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尔斯·埃斯代尔 | 文 吴畋 | 译 英文书评来源:literary review 俄国君主:亚历山大一世 熟悉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的读者也许会记得法军入侵俄国后发生的戏剧性事件。玛丽亚公爵小姐在她父亲死后独居童山庄园,却发觉自己恰好位于法军的必经之路上。她极度希望离开,命令在庄园劳作的农民提供运输工具,以便让她收拾好财物逃到莫斯科,并试图说服农民效仿她撤离村庄。然而,她的呼吁毫无效果——与此相反,农民们开始反叛——公爵小姐之所以幸免于难,只是因为冲劲十足的年轻骑兵军官尼古拉·罗斯托夫幸运抵达。考虑到《战争与和平》的主题之一是俄罗斯人民在面对拿破仑时的英雄主义,这无疑是个值得讨论的麻烦插曲。然而,在这本书出版之前,事实业已证明,不了解俄语、无法接触俄国档案的学者几乎无法让这些矛盾成为学术讨论的焦点。 费尔尚普努瓦斯:近卫哥萨克团进攻法军步兵 尽管所谓的“新军事史”到现在已经有大约五十年历史,但英国、美国(以及法国和德国)的俄国专家们从未着手进行关于1812年俄国战争努力的详尽专题研究,更不用说1805-07年和1813-14年的战争了。此外,尽管存在着大量的战役研究,它们所依赖的却多数是法国资料,至多只能以几名在1812年身处俄国的外国人留下的记载、或是已经翻译的俄国资料触及“山的另一边”。最后,关于论述覆盖范围的问题也很重要:关于俄国战争的军事史记载倾向于集中在法军胜利之年或是1812年的法军悲剧,俄国士兵在1813-14年战局中的功勋则被置于大同盟的背景下,而新近改革的普鲁士军队通常被认为是这一同盟的利刃。然而,这是个非同寻常的空白,只需引用战局的几个方面即可说明:俄国自1805年起就是拿破仑时代欧洲国际关系中的主要参与者——在某些方面甚至是最关键的角色;1812年战局不仅是宏大的史诗性事件,也是在俄国近代史上具备开创性重要影响的时刻,其回声在苏联时代一再反复,甚至可能超出其时代范围;在此后1813-14年的血腥会战中,联军的最大一部分是由俄军士兵组成的,最后,可以说是俄国领导层确保了拿破仑倒台。
对所有研究拿破仑时代的学者而言十分幸运的是,这个历史编纂学上的巨大漏洞现在已被一本巨著填补。《俄国与拿破仑的决战》由多米尼克·利芬撰写,他也许是这一辈学者中最杰出的十九世纪俄国专家,这本书真正触及了其余著作并未提及的部分。它从俄法两国间失败的蒂尔西特同盟写起,利芬认为该同盟是在对俄国利益的冷静、现实主义估算基础上达成的协定。作者标明了亚历山大一世与拿破仑之间逐步恶化的关系,解释了沙皇如何被迫在1810年站到公开与法兰西帝国敌对的立场上,这既是因为后者持续的侵略行径,也是因为俄国内部压力不断滋长(事实上,这本书自始至终都对俄国内部政治的重要性给予高度关注)。然而,与法国敌对并不必然意味着战争,正如利芬所示,亚历山大在1811年回避了进攻拿破仑的主张:他宁愿等待对方进攻,至少在战争初期采用纯防御战略。因而,当战争在1812年到来时,法国统治者需要为此承担极大责任,利芬的主张使他进入了这样的学者阵营:他们将1803-15年的战争视为字面意义上的拿破仑战争。
1813年的莱比锡战役,又称“民族会战” 在利芬的叙述中,这一故事自然是由军事事务主导的。毋庸赘言,他以详尽细节描述了1812年的大灾难,但他给予1813-14年战局几乎同等份量的描写,作者热切地将这一时段描述为俄国军队荣耀史上被明确低估的篇章。正如他指出的那样,即便没有面临法军的拼死抵抗和1812年的恐怖,让多达50万人的俄军从波兰边境一路来到巴黎本身已是非凡的成就。但事情并未至此结束:军队不仅是只能依赖蛮力的武装农民群体,而且是一架在奥斯特利茨和弗里德兰灾难后出现的高度精密的庞大军事机器,它的特征包括高度有效的参谋勤务和利用最尖端战术配合的能力。
“唠叨,唠叨”几乎一直伴随着“战争,战争”,1813-14年间尤其如此,反法同盟成员数量不断增长,它们尽管有着互相冲突的立场,还是逐步形成了针对拿破仑的统一立场(这一进程直到1814年3月才得以完成,证明了令反拿破仑阵营备受困扰的巨大分歧)。这一方面,利芬着重落笔于亚历山大本人的努力。沙皇已经是1812年俄国抵抗的核心,至少在作者看来,他也对莱比锡大捷拥有重要影响,在此之后,他又奋力确保同盟专注于推翻拿破仑。当然,亚历山大在这一点上并不孤单(英国的卡斯尔雷勋爵是同一方针的强力鼓吹者),但是,正如利芬指出的那样,倘若没有沙皇对战斗到底的坚持,那么几乎可以肯定1814年拿破仑会被留在法国皇位上,这会让过去两年间的所有杀戮和苦难付诸东流。
到此为止一切都很好,然而若利芬的著作就此终结,人们便会发问,难道整本《俄国与拿破仑的决战》就是从俄国角度重新讲述一个广为人知的故事吗?但幸运的是,读者花费金钱所得到的远比这要多。利芬(著作)最有用的地方在于提供了关于俄国大后方的详细信息。见多识广的读者也许会希望,利芬能够进行比书中更为深入的探讨,不过,这本书的叙述已经足以确保为评论开头提及事件中的不和谐音符提供一定的上下文背景:和其他任何地方一样,在俄国,民众往往会怨恨国家的需求,时常尽其所能加以抵制。 这让我们意识到利芬著作的又一个主要特征,俄国军队始终是拿破仑时代战场上的坚实对手,而我们可以从书中深入了解这一现象的原因。考虑到前文所述,爱国主义热情似乎可以被排除,但大肆鼓吹的俄国士兵傻到不会逃跑的说法又怎能成立?也许正如人们期望的那样,利芬并没有通过直接回应来给这种说辞过高地位,而是对俄国的团的内部组织着墨甚多。俄国士兵与平民社会完全隔离,在自身内部联系密切的世界里发展,这让他们感染了对彼此的高度忠诚,这样的忠诚让他们在博罗季诺和莱比锡战场上以引人注目的方式坚持下来。 这导向了利芬著作的中心信息。对他而言,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俄国军队显然是拥有强大实力和灵活性,足以在并未进行根本变革前提下应对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挑战的武装力量。和俄军一样,整个俄罗斯国家也足以应对挑战。它远非摇摇欲坠的东方专制主义国度,在许多层面上甚至是充满活力与前瞻性的有机体,具备了非凡的资源,甚至提供了不少通常只能与法国大革命联系起来的优势:很难说一个能够让米哈伊尔·斯佩兰斯基这样的人物跻身政府最高层的政权没有量才录用。在描写亚历山大一世的俄国同时,多米尼克·利芬也为关于拿破仑时代的更广泛争论做出了重大贡献,因为上述和其它许多原因,他应当得到祝贺。 查尔斯·埃斯代尔(Charles Esdaile)是利物浦大学历史教授,也是多本拿破仑战争相关书籍的作者。 吴畋是《俄国与拿破仑的决战》中文版译者之一。 延伸阅读 多米尼克·利芬(Dominic Lieven),《俄国与拿破仑的决战:鏖战欧罗巴,1807~1814》(Russia Against Napoleon: The True Story of the Campaigns of War and Peace),吴畋 王晨/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12月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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