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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画家仇英
冀洪雪
拥有众多的明清书画，这是苏州博物馆收藏的特色之一。然而，在“吴门四家”中，惟独缺少仇英的藏品，此乃憾事也。为了满足广大观众一睹仇英真迹的夙愿，苏州博物馆将于今年11月10日至12月20日举办“十洲高会——吴门画派之仇英特展”。届时，北京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南京博物院、辽宁省博物馆、武汉博物馆等国内外博物馆收藏的30余件（组）仇英代表作将在苏博展出。其中，仇英根据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所作的明代苏州版《清明上河图》也将亮相。
在“吴门四家”中，沈周、文徵明、唐寅都以诗、书、画、文兼能著称于世，惟仇英“其出甚微，尝执事丹青”，仅凭独树一帜的绘画艺术成就，为他人所刮目相看，成为明代中叶苏州画坛的翘楚之一，实属难能可贵。 仇英，字实父，号十洲，太仓人，后移居苏州。由于他出身寒门，社会地位低微，文献资料对其生平记载较为模糊，只可知他大致生卒于弘治至嘉靖年间,早年曾做过漆工，兼彩绘栋宇。他的画法师承周臣，上溯宋代院体画家赵伯驹、李唐、刘松年和马远，董其昌称之为“赵伯驹后身”。因年轻善画，他结识了文徵明及其弟子门生，对文徵明的人品、艺品极为佩服。文徵明对他也十分器重，这从文徵明为其多幅作品书跋、书题，还曾两次主动与他合作绘画，就可见一斑。经文徵明引荐，仇英拜职业画家周臣为师，得其指点和培养。在文徵明等名家的指导和提携下，仇英的画风汲取了文人画的笔致墨韵，把工笔重彩和青绿山水加以雅化，在精美严整中透射出古雅之美。鉴赏者可以通过他的作品感受到，他既具有职业画家的高超造型能力和严谨的画风，又富有士大夫的审美情趣，形成了与沈周、文徵明迥异的风格，从而拓宽了明代画家的创作领域。 仇英山水、花鸟、人物，楼阁界画无不精妙，其山水画充分体现出他超群的艺术才华。从仇英的传世作品看，他的山水画大致可以概括为三种风貌：一种以纯水墨为之；一种是在水墨的基础上施以淡雅设色；另外一种则是青绿重彩，光艳照人，并以此风格更为见胜。 他的第一类作品风格接近南宋院体，画面带有局部特写式的构图到树木拖枝的造型，明显受到马远的影响，但在描绘山石方面，与马远运用长线大斧劈皴不同。他更多地化用了李唐小斧劈皴法，又比李唐的笔法更为细腻，画面更加温和、协调。这种画法在周臣与唐寅的一些作品中也曾出现过，但仇英似乎比老师和师兄运用得更为巧妙。鉴赏者可以从他的《松溪横笛图》、《柳下眠琴图》等作品中对于近景墨石的笔触运用，感悟到这一特点，这也是吴门院体与浙派院体画家在艺术手法上的明显区别。 他的第二类作品较之前一类作品在用笔上又有所不同，除了对形体的勾勒之外，皴法部分线条的书写性几乎完全消失，而仅仅构成物象表面的丰富质感。笔墨自身的美感已经退居其次，更多地服从于画面情境的表达。在某些作品设色中，隐约包含有淡墨的成分，使得皴法过程留下的墨迹与色彩的渲染具有统一性的底色感。很显然，作者已经意识到色彩与水墨表现之间的某种内在矛盾，一方面通过降低色彩的纯度，另一方面则相应地削弱水墨笔触自身的对比，达到两者的交融。若与同为院体画家的老师周臣、师兄唐寅相比，仇英明显自觉地从色调的角度考虑水墨与色彩之间的关系。从这一点来说，他又似乎把这一特色发挥得淋漓尽致，人们可从他的青绿界画《莲溪渔隐图》品味出这类作品的艺术特色。 他的第三类作品则是对重彩山水的继承与创新。在早期中国传统绘画中，重彩山水一直是重要样式。而自唐代水墨山水兴起之后，重彩山水的地位逐渐为其取代，这种取代不仅仅表现为样式上的前后更替，同时存在的还有重彩山水画自身的蜕变，正是这种蜕变使得宋代前后重彩山水画的风貌有着很大差别。这一差别的产生并非仅仅是重彩山水画自身演绎的结果，其中也包含着社会文化审美的发展与转变，以及与水墨山水画之间互动影响的漫长渐变过程。仇英善作青绿山水，他在色彩表现上进行了具有创新意义的探索，同时在颜料的使用上，还曾和文徵明及唐寅应邀参与过姜思序堂颜料生产的研制。从这一类作品的设色来看，仇英充分运用了重彩石色饱和、厚重的特点，显得明丽而沉着。尤其是富于光泽的石青，与绢本温和的黄褐底色构成了奇妙的补色关系，形成了富丽堂皇的视觉感受。为了达到色彩的充分表现，他进一步控制了水墨运用的范围，除了在树木以及山头苔草的刻画以外，皴法基本上被简化为对山石结构的细腻勾勒，从而使墨色运用基本上被限制在物象轮廓的勾勒上。这种方法既避免了传统大青绿色彩镶嵌结构造成的物象塑造简单与平面化特征，又避免了过多依靠皴法造成的色墨冲突。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桃村草堂图》和天津博物馆的《桃源仙境图》，是仇英重彩山水画的杰出代表。对这类作品所达到的视觉美感，无论是文徵明还是董其昌，都持肯定态度。 仇英的又一杰出成就，是摹绘了不少前代名家作品，尤以唐宋名家稿本居多。他曾受到著名鉴藏家嘉兴项元汴、昆山名士周六观的礼遇，并客居项家多年作画及临摹和修补古画，二人皆尽出所藏，供其观赏。正是由于这些经历，仇英才得以有机会接触到许多前代名家的手迹，拓宽视野，并通过悉心揣摩，成为临摹古画的高手。他的《秋原狩猎图》和摹南宋院体画家萧照的《中兴瑞应图》使我们仍能大体了解到已佚原作的神韵风貌。人们往往以“夺真”、“乱真”来评价他临摹古画的功力，更可贵的是，他在继承唐宋名家稿本精华的基础上，“仿古”而不“泥古”，进而实现了自身艺术上的突破，如他以六年时间绘成的《子虚上林图》手卷就是一件具有标志性的精品力作。由此可见，像他这样一位既非出身书香门第，又非名门望族的职业画家，能受到士大夫们的赏识和器重而侧身名家之林，完全赖于以自己不懈努力所取得的高超艺术才华。王穉登在《吴郡丹青志》中评述仇英曰，“发翠毫金，丝丹缕素，精丽艳逸，无惭古人。”门户偏见极深的董其昌也对仇英作出了高度评价，认为仇英“临宋画无不乱真”，与赵伯驹相比“更有出蓝之誉”，“虽文太史亦弗及矣”。 在人数和影响力上，从师仇英的画家均不能与沈周和文徵明的门徒相媲美，但仇英也有一批追随者。他的女儿仇珠，号杜陵女史，亦善画，且卓有父风。又有尤求，号凤丘，长洲人，后寓居太仓，工画白描人物仕女，精密而富有诗意。此外，还有沈硕、沈完等人在继承仇英画法上也颇得神韵。值得后人称道并效仿的是，虽然吴门四家的出身背景、年龄长幼、人生经历、艺术风格各不相同，但他们不仅没有沾染“文人相轻”的陋习，而且始终保持着真诚、友善的关系。作为晚辈，仇英对长者沈周、文徵明和师兄唐寅，既视为师长，又结为挚友。文徵明则对仇英不持门第偏见，毫无保留地给予指点和提携，显示出待人厚道、宽宏豁达的高风亮节。从某种意义而言，吴门四家的人品、艺品与他们的作品一样弥足珍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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