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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艺界有明星近日结婚，花巨款举办了空前豪华的婚礼，坊间一时议论纷纷。演员不过是一个特定行业的工作者，不是天然的道德楷模。他们无疑有权利将合法所得用于个人消费，也未尝不可以借此来扩大自己的知名度以及迎合人世间的某种口味。对此事进行指摘是大可不必的。我只是由此想到陶行知先生（1891—1946年）说过的一番话：“用钱可以买来的东西，没有钱自然买不来；用钱买不来的东西，没有钱也是可以得到的。高尚的精神如同山间明月、江上清风一样，是取之不尽，用之无穷的。” 行知先生的这番话，是在说如何把学校办成培养高尚精神的场所。先生一生为发展祖国的基础教育和乡村教育奔走，其间也有为学校筹款的积极活动。但是在他谈论教育的文章和演讲里面，先生并不把缺钱当作不好好办教育的理由。他甚至强调说，“用最少的经费，办理相当的教育，是我们很想彻底努力的一个小实验”。这番在1924年说的话，今天还是那么感人！最近几十年，我们时常谈论和推进教育改革，增加经费和改善待遇是一个不停息的话题和方向。这个思路应该是有原因的，毕竟教育经费的投入，尤其是在乡村学校上的投入，并不充裕。不过我们也许到了换一个角度来思考问题的时候，尤其是在办学条件已然大有改善的富裕地区。也许我们应该开始更多地思考：如何用比较少的经费把事情做好做实在。 我们当下尤其需要注重的，是在学校文化中培养节俭的精神。节俭的意义绝不局限于少花钱，多办事。节俭是一种精神境界。惟有节俭，人们才能有精神力量来抵制现代消费社会金钱至上的文化。惟有节俭，教师和学生才可能像陶行知先生说的那样，“从容问学，怡然修养，既不匆忙劳碌，那身心也就自然渐渐的有润泽了”。心神为金钱和安逸生活之贪念所骚扰围困，人们就很难有学问的灵光闪现，谈不上有仰望星空的人生态度，更不会有先生期望师生们拥有的那种境界。他谈论高尚精神的那段话借用了《前赤壁赋》的文句，而苏轼坐拥清风明月的胸怀正是来自对贪婪的舍弃：“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我们近来谈论教育问题，谈论经费问题很多，谈论制度变革很多，谈论精神谈得不够。在上个世纪的20和30年代，在国难深重的抗战时期，物质条件的艰苦是不难想象的。让我们在今天不得不敬佩的，是陶行知先生不屑于抱怨财力之不足，而汲汲于民众的教育事业：“我们要用最短的时间，最少的银钱，去教一般人民读好书，做好人。”行知先生希望造就一个“人人读书，处处明理”的中国。如果我们有了充足的经费而没有先生清风和明月般纯净的社会服务精神，根本不可能把人民教育办好。 陶行知先生与蔡元培先生在办教育的问题上有不同的侧重和风格，后者担任前者主持的晓庄师范学校的董事长，但是更加关注和看重的是大学，尤其是当时国内少数几所条件最优越的大学。这些大学至今仍然是国内最好的学校。陶先生和蔡先生对投入巨资兴办高等院校的做法其实有不同观点，并且将这一分歧发表在他们对当时新建的武汉大学的看法上。这件事大家早已忘却了，大家现在只知道武大校园的建筑、花树和风景异常美丽。蔡先生1932年在武大第一届毕业典礼上曾经说：武大的建设和管理要参照英国牛津、剑桥的办法。现在的建设，“一半已经完成，将来建筑和设备经费，中央认为应该要用的，总可想法拨给；希望地方当局亦秉初旨，尽量协助”。而陶先生则表示，花费“几百万块钱”来建设武大皇宫式的学院不合他的心意，他宁可用这笔钱来开办便宜的“大众大学，足够培养五百万大众帮助收复东北”。他接着说，国家还贫穷，即便“工业稍有发展，又积下这么多的款子，我还不能建造皇宫的学府，是必须盖些大众的住宅，使无家可归的人可以进来避避风、躲躲雨”。蔡先生和陶先生的上述两种思路，值得我们回味和反思。 我爱蔡元培，我更爱陶行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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