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元丰二年（１０７９）秋冬的“乌台诗案”，对苏轼是一次深刻的生死体验，“梦绕云山心似鹿，魂惊汤火命如鸡”（《予以事系御史台狱……》，以下凡苏轼作品，仅注篇名）。这次灾难及其后数年的流放生活，给苏轼带来了重大的影响，思想、创作都为之一变。所以，我把“苏轼的前期”定在“乌台诗案”之前。
我本糜鹿性 谅非伏辕姿──人性与官场的冲突
苏轼一生，无论在朝，还是远贬“待罪”，严格地说，都是政府官员。但自出蜀入仕开始，就一直对自己喜爱自由的个性能否适应过分拘束的官场规范怀着深深的忧虑：“尘劳世方病，局促我何堪。尽解林泉好，多为富贵酣。试看飞鸟乐，高遁此心甘”（《入峡》），慨叹自己苦为世俗的富贵所诱惑，竟然抛弃了林泉之乐，这实在不是一个即将踏入官场的青年所应该产生的念头。嘉祐六年冬，苏轼得到平生第一个官职──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常人当此际，总不免踌躇满志，思欲奋发，而他却在赴任途中和弟弟讨论未来辞职退隐的事：“寒灯相对记畴昔，夜雨何时听萧瑟？君知此意不可忘，慎勿苦爱高官职”（《辛丑十一月十九日……》）。熙宁年间受排挤，被迫出京通判杭州之后，苏轼更加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个性与世俗社会尤其是官场生活之间的巨大差异：
我本糜鹿性，谅非伏辕姿。君如汗血马，作驹已权奇。齐驱大道中，并带銮镳驰。闻声自决骤，那复受絷维。谓君朝发燕，秣楚日未攲。云何中道止，连蹇驴骡随。金鞍冒翠锦，玉勒垂青丝。旁观信美矣，自揣良厌之。均为人所劳，何必陋盐辎？君看立仗马，不敢鸣且窥。调习困鞭箠，仅存骨与皮。人生各有志，此论我久持（《次韵孔文仲推官见赠》）。
各个时代都有其选择官员的准则，中外封建王朝尽管千差万别，但究其本质，不能不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君主政体的原则总的说来就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专制君主总把人看得很下贱”，所以标准的封建官员，应该“没有任何思维和人的尊严”，纯粹是“只知道做主人的忠臣良民，并随时准备效劳的政洽动物”（《摘自“德法年鉴”的书信》）。“众仗马”就是封建官员的形象写照：乖乖地耽在仪仗队里，－举一动，皆中法度。一个合格的封建官员，必须学会忌口，“不敢鸣”；要忌口，就得谨防胡思乱想，以众人之是非为是非。其次是戒动，“不敢窥”，别管闲事，安分守己，时时处处按上面的意图行事，不可稍逾矩。苏轼即反其道而行之，既不肯老老实实受官场纪律的“絷维”，反而标榜什么“信己而不役于人”（《策总叙》），“多不随”（《与杨元素》），随心所欲，“闻声自决骤”。王安石一变法，他不顾人微言轻，抢到元老重臣之前极言新法之不便，因此被政敌构陷打击，排挤出京后，仍不接受教训，喋喋不休地用各种方式发泄不满情绪。而且一说就要说个痛快，连对象都不顾及，“交浅屡言深”（《和潞公超然台次韵》），“与人无亲疏，辄输写腑脏，有所不尽，如茹物不下，必吐出乃已”（《密州通判厅题名记》）。怪不得反对新法的人很多，苦头就数他吃得大。每一个进入官场的人，都不免如立仗马一般经过“鞭箠”的“调习”，倘若调教后能脱胎换骨、洗心革面，便达到了预期的磨合目的。可是苏轼却久驯不化：“尘容已似服辕驹，野性犹同纵壑鱼”（《游卢山，次韵章传道》）。甚至后来还说：“自为小官，即好僭议朝政，屡以此获罪。然受性于天，不能尽改”（《辨贾易弹奏待罪札子》）。屡教不改，反而振振有词，这下可犯忌了：封建官场所需要的，常常不是能办事，而是会做人。历史上有多少民生疾苦不关痛痒者，只因为能察言观色、拍马舐痔，接二连三爬上高位；又有多少忠于国家、爱护人民，积极用世的士大夫，只因抨击时政、直言敢谏而连遭贬逐、饮恨终身。一部分晚年悟到其中诀窍，摇身变为“香山居士”、“六一居士”等等名目繁多而实质上是装聋作哑的“在官和尚”之后，倒往往轻轻松松地位极人臣、安亨尊荣！所以尽管苏轼恪尽职守，“因法而便民”，赢得百姓的爱戴，终因其“野性”不改，装不出“愚且鲁”的糊涂相，注定不能“无灾无难到公卿”（《洗儿戏作》）。
“嗟我本何人，糜鹿强冠襟”（《和潞公超然台次韵》），“市人拍手笑，状如失林麞。始语山野姿，异趣难自强”（《湖上夜归》）。苏轼这种与官场社会格格不入的“糜鹿性”、“山野姿”，其本质正是马克思所指出：“人的自尊心，即（是）对自由的要求”，因为“人是能思想的存在物”（《摘自“德法年鉴”的书信》）。人生来能思想，人生而爱自由，所以苏轼视官职为梗桔，身在官场，心慕江湖，“兽在薮，鱼在湖，一入池槛归期无，误随弓旋落尘土”（《李杞寺丞见和前篇，复用元韵答之》）。正因为苏轼“感到自己是人”（马克思语，引文同前），所以不肯“唾面慎勿拭，出胯当俯就”（《次韵章传道见赠》），更不愿到老百姓头上滥施淫威，“坐使鞭箠环呻呼，追胥连保罪及孥，百日愁叹一日娱”（《李杞寺丞见和前篇，复用元韵答之》）。“平生所惭今不耻，坐对疲氓更鞭箠” （《戏子由》）。人之所以有别于动物，就是因为人“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马克思《１８４１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作为封建官员不是没有好处，“金鞍冒翠锦，玉勒垂青丝”，丰厚的俸禄、优裕的生活、显赫的社会地位，“旁观信美矣”，一般人都是羡慕的，而苏轼却“自揣良厌之”。充当立仗马与拉盐车只有工种不同，本质上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五十步不须去笑一百步，“均为人所劳，何必陋盐辎？”（《次韵孔文仲推官见赠》）人“是自身为一个目的而存在的”，“俗吏卑”，卑就卑在“只作为一种手段为这个或那个意志所利用而存在的”（康德《道德的形而上学基础》），所以苏轼认为：“五更待漏靴满霜，不如三伏日高睡足北窗凉。珠襦玉柙万人祖送归北邙，不如悬鹑百结独坐负朝阳”（《薄薄酒二首》），贫也罢，穷也罢，毕竟属于“为自身而存在着的存在物”（《１８８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白云旧有终者约，朱绶岂合山入纡”。苏轼的个性与封建官场的矛盾，归根结蒂是人性与“有教养的和驯服的奴仆”品性之问的冲突，“人生何者非蘧庐，故山鹤怨秋猿孤。何时自驾鹿车去……”（《李杞寺丞见和……》为心、为性考虑，亦只有如此了。
未成小隐聊中隐 可得长闲胜暂闲──进退夹缝中选择的生存方式
苏轼前期经常挂在嘴上的话题，主要就是“退隐”。从凤翔“身与时违合退耕”（《次韵子由种菜久旱不生》）到杭州“杀马毁车从此逝”（《捕蝗至浮云岭，山行疲苶，有怀子由弟》），又从密州的“归田计已决，此邦聊假馆”（《除夜病中赠段屯田》）说到徐州“明年乞身归故乡”（《赠写御容妙善师》），把知州衙门当作暂住的旅馆，连具体的归期都定下来了，决心不可谓不大，只是直到被逮入御史台大牢，都没有将退隐落实到行动上。“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李商隐诗），人总有理想的，但由于对完善人生的追求，往往使人陷入两难的选择之间，所以人生在世，经常被迫作出痛苦抉择：保留什么？舍弃什么？否则就可能永远无法自拔，长期在苦恼中犹豫徘徊，直到老死。苏轼反对变法，为人所忌，就借其父死丁忧归蜀一事搞他，京城耽不下去，只好自请外任以避祸。“圣明宽大许全身，衰病摧颓自畏人”（《初到杭州寄子由二绝》），“天静伤鸿犹戢翼，月明惊鹊未安枝”（《杭州牡丹开时，仆犹在常、润……》），丁忧事虽穷治无所得，但苏轼深知对方决不会轻易放过他，内心一直惴惴不安，“早知富贵有危机”（《宿州次韵刘泾》），“散材畏见搜林斧”（《新城道中二首》），害怕迫害之剑落到头上。人既有安全的需要，又有保护自己的个性，自我满足的需要，“安能终老尘土下，俯仰随人如桔槔”（《送李公怒赴阙》），希望活得轻松自在，可以随意放纵自己的坦率之性而不触犯世上小儿们的忌讳，人性能够舒展，思想的自由得到尊重。这样的话，就只能退出官场。苏轼想退是真的，但要真的实行也颇不容易。人都得生活，而且没有人生来喜欢过苦日子，“富贵耀吾前，贫贱独难守”（《夜泊牛口》）。苏轼承认当官的目的之一是为了生活过得好一些，“以其才易天下之养也，”“人之情所以去父母，捐坟墓而远游者，岂厌安逸而思劳苦也哉？”（《滕县公堂记》）辞官前势必会考虑生活问题，“君今憔悴归无食，五斗末可秋毫小”（《送杭州杜戚陈三掾罢官归乡》）。假如退隐后穷饿交加，“山泉自入瓮，野桂不胜炊。信美那能久？应先学忍饥”（《自清平镇游……寺》），怎么熬得下去呢？怪不得苏轼常常慨叹；“已成归蜀计，谁借买山赀？”（《答任师中次韵》）应该指出的是，苏轼“窃禄忘归”（《山村五绝》）有经济方面的考虑，又不是主要的原因，“居贫岂无食，自不安畎亩”（《秋怀》），“尽解林泉好，多为富贵酣”（《入峡》），人更有施展自己的才干，建功立业，获取荣誉地位的追求，“神仙固有之，难在忘势利。贫贱尔何爱，弃去如脱屣”（《巫山》），“嚣嚣好名心，嗟我岂独无？”（《浰阳早发》）尤其是苏轼认为自己“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沁园春》），如果抽身隐退，又如何去实施“致君尧舜”的宏大抱负呢？况且人要在某个社会形态中生存，就得充当一定的社会角色。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士”──即读书人，没有条件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他们必须依附于其它的阶层才能在社会上生存和活动。他们或者读书无成、科举不第，跌落变为平民之一员；或者挂出“处士”的招脾以招惹耳目，走一条破格升官的终南捷径，“身在江湖，心存魏阙”，几乎是他们的共同心态。当老百姓是不得已的，对绝大多数的“士”来说，梦寐以求的是成为“士大夫”，完成读书──科举──做官的三部曲。至于今后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还是“功成身退，名留青史”，已属“大夫”考虑的问题了。人不可能完全超越自己的时代、拒绝扮演历史赋予的角色，苏轼亦如此．“丈夫重出处，不退要当前”（《和子由苦寒见寄》）。宦海风波是否就不顾了呢？“闻道鵷鸾满台阁，网罗应不到沙鸥”（《次韵答邦直、子由五首》），政治迫害不见得一定会降临到我的头上。何况“君子失意能几时，月啖虾蟆行复皎”（《送杭州杜戚陈三掾罢官归乡》），时会来，运会转，“人生不信长坎坷”（《送蔡冠卿知饶州》）。生存、安全、名利与地位的需要是人的基本需要，而保持个人风格、自我满足则是高级的发展需要，“越是高级的需要，对于维持纯粹的生存也就越不迫切，其满足也就越能更长久地推迟”（马斯洛《动机与人格》第八章）。这样苏轼未能辞官退隐的原因就不难理解了。
既想安闲遂性，又要用世建功立业，鱼与熊掌皆苏轼所欲，却又无法兼得，势必进退失据，皇皇然徘徊于两极之间，“老去尚贪彭泽米，梦归时到锦江桥”（《自昌化双溪馆下步……》），“老夫平生齐得丧，尚恋微官失轻矫”（《送杭州杜戚陈三掾罢官归乡》），“强名太守古徐州，忘归不如楚沐猴”（《代书答梁先》），要使失衡的心态恢复正常，只能求助于佛祖：“示病维摩元不病，在家灵运已忘家”（《游诸佛舍……戏书勤师壁》）。慧能的《坛经》云：“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法元在世问，于世出世间。勿离世间上，外求出世间”（法海本三六）。在家若能修行，便是真出家，不必借助于剃发、住寺这一类外相。推而广之，只要能心隐，就不必身隐，不管躯壳是否仍旧留在官场。“古来真遁何曾遁，笑杀逾垣与闭门”（《监洞霄宫……》），“大隐何曾弃簪组？”（《寄刘孝叔》）“大隐本来无境界，北山猿鹤漫移文”（《夜直秘阁呈王敏甫》）。苏轼对“大隐”并非没有兴趣，“惟有王城最堪隐，万人如海一身藏”（《病中闻子由得告不赴商州三首》），只是慑于残酷的政治倾轧，使他不得已而选择“中隐”：“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樊丘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唯此中隐士，致身吉且安”（白居易《中隐》）。留在朝廷太危险，退居林下非所愿，不如去当地方官：“为郡鲜欢君莫笑，犹胜尘土走章台”（《次韵刘贡父李公择见寄》），“未成小隐聊中隐，可得长闲胜暂闲。我本无家更安住，故乡无此好湖山”（《六月二十六日望湖楼醉书》）。“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则忘其身，必不仕则忘其君”，最好的办法就是“开门而出仕”，“闭门而归隐”（《灵壁张氏园亭记》），仕而不仕，既不喧嚣又不冷落，在进退出处的夹缝中生存时，还能找到比这更理想的生活模式吗？
良辰乐事古难全 感时怀旧独凄然──人生的悲剧意识
中隐“闲中作地仙”（《李行中秀才醉眠亭》），固然可以避免退隐林下的冷落穷饿，毕竟也带来了麻烦。不管苏轼多么善于忙里愉闲，“脱略万事惟嬉游”（《送李公怒赴阙》），当官总有公事要办，尤其是在“纵横忧患满人间”（《和文与可洋川园池三十首·吏隐亭》）的年头。“盐亭垦火急”，作为杭州通判的苏轼雨中督役，开运盐河，“人如鸭与猪，投泥相溅惊”，浑身泥浆，无路可走，“线路不容足，又与牛羊争”（《汤河开运盐河雨中督役》），有时长年累月在外捕蝗，有家难归，甚至经常硬着头皮去抓人打人。到密州后，既遇蝗灾，又加饥馑，“人豪剽劫无虚日”（《与王庆源书》），一面尽力驱蝗，“驱攘着令典，农事安可忽？我仆既胼胝，我马亦款矻”（《和赵郎中捕蝗见寄次韵》），弄得精疲力竭；同时“磨刀入谷追穷寇，洒泪循城拾弃孩”（《次韵刘贡文、李公择见寄》），履行一个父母官的职责。自家的生活却是“公厨十日不生烟”（《寄刘孝叔》），无奈每天和通判一起，“循古城荒圃，求杞菊食之”（《后杞菊赋》）。徐州到任不久，黄河决口，大水漫到徐州，“水穿城下作雷鸣，泥满城头飞雨滑，黄花白洒无人问，日暮归来洗靴鞿”（《九日黄楼作》），苏轼亲率大小官吏，指挥士兵民夫，加筑城墙以挡洪水，历时四十余天，一城才得以保全。“前年无使君，鱼鳖化儿童”（《罢徐州……五首》），因而离任时，徐州百姓遮道“扳援”挽留、泣涕相送。假如说生活过得差一些，公事办得辛苦些，对“欲把疮痍手摩抚”（《次韵章传道喜雨》）的苏轼来说并不觉得难堪，甚至吃了杞菊之后，还能“扪腹而笑”，而“新法严密，风波险恶”，一念及此，“况味殊不佳”，因此，“但时登高，西南引领，即怅然终日”（《与王庆源》）。韩愈所谓“居闲食不足，从官力难任，两事皆害性，一生常苦心”的说法，可作为他此际进退维谷窘态的维妙写真。
李贽说过：“世间有三等作怪人，致使世间不得太平，皆由于两头照管。第一等，怕居官束缚，而心中又舍不得官。既苦其外，又苦其内。此其人颇高，而其心最苦，宜至舍了官方得自在”（《焚书》增补二《复焦弱侯》）。苏轼就是企图“两头照管”，结果弄得两头落空：“功名真已矣，归计亦悠哉”（《过淮三首赠景山兼寄子由》），“渐谋田舍犹怀禄，未脱风涛且傍洲”，“此生岁月行飘忽，晚节功名亦谬悠”（《次韵周开祖长官见寄》）。欲就此归隐，“二顷良田无觅处”，再等等，“待有良田是几时？”（《减字木兰花》）岂只自苦而已，还连累了挚爱情深为世罕见的弟弟，由于苏轼未曾弃官，苏辙也只好继续漂泊宦海，苏轼为此很内疚：“忆弟泪如云不散，望乡心与雁南飞”（《壬寅重九……有怀子由》）。逢年过节，他总会情不自禁地想起远别的弟弟，剪不断，理还乱，常常为此夜不能寐，写出一首又一首非常动情的好诗：“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水调歌头》）月亮似乎亦在笑他苦恋一官半职，“六年逢此月，五年照别离。歌君别时曲，满座为凄咽”（《中秋月寄子由三首》）。不过人生本来就是不完满的，“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水调歌头》），人生充满着悲剧性，尤其是在封建社会里，苏轼对此是有深切体会的：首先，人的个体生命的有限性与宇宙的无限性是一对永远无法解决的矛盾，”人生如朝露，白发日夜催”（《登常山绝顶广丽亭》）。甚至在这短暂的一生中，时时处处亦不能尽如人愿，而是“不如意事常八九”，“百年三万日，老病常居半。其间互忧乐，歌笑杂悲叹”，入生总是忧喜相寻，不知不觉就过了百年。“末知死，焉知生？”假如稀里糊涂什么都不考虑，则“颠倒不自知，直为神所玩”（《乔太傅见和复次韵答之》）；相反理智地去探究这一切，得到的也只能是无奈的悲叹，“良辰乐事古难全，感时怀旧独凄然”（《浣溪沙》），“吾庐想见无限好，客子倦游胡不归？座上一樽虽得满，古来四事巧相违”（《和子由四首》），人的美好理想与严酷的现实之间总是充满着尖锐的冲突。
得行固愿留不恶 乐天知命我无忧──在人生缺陷中找寻人生的欢乐
苏轼之所以是独一无二的，与他的通脱、达观、善处人生很有关系。他一生碰壁、到处吃苦，有时亦不免戚戚，但他的悲哀来得快，去得也速，始终没有给人留下愁眉苦脸的印象。他的善于自解，既不靠有意装糊涂，亦不是飘然欲仙、不食人间烟火，而是清醒地面对现实，以人生的哲理思辨扫退情累，能自慰亦能服人。梦之所以被人漠视，乃是因为它的短暂，稍纵即逝。而在永恒的大自然面前，人的一生“弹指一挥间”，只是一个比较长的梦罢了。富贵名利全是傥来之物，得之不足喜，失之不足悲，“盛衰哀乐两须臾，何用多优心郁纡？”（《游灵隐寺，得来诗，复用前韵》）“聚散交游如梦寐，升沉闲事莫思量”（《浣溪沙》），政治舞台风云变幻，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得志的、失意的，眨眼间都成了匆匆过客，“盛衰阅过君应笑，宠辱年来我亦平”（《和致仕张郎中春昼》），甚至“世间是非忧乐本来空”（《薄薄酒二首》）。既然人生的缺陷是无法避免的，那就不要自寻烦恼，过分粘着于个人的得失，“吟诗莫作秋虫声，天公怪汝钩物情，使汝未老华发生”（《次韵答刘泾》），斤斤计较只会给人带来更多的痛苦。须知一个人难得地来此世上走一遭，不是为了遭罪，而是要享受生活的乐趣，人生尽管并不完满，但对具体的个人来讲，还是要尽量找出积极占有生活的办法来，“君子可以离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宝绘堂记》），有也罢，无也罢，顺也可，逆也可，大可不必挂怀。戚戚者是因为“游于物之内”，苏轼则常“游于物之外”，所以能“安往而不乐？”（《超然台记》）“我行无南北，适意乃所祈”（《发洪泽……》）“何必择所安，滔滔天下是”（《出郁来陈》），在哪里生活是无关紧要的，关键是能否找到“足以为乐”的东西，“我生百事常随缘，四方水陆无不便。扁舟渡江适吴越，三年饮食穷芳鲜……人生所遇无不可，南北嗜好知谁贤。死主祸福久不怿，更论甘苦争蚩妍”（《和蒋夔寄茶》）。
“凡愚不了自性，不识身中净土，愿东愿西，悟人在处一般，所以佛言，随所住处恒安乐”（《法宝坛经·疑问品第三》）。从苏轼的诗句里，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佛教对他的影响。不过苏轼学佛，感兴趣的只是从佛教哲学中汲取对现实人生有用的观点，以便通达地处理生活。佛教认为人生即是磨难，全有缺陷，而且一切都是空的，苏轼承认这一点：“已将世界等微尘，空里浮花梦里身”（《盐官绝句四首》），但苏轼面对人生的缺陷，并不是消极等死，或者避世遁入空门，相反是倡导一种尽可能占有生活的态度；“人生如朝露，意所乐则为之，何暇计议穷达？”（《答陈师仲书》）关键是要在并不令人快乐的人世间自己寻出生活的乐趣来，“浮世事，俱难必，人纵健，头应白。何辞更一醉，此欢难觅”（《满江红》），“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望江南》），不要感伤，不要悲叹，“往事今何追，忽若箭已释。感时嗟事变，所得不偿失”（《次韵子由除日见寄》），既然已经踏上人生旅途，就应该抓住这短暂而难得的机会，尽可能地去追求欢乐，“西风送落日，万窍含凄怆，念当急行乐，白发不汝放”（《六月五日二首》），这样才算得是“观万物之变，尽其自然之理”（《上曾丞相书》）。在追求人生欢乐之际，尽量少考虑名声大小的问题，“人生行乐耳，安用声名籍？”（《次韵子由除日见寄》）“余以为知命者，必尽人事，然后理足无以憾。物之有成必有坏，譬如人之有生必有死”，“虽知其然，而君子之养身也，凡可以久生而缓死者无不用”，“至于不可奈何力后已。此之谓知命。”（《墨妙亭记》）反复强调应该带着人生追求中的缺憾，继续去热爱、追求生活，亨受其全部的乐趣，“耗尽一切可能的领域”（品达罗斯），在人生的航程中，苏轼恬然面对风水的顺逆，“得行固愿留不恶”（《泗州僧伽塔》），“平生傲忧患，久矣恬百怪”（《十月二日……遇风留宿》），读着这些诗，使我不禁想起了西方那个永无休止地安然推石上山，又任其滚下重推的西绪福斯。
１９８９年１月初稿
１９９６年３月修改
────────
原载《温州师范学院学报》，１９９６年第２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