰：“文王见鬻子，年九十余。文王曰：'噫,老矣!’鬻子曰：'君若使臣捕虎逐麛，臣已老矣。若使坐策国事，臣年尚少。’文王善之，遂以为师。”。鬻子对自己若辅佐周文王评议政治，预断得失，认为凭他的资历和阅历还是强而不衰的。西伯唯才是用，各地有才之士如散宜生、闳夭等人多奔西岐。西周力量逐渐强盛，对殷纣王形成了严重威胁。那么去世早指的是未及受封，还没有看到商纣灭亡就去世，而不是说不长寿。鬻熊为周师、地位尊崇，因年事已高，司马迁言鬻熊早卒，见文王之后不久即去世了。据徐俊考证，早在文王被拘于羑里之前，鬻熊就已去世。鬻熊“早卒”之时当在九十以上。可见，周文王“敬老”，鬻熊长寿之说由此而来。 姜子牙世称吕望，又名姜尚。80岁遇周文王，《史记》记载：“周西伯昌之脱羑里之囚，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之本谋。周西伯政平，及断虞芮之讼，而诗人称西伯受命曰文王，伐崇、密须、犬夷，大作丰邑。天下三，其二归周者，太公之谋计居多。”，姜太公是周朝的三朝元老，至周成王时，还有关于他记载。《白话廿四史》。“及周成王少时，管、蔡作乱，淮夷叛周，乃使召康公命太公曰：东至海，北至无隶五侯九伯，实得征之。”。可见，姜太公辅佐周王朝三代人的时间，完成三件大事：一暗中修德以倾商政，二武力讨伐崇、密须、犬夷。三联系天下诸侯团结在周文王的旗下。“即：“天下三分，其二归周者，太公之谋居多。”，这么多事，最少需要五年时间。从姜太公遇文王到周文王去世，再辅佐周武王伐商。这样算起来，姜太公辅佐加上80 岁，到这时已经有110岁的人了。史书记载，姜太公生于商更丁帝八年八月初三（公元前 1211 年），卒于周康王六年（公元前 1072 年），一共活了139 岁？须知道，姜太公辅佐周朝，无论，军事皆是主角，一个八十岁高龄的老人能干得来吗？这时间是不准确的。有学者推断：把文王终年定位于公元前1050年，就等于排除了武王即位改元“十一年”的可能性。因为，从公元前1101文王即位到公元前1046武王克商，中间也就五十五年，是容不下文王执政五十年再加上武王改元“十一年”，共六十一年的。文王被从羑里放归到其卒年，即公元前1056--1050共七个年头的初年或次年。太公投靠文王之年，最大的可能应是文王从羑里回归的初年，即公元前1056年。这年他是72岁；72加上1056，姜太公应生于公元前的1128年。查核夏商周断代工程年表，周康王六年是公元前1015年，太公的享年应为公元前1128年--1015年，即113岁。 那么，这在周文王遇见姜太公之前，鬻熊应该去世了。上文引用：据徐俊考证，早在文王被拘于羑里之前，鬻熊就已去世。鬻熊“早卒”之时当在九十以上。 依据《鬻子》，武王、成王向鬻熊求教封康叔于卫的事，那鬻熊就超越文王被拘于羑里之后，成为三代王师？尚若徐俊考证为真，则武王、成王求教封康叔于卫的事的，就不是鬻熊，那可能性大的是鬻熊的儿子熊丽或孙子熊狂了。 《史记》等记载没有记载鬻熊的年龄，《史记。楚世家》：“周文王之时，季连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蚤卒。其子曰熊丽。熊丽生熊狂，熊狂生熊绎。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琇氏，居丹阳。楚子熊绎与鲁公伯禽、卫康叔子牟、晋侯燮、齐太公子吕伋俱事成王。”，开始赐封五人为王，熊绎是王之一；熊通说：“我的先人鬻熊渊博，是周王的老师。去世早。”，但是，可以想象，鬻熊是不会90岁还可能去给周文王为师的，只能是说投奔时候年纪比较大，如近70岁，鬻熊拜见文王，文王把他当作老师。到了武王，成王都感念鬻熊的功劳，把他当作老师，而且武王、早卒的意思，属于后来没有等到周成文封爵就早去世了。这才是早卒的真正意思。 5.3，鬻熊家族延续作为火师 5.3.1，鬻熊原属于火师 《汉书·五行志上》：“古之火正，谓火官也，掌祭火星，行火政。”；《左转。昭公十七年》：“郑，祝融之墟也。”杜预注：“郑，今之新郑。”；《国语·周语上》记载：“有夏之兴也，融降崇山。”崇山就是后来的嵩山，与新郑同为郑国疆域。可见，在夏族开始兴盛的时候，祝融族仍有一部分在嵩山地区居住。“祝融八姓”中的芈姓，《世本》说是越人，很早就迁居长江以南的吴越之地，其后又衍生出白、荆、班、能、苗、项、靳、严、卓、包、屈、钟等姓；鬻熊的子孙确为火师，无论是传世文献还是出土文献，均可证明这一点，然这些文献无法确定鬻熊本人为火师，但是，其先祖祝融是对天文、占卜是精通的。 《国语·晋语八》和周原甲骨，一共两条。《国语》卷14《晋语八》“叔向论务德毋争先”章：昔成王盟诸侯于岐阳，楚为荆蛮，置茅蕝、设望表，与鲜牟守燎，故不与盟。周原甲骨：曰今秋楚子来告父后哉。(H11：83)其微、楚□氒，师氏受。(H11：4){22}。（查询师氏：周代官名。掌辅导王室，教育贵族子弟以及朝仪得失之事。 南北朝时、北周亦曾置此官。《书·顾命》：“师氏、虎臣、百尹、御事。” 孔传：“师氏，大夫官。”）。这三条文献中，《国语》所载为周成王时的岐阳之会，此时鬻熊当已死，故守燎者应为楚君，可能是熊绎，可以肯定与鬻熊无关。周原甲骨H11：4未能明确究是何人，我们认为应是熊绎或其后人，亦非鬻熊。其证有二：一是同坑所出H11：83中有“楚子来告”，“楚子”二字表明此时楚已受封立国，而《史记》明载周成王封熊绎为楚子，故周原甲骨H11：4中所记至少也应是熊绎；其次，芈姓季连一族在熊绎受封于楚蛮之地、建立芈姓楚国之前，芈姓一族尚无楚人之称。由此可知，《国语》和周原甲骨中所记的守燎者绝非鬻熊，而是熊绎或其后人。 但是，文献中反映出来的是鬻熊的地位相当高，鬻熊为文王之师。 周文王在位时遵祖训，创基业，施行仁政，礼贤下士，尊老爱幼，招贤纳士，四方贤士纷纷应聘而来。辛甲大夫原是殷纣王的大臣，为人忠直，体恤百姓，不满朝廷腐败，屡向纣王进谏而遭到拒绝，因此弃殷而投奔西伯。西伯亲自迎接，待以上宾，作为公卿。 《史记。周本纪》：“公季卒，子昌立，是为西伯。西伯曰文王，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公季之法，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伯夷、叔齐在孤竹，闻西伯善养老，盍往归之。太颠、闳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归之。西伯盖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诗人道西伯，盖受命之年称王而断虞芮之讼。後十年而崩，谥为文王。……武王即位，太公望为师，周公旦为辅，召公、毕公之徒左右王，师脩文王绪业。……武王病。天下未集，群公惧，穆卜，周公乃祓斋，自为质，欲代武王，武王有瘳。後而崩，太子诵代立，是为成王”。 《汉书·艺文志》中道家有“辛甲”29篇，今已佚，其人其事可能与鬻熊相似或相当。闳夭、散宜生、太颠三人均系与鬻熊一同投奔周文王者、辛甲大夫虽未名列治臣十人中，亦位列公卿，得到文王亲迎的待遇，后为周太史。鬻熊与这些人并列，则地位亦相当。鬻熊是周文王姬昌的老师和火师(官)，其投奔之前，应该是从事天文观测、祭祀卜卦。是杰出部落大酋长，通晓法术，是一位有声望的宗教大巫。楚国后裔称呼其为火师。 鬻熊颇类似于文王，对于楚国虽非开国之君，却是奠基之主，是楚国的缔造者，又是道家学说的开拓者，是楚国最早的政治家和思想家。 5.3.2，《鬻子》的作者是鬻熊家族 鬻熊事周，是以其人生经验和政治智慧辅佐、教导周文王。但鬻熊事周时年事已高，因而事周时间甚短，为“文王师”的时间不长，不久即去世。据徐俊考证，早在文王被拘于羑里之前，鬻熊就已去世，鬻熊“早卒”之时，其年当在九十以上。由于鬻熊“早卒”，不及见周人伐商成功，这影响了鬻熊子孙在周初分封时的地位。鬻熊族人发挥其司火的特长为周人服务，在周室中担任火师。上文引用《史记。封禅书》：“周官曰，冬日至，祀天於南郊，迎长日之至；夏日至，祭地祗。皆用乐舞，而神乃可得而礼也。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诸侯祭其疆内名山大川。四渎者，江、河、淮、济也。天子曰明堂、辟雍，诸侯曰泮宫。周公既相成王，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自禹兴而修社祀，后稷稼穑，故有稷祠，郊社所从来尚矣”。可见，武王、成王都一样祭祀，观测天象、气候等。 因此，《楚世家》记熊绎受封曰：“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熊绎以“勤劳后嗣”的身份受封，“勤劳”二字，似不适于鬻熊，能当此二字者，应为熊丽、熊狂。由于鬻熊的原因，熊丽、熊狂等得以服事周室，而熊丽、熊狂在当时并无特殊的声望，只能是以其世传的司火特长为周室服务。上文“楚国三先祖”依据考古证实：“鬻熊、熊丽，直到熊狂，祖孙三代都一直住在景山”，熊丽、熊狂观测天文，精通星象，历法、占巫，祭祀，虽然，地位不高，但是，道家哲理深厚，有谋略，故《鬻子》记载的武王、成王时期鲁周公向鬻熊求教封康叔于卫的事，应该是鬻熊的儿子熊丽、熊狂。那么，上文疑惑的《鬻子》的作者就不仅仅是鬻熊，而是鬻熊、熊丽、熊狂、熊绎的鬻熊家族记载的与、周武王、周文王时期鲁周公等的询问的事实。鬻熊与其子孙编成《鬻子》一书，成为楚国官府教育的重要教材，可惜原书已经失传，鬻熊的部分言论散见于《新书》、《列子》、《北堂书抄》、《意林》及《太平御览》之中。《鬻子》最早论及了宇宙生成问题和宇宙永恒运动问题；确立了对立统一的辩证法思想，继而确立了守柔的政治主张和人生哲理。作为先秦时期流传下来的最早典籍之一，《鬻子》的思想是诸子百家的源头，对于儒家、道家、法家、墨家、兵家等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其中所阐释的有关道、仁、信、和的理念，对当下的意义也是相当重要的。
5.3.3，《周易》属于祝融部落鬻熊家族从事天文观测的杰作 楚国实际的楚国从熊绎开始，只是，鬻熊是开基祖而已。 到了武王，成王都感念鬻熊的功劳，把他当做老师。其时鬻熊、鬻熊的儿子熊丽、孙子熊狂也都已去世。周成王姬诵时，大量分封异姓诸侯，追封功臣后裔，故封他的曾孙熊绎于楚蛮，为子爵，楚始建国。子孙都以熊为姓。 当然，刘向《别录》也说“鬻子名熊封于楚”，《史记·天官书》记载：“楚子鬻熊始封丹阳。”《元和姓纂》提到“熊”姓，也指出：“熊氏，祝融之后，周文王师鬻熊，受封于楚。” ，这是不合理的，毕竟，那时候，商纣还没有灭亡。应该是在周成文的时期。 一些学者以鬻熊的贤能，周才对熊绎还进行了分封，这是不符合历史记载的，确切的说：鬻熊、熊丽、熊狂、熊绎等世系构成的鬻熊家族，依据“勤劳之后嗣”的勤劳的先祖，就是鬻熊、熊丽、熊狂的勤劳祭祀，观测天文，八卦演绎，占卜的创新。 那么这个时间有什么值得褒奖的呢？答案就是《周易》的完成。也就是说鬻熊、熊丽、熊狂四代人完成《鬻子》，四代人完成了《周易》。 据《元和姓纂》提到“熊”姓，也指出：“熊氏，祝融之后，周文王师鬻熊，受封于楚。” ； 《汉书。地理志》载：“周成王时，封文武先师鬻熊之曾孙熊绎于荆蛮，为楚子，居丹阳。”，这就明确了“楚子”为西周的“楚”，是子爵。不是鬻熊受封，而是其曾孙受封。 《左传·桓公二年》孔颖达《正义》引《世本》云：“楚鬻熊居丹阳，武王徙郢。”，则丹阳与景山是何关系？；《左传·昭公十二年》：“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那么，景山，是否就是“荆山”呢？当然，地点必须在楚国。我国有多地荆山，《河图玉版》云：“仓颉为帝（黄帝），南巡登阳虚之山，临于玄扈、洛汭之水，灵龟负书丹甲青文以授之。”。楚的疆域最初主要在今湖北西部山区和江汉平原一带，后逐渐向西溯江而上扩展到今四川东端，向北溯汉水而上扩展到今河南西南的南阳盆地和丹江流域，向南扩展到今湖南北部的洞庭湖平原，向东沿淮水和江水扩展到今河南东南、安徽北部、江西北部和山东南部、江苏、浙江一带。战国前期，楚国在南方大力开拓疆土。“楚，天下之强国也。”“楚地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今山东半岛南部），南有洞庭苍梧，北有汾阳之塞郇阳（今陕西旬阳），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资也。”当时的楚国，北至中原，南连岭表，拥有整个江淮流域的广大地区。北融华夏，南合蛮夷，不仅统一了南国山河，更融合了各个民族。丹阳，资料查询在今河南南阳淅川县丹江水域。“鬻熊、熊丽，直到熊狂，祖孙三代都一直住在景山”，可见，三代都在为火师的延续，为《周易》的创作，花费几代人的时间，才赢得“成王时，封文武先师鬻熊之曾孙熊绎于荆蛮”。这是来之不易的，不是靠鬻熊曾经为文王师就得到赐封，而是在不显眼的“岗位”，赢得了尊敬。 那么，丹阳与观测天文、祭祀、占卜有河关系？我在《祝融的先进文化造就“绝地天通”的神话 》论证：和，古音桓，《书·禹贡》“和夷底绩”，《水经·桓水注》引郑玄云：“和读曰桓。”《说文》：“桓，亭邮表也。”段注引如淳说：“陈宋之俗言桓声如和，今犹谓之和表。”桓、丹韵同，段玉裁同系于第十四部，二字例得通转。《山海经·大荒东经》：“大荒之中，有山名曰鞠陵于天、东极、离瞀，日月所出。（有神）名曰折丹——东方曰折，来风曰俊——处东极以出入风”。有学者指出：“如《山海经·海外南经》之“歡朱”与“丹朱”同为一人，已为学者共识”。歡、丹一音之转，而歡、桓音同，此亦可证桓（和）、丹有通转之途。可见析丹原来就是东方太阳神母亲羲和，它处在最东边的山上管理着日、月的升起，可视作羲和在扶桑树上管理太阳神话的置换变形。那么，丹阳是新的天文观测地。 熊绎的嫡子为熊挚，本来应该被立为楚国的君主，但是由于他身有残疾，不能立为王，于是就封他别居于夔(今天的湖北省秭归县东)，作为楚国的附庸国，称为夔子。但是在《楚世家》中找不到其事迹记载，不知熊挚是何君之嫡?何时封夔?案《郑语》孔晃注云:"熊绎玄孙曰熊挚，有疾，楚人废之，立其弟熊延。熊挚自弃于夔，子孙有功，王命为夔子。"也不知有何依据。据称其治所先在巫山，后在秭归。后来熊挚的子孙立有战功，楚王升夔国为子国，这便是历史上的夔子国，今秭归县香溪镇古名夔城，即夔子从巫山迁到秭归的驻地。 《史记。楚世家》：“（武王）三十七年，楚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蚤终。成王举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蛮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为武王，与随人盟而去。於是始开濮地而有之。”。 为何熊通怒，自立为武王？绝对不是不受重用的缘故。…… 6，火师(官)创造了世界影响的《周易》的逻辑推导 易：改变；经：书籍。《易经》是一本揭示变化的书（一本通过揭示变化规律，指导世人趋吉避凶的书），由太极阴阳图和八卦及六十四卦构成《易经》典籍之内容。是中华文化之源、哲学之根。《易经》的规律包涵了辩证法思想，是华夏智慧与文化的结晶，被誉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 本来我采用直接提出“鬻熊几代完成了《周易》”的，感觉还是层层递进推导为好！但是，需要论证其严密的逻辑关系，其逻辑推导如下： ⑴，《周易》一书是根据两种象数逻辑写就的。一种是卦序象数逻辑，一种是卦名象数逻辑。卦名象数逻辑规定了《周易》内容，卦序象数逻辑规定了结构。将这两种逻辑统一起来的是历法月份。这种依月份为纲而施训的结构，后世仍有采用。单独的史官，占卜，不属于创造，也难以完成新的创新。需要结合天文历法。 只有从事天文占卜的部落，才能创造《周易》；天文观测需要技术承的，不是任何部落就可以进行。重黎的“绝地通天”就是如此。 ⑵，祝融部落是一直从事天文观测，祭祀、卜巫、日历制定的部落；楚国的先祖，几代人一直从事火师，周朝也兴起祭祀先祖，鬻熊的道教也为朝廷对占卜更加注重，越需要火师。 ⑶，所以，祝融部落后裔西周的火师是《周易》的创造者。鬻熊是楚国的先祖，鬻熊几代人从事火师，因为勤劳而被封楚地。所以是鬻熊家族为《周易》的作者。 ⑷，周文王、孔子不是《周易》的创造者，同样，不是《史籀》的作者太史尹佚（而且，《鬻子》早于《尹佚》、《史籀》。需要开始在周文王时期就开始。定型的上限是宣王时期，也就不可能是孔子，不然不以周冠头。只有家族传承，才能完成此浩瀚的鸿篇巨作。 ⑸，创造《周易》的是掌卜筮、祭祀、天文的官，任何一个史官包括创作《尹佚》、《史籀》的太史尹佚，都无法完成，也不可能在这个时期才完成，毕竟与周文王时期有联系。 ⑹，而鬻熊几代是火师，是掌卜筮、祭祀、天文的官，那么，不可能由“周王室的一位太卜与筮人”合作而成，也不可能是一代人就完成，只有家族传承，才能完成此浩瀚的鸿篇巨作。 ⑺，所以，只有火师的鬻熊几代人才能符合各项指标。是鬻熊几代完成了《周易》。 经过上述的层层推导论证，提出我的新颖的观点了。 7，西周发展祭祖，登高、求寿，后形成重阳节 , 楚人是从西周脱胎而来的一个具有显着特性的民族，尊祖是他不变的品性。熊绎定于丹阳，原先祖在荆山，迁都现江陵，"楚都"始为"郢城"。 古人认为，《易经》把"六"定为阴数，把"九"定为阳数，又因"九"在个位数中最大，所以古人以"九"为最高；而且夏历九月九日日月并阳，两九又相重，故而叫重阳，也叫重九。 重阳节，农历九月初九，二九相重，称为“重九”。汉中叶以后的儒家阴阳观，有六阴九阳。九是阳数，固重九亦叫“重阳”。 《礼记·祭法》记载：“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皆曰神。”，古人认为山上云雾缭绕，为呼风雨唤雷电之神龙所居。而且，高山的雷电可以带来火种。崇，形声字，从山，宗声。崇拜之“崇”原本就是对山岳而言，因为“山”即高山，“宗”为神圣。以“宗”喻“山”或以“山”喻“宗”，都蕴含有尊崇、敬畏之意。 《史记。封禅书》：“周官曰，冬日至，祀天於南郊，迎长日之至；夏日至，祭地祗。皆用乐舞，而神乃可得而礼也。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诸侯祭其疆内名山大川。四渎者，江、河、淮、济也。天子曰明堂、辟雍，诸侯曰泮宫。周公既相成王，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自禹兴而修社祀，后稷稼穑，故有稷祠，郊社所从来尚矣”。《礼记·祭法》载：“有虞氏褅黄帝而郊鲧，祖颛顼而宗尧；殷人褅喾而郊冥，神契而宗汤；周人褅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至夏商周三代， 对历代帝王的祭祀， 发展为“郊”“ 褅”“祖”“宗”。 西周就开始从祭神，结合祭祖了。 祭祖，就在高山，由火师祭祀，民间在该日有登高的风俗，屈原的《远游》里写道：“集重阳入帝宫兮，造旬始而观清都”。这里的“重阳”是指天，还不是指节日。 为了突出周文王周文王“敬老”，《史记。周本纪》：“公季卒，子昌立，是为西伯。西伯曰文王，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公季之法，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伯夷、叔齐在孤竹，闻西伯善养老，盍往归之。太颠、闳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归之”。鬻熊长寿之说由此而来。九月初九“九九”谐音是“久久”，九在数字中又是最大数，有长久长寿的含意。 古人认为这是个值得庆贺的吉利日子，因此把九月九日叫作重阳节。"九月九重阳节"来历就开始了。所以重阳节又称“登高节”。 况且秋季也是一年收获的黄金季节，重阳佳节，寓意深远。汉代，《西京杂记》中记西汉时的宫人贾佩兰称：“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饵，饮菊花酒，云令人长寿。”相传自此时起，有了重阳节求寿之俗。这是受古代道士追求长生，采集药物服用的影响。同时还有大型饮宴活动，是由先秦时庆丰收之宴饮发展而来的。《荆楚岁时记》云：“九月九日，四民并籍野饮宴。”隋杜公瞻注云：“九月九日宴会，未知起于何代，然自驻至宋未改。”求长寿及饮宴，构成了重阳节的基础。 “重阳节”名称见于记载却在三国时代。据曹丕《九日与钟繇书》中载：“岁往月来，忽复九月九日。九为阳数，而日月并应，俗嘉其名，以为宜于长久，故以享宴高会。”。先秦之前。《吕氏春秋》之中《季秋纪》载：“（九月）命家宰，农事备收，举五种之要。藏帝籍之收于神仓，祗敬必饬。”“是日也，大飨帝，尝牺牲，告备于天子。”可见当时已有在秋九月农作物丰收之时祭飨天帝、祭祖，以谢天帝、祖先恩德的活动。人们对此节历来有着特殊的感情，也有其他重九节、茱萸、菊花节等说法。
2015年10月18日16:23荷香月暖（QQ：353159928）原创于广西贺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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