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朝

东汉朝

（公元25---220年，共196年）

东汉

    东汉，又叫后汉，从公元25年刘秀称帝起至公元220年曹丕代汉止。因国都洛阳在西汉国都长安的东面，史称东汉。

    东汉是继西汉之后国力强盛、封建经济继续发展的一个王朝。末期，由于豪强势力膨胀，导致了军阀大混战的局面。

    东汉共有十四帝（包括少帝刘懿），其中病死的十一帝；国亡被废后病死的一帝；为权臣废黜后毒死的一帝；被毒杀的一帝。

 

汉光武帝（刘秀）

光武帝，名刘秀（公元前6年－公元57年），东汉王朝的开国皇帝。汉高祖刘邦九世孙。在位33年，病死，终年63岁，葬于原陵（今河南省孟津县西长道社）。

刘秀，字文叔，南阳蔡阳（今湖北枣阳西南）人，汉高祖刘邦九世孙，其父曾任南顿令。

赤眉、绿林起义爆发后，地皇三年（公元22年），刘秀与其兄刘縯为恢复刘姓统治，起事于舂陵（今湖北枣阳南），组成“舂陵军”。次年二月，更始政权建立，刘縯任大司徒，刘秀任太常、偏将军。六月，王莽命王寻、王邑率大军围绿林军于昆阳（今河南叶县）。刘秀 突围调集援军，与守城义军合击，重创莽军主力。不久，刘縯被汉更始帝杀死。刘秀闻讯赶赴宛城请罪，以此取得更始帝信任，被封为破虏将军、武信侯。九月，新莽政权灭亡。汉更始帝北都洛阳，刘秀又行大司马事，旋被派往河北镇抚州郡。次年五月诛灭称帝邯郸的王郎，封萧王。河北地区的豪强地主率宗族、宾客、子弟先后归附刘秀，成为他的有力支柱。

　此后，刘秀拒绝听从更始政权的调动。同年秋，又破降和收编了河北地区的农民起义军，扩充了实力，因此，关西称刘秀为“铜马帝”。不久，与更始政权彻底决裂。建武元年（公元25年）六月，刘秀在群臣的拥戴下称帝于高（今河北柏乡北），重建汉政权，不久定都洛阳，史称东汉。

　东汉王朝建立的第三年，刘秀打败了赤眉农民军，控制了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随即于建武五年先后削平了盘踞渔阳郡的彭宠、南郡的秦丰和齐地的张步；次年又翦除了盘踞江、淮的李宪、董宪、庞萌，统一了关东，并以笼络手段使河西的窦融归附。建武九年和十二年又先后平定了天水的隗嚣、巴蜀的公孙述。经过十二年时间，刘秀终于完成了统一事业。

　刘秀建立东汉王朝后，首先致力于整顿吏治，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他虽封功臣为侯，赐予优厚的爵禄，但禁止他们干预政事。对诸侯王和外戚的权势，也多方限制。在行政体制上，刘秀一方面进一步抑夺三公职权，使全国政务都经尚书台，最后总揽于皇帝；另一方面，又加强监察制度，提高刺举之吏，如御史中丞、司隶校尉和部刺史的权限和地位。又令全国共并省四百多个县，吏职减省至十分之一。与此同时，刘秀还采取了不少措施来安定民生，恢复残破的社会经济。建武六年下诏恢复三十税一的旧制。东汉初年的封建租赋徭役负担，比起西汉后期和战争期间有所减轻。他前后九次下诏释放奴婢，或提高奴婢的法律地位，使大量奴婢免为庶人，使流民返回农村，促进生产。他统治的时期，史称“光武中兴”。

　建武十五年，刘秀针对当时“田宅逾制”和隐瞒土地户口的严重现象，下令全国检核土地户口。郡县守、令不敢触动贵戚官僚和世家豪族，反而在清查过程中“多为诈巧，不务实核”，“优饶豪右，侵刻羸弱”。结果，激起各地农民的反抗，郡国的豪强大姓也乘机作乱。对此，刘秀采取了不同的对策。对于农民的反抗斗争是进行分化和镇压，对于大姓兵长，则在处死度田不实的十几名郡守之后，即下令停止度田，向豪强地主让步。光武帝在其统治末年还“宣布图谶于天下”，企图以儒家学说与谶纬神学的混合物作为思想武器，加强对人民思想的统制。

　公元57年2月，刘秀病死于洛阳南宫前殿，留下的遗诏中说：“我没有给百姓造福，后事一切都照文帝（西汉刘恒）那样，务必从简，不要浪费。”

　刘秀死后的庙号为世祖，谥号为光武帝。

 

汉明帝（刘庄）

　明帝，刘秀的第四子。 公元28年 -- 公元75年(在位18年) 明帝在位时，吏治比较严明，赋税比较少，人民生活安定。死于75年，时年48岁。 明帝时在洛阳建白马寺 ,这是佛教传入我国建立的第一个佛寺,至今仍存.

 

汉章帝（刘炟）

　章帝，明帝第五子。 公元58年 -- 公元88年(在位13年) 章帝“好儒术”，并且实行与民修养的政策,人口增长.在位时有班超出师西域。章帝还是一位书法家，尤善草书，后世称“ 章草 ”。死于88年，时年31岁。

 

汉和帝（刘肇）

　　和帝刘肇，章帝第四子， 公元79年 -- 公元105年(在位17年) 即位时才10岁，由窦太后临朝称制，外戚窦宪掌实权。后杀窦宪掌权。在位18年，死于105年。时年27岁。

 

汉殇帝（刘隆）

　　殇帝，和帝的小儿子， 公元105年 -- 公元106年(在位1年) 即位时刚满月，在位8个月死。

 

汉安帝（刘祜）

　　安帝刘祜，章帝孙，父清河孝王刘庆，公元94年 --　公元125年(在位19年) 即位时才13岁，邓太后掌权。太后死后掌权。安帝时政治黑暗，社会矛盾尖锐。死于125年，时年32岁。

 

汉少帝（刘懿）

　刘懿 ( 音意 ) ，汉章帝刘炟之孙，其父刘寿 ( 济北惠王 ) 。初封河北卿候。安帝刘祜无太子，公元 125 年 3 月阎太后与大将军阎显将幼童刘懿迎立，太后临朝。在位 7 个月，公元 125 年 10 月病死。

 

汉顺帝(刘保)

　　顺帝刘保，安帝的儿子。 公元114年 -- 公元144年(在位19年) 顺帝是由宦官扶持上台的，朝政为宦官把持。政治日益腐败。他下令宦官可以养子,世袭封爵.后来宦官与外戚相互勾结,政治更加腐败.顺帝死于144年，时年30岁。

 

汉冲帝（刘炳）

　　冲帝刘炳，顺帝的儿子， 公元143年 -- 公元145年(在位1年) 在位半年死，时年才3岁。

 

汉质帝（刘缵）

　　质帝刘缵，章帝的曾孙，渤海孝王刘鸿的儿子。 公元138年 -- 公元146年(在位1年) 即位时8岁，却颇伶俐。说大将军梁翼为“ 跋扈将军 ”，被梁翼毒死。时年9岁。

 

汉桓帝（刘志）

　　桓帝刘志，章帝的曾孙。蠡吾侯刘异的儿子。 公元132年 -- 公元167年(在位21年) 桓帝即位时15岁，外戚掌权。后他依靠宦官诛杀外戚梁翼,此后又宦官专政。桓帝死于167年，时年36岁。

 

汉灵帝（刘宏）

　　灵帝刘宏，章帝玄孙，桓帝死无子，刘宏即位。 公元156年 -- 公元189年(在位21年) 灵帝朝一团污气，宦官把持朝政，称“十常侍”。灵帝常说：「张常侍是我父，赵常侍是我母。灵帝之世，民不聊生,买卖官爵，横征暴敛，社会矛盾激化，终于于184年，爆发了黄巾大起义。灵帝死于189年，时年33岁。

 

汉少帝（刘辩）

　汉少帝：刘辩，汉灵帝刘宏之子，母后何氏。公元 189 年 4 月刘辩14 岁时嗣立。何太后临朝，何进掌政权。在位 6 个月。公元 189 年 9 月，董卓废少帝为弦农王，杀了何太后，何进死于宦官。年号：光熹公元 189年，昭宁公元 189 年。刘辩于 190 年被毒死，年方 18 岁。

 

汉献帝（刘协）

　　献帝刘协，灵帝的儿子， 公元181年 -- 公元234年(在位31年) 即位时9岁，董卓专权，后曹操迎献帝于许昌。220年，曹操死，曹丕自立为帝，建立魏国， 汉亡 ，刘协被贬为山阳公，死于234年，时年54岁。献帝从未掌握朝政。

 

东汉

 

恢复中央集权

 

刘秀称帝

　　在王莽统治末年，西汉宗室后裔刘縯、刘秀兄弟参加了绿林起义。刘縯被刘玄杀死后，刘秀极力克制自己，避免了和刘玄的正面冲突。公元23年十月，刘玄派刘秀到黄河以北招集农民军。刘秀到河北后，在地方官僚、豪强的支持下，消灭了当地的各支起义军。同时收编了部分农民军，壮大了自己的势力，队伍达几十万人。刘秀在河北站稳脚跟后，一面派邓禹率军西向关中，伺机向起义军进攻；一面派冯异等监视更始政权的关东重镇洛阳。公元25年六月，刘秀在鄗（河北柏乡县）称帝，不久移都洛阳。
　　刘秀称帝后，继续对农民起义军进行镇压。他派遣邓禹、冯异率大军入关，向赤眉军进攻。又在豫西设置重兵防线，利用赤眉军东归的时机，把赤眉军镇压下去。在河南、荆州地区，刘秀分派遣岑彭等人，围剿了这一带的起义军及更始政权余部。刘秀还派吴汉等率军镇压了河北的檀乡、五校、青犊等农民军。随后，刘秀派兵先后消灭了各地的割据者，到公元40年（建武十六年），才最终完成了对全国的统一。

 

防范功臣

　　 刘秀建国后，鉴于西汉时期权臣当政、外戚篡权以及地方权重等历史教训，极力加强皇权，强化中央集权制度。
　　刘秀着意防范功臣、宗室诸王及外戚专权。刘秀在位时，大多数功臣皆以列侯奉朝请，让他们享受优厚待遇，而不参与政治。当时功臣能够参议大政的仅邓禹、李通、贾复三人而已。这几个人亦深知刘秀心迹，“并剽（消除）甲兵，敦儒学”，以避猜忌。 刘秀对大臣更为警惕。建武时任大司徒者多遭打击，如伏湛因事罢官，韩歆因刚直去位，又被逼自杀，欧阳歙、戴涉皆因罪下狱而死，史称“自是大臣难居相任”。刘秀之所以如此，其目的就是为了提高皇帝的专制权力。
　　刘秀对宗室诸王及外戚的控制更严。公元48年（建武二十四年），刘秀重申西汉时代的阿附藩王法，严禁诸王交通宾客，结党营私。公元52年，他借故搜捕王侯宾客，“坐死者数千人”。汉明帝即位后，更是屡兴大狱，株连极广。

 

扩大尚书台的权力

　　刘秀通过扩大尚书台的权力，来削弱三公的权威。尚书台原系掌管皇帝秘书事务，负责发放公文的机构，官职资浅任轻，尚书令、尚书仅为千石、六百石的中下级官吏，尚书郎则多由令史久任者补之，为士大夫所轻视。尚书一职官卑品低，易于驱使，西汉后期已被重用。刘秀为进一步控制大权，又扩大了尚书台的组织，加强其职权。
　　于是，尚书台置尚书令、尚书仆射各一人，下设尚书六人，分管六曹事务。其中三公曹主管考课诸州郡事务；吏曹主管选举、祭祀；民曹主管修缮功作、盐池园苑事务；二千石曹主管诉讼；客曹主管少数民族及对外事务；中都官曹主管治安。此后一切政务不再经三公管理，所谓“虽置三公，事归台阁（尚书台）”。（《后汉书·仲长统传》）从此，尚书台成了皇帝发号施令的执行机构，所有权力集中于皇帝一身。

 

政权机构与军事

　　秦汉以来，地方政权机构为郡县二级制。刘秀把西汉时监察地方政情的刺史，固定为州一级的地方长官。刺史处理地方政务，不通过三公，可直接上奏皇帝，使地方郡县也直接置于皇帝的控制之下。
　　在军事制度上，刘秀也作了重大改革。东汉建立不久，就废除了执掌地方兵权的郡国都尉，以后又罢轻车、骑士、材官及楼船士等，实际上取消了地方军队。在和平时期，少量维持地方治安的郡县兵，由太守令长兼管，在某些沿边地区则复设都尉或属国都尉别领。总的来说，东汉时期地方军队的力量比较弱小。
　　刘秀还逐步扩大中央军队，来加强中央的力量。东汉军制继承西汉，中央军以南北军为核心。南军由卫尉统率，掌宫城警卫，北军由北军中侯统领，掌京师卫戍。如有重大军事行动，南北军也可出征。另外，在重要的沿边地区，设置边防军，也属于中央军队的一部分，主要由乌桓校尉、度辽将军、匈奴中郎将、护羌校尉等统率。这样，不仅使中央集中掌握了镇压人民的武装力量，而且也加强了对地方的控制。 总之，通过以上措施，东汉中央有效地集中了权力，维护了国家的统一，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察举和征辟

　　察举和征辟是东汉选拔官吏的制度。所谓察举，是地方州郡以“贤良”、“孝廉”、“秀才”等名目，把有名望、有“德行”的人推荐上去，经过考核，任以官职。所谓征辟，是由朝廷、官府直接征召某人当官。
　　在名义上，被察举和征辟的人，必须有“高才重名”，为乡党舆论所推崇。因之，为了争取被察举和征辟，当时的士大夫颇注意修饰自己的品行，以激扬声名，抬高身价。有的人更是矫情造作，沽名钓誉，以便博取高官厚禄。在察举和征辟时，贿赂请托，特权横行，成了司空见惯的现象。“选举乖实”的状况，甚至连最高统治者也不得不承认。汉明帝刚即位就说：“今选举不实，邪佞未去；权门请托，残吏放手。”（《后汉书·明帝纪》）就是在这种腐朽的选举制度下，豪强地主盘根错节地控制着各级政权部门，封建的等级关系日益凝固化，一批“世代为官”的豪门阀阅、“儒学世家”开始形成。如邓禹一家，凡公者2人，侯29人，大将军以下13人，中二千石14人，州郡长官48人，其余官职不可胜数。弘农杨氏四世为三公，汝南袁氏则四世五公。这些世家大族，以后就发展成为门阀士族。

 

社会经济

 

水利发展

　　灌溉工具、水利事业获得改进和发展。在各地发现的东汉墓葬里，经常可以看到水田和池塘组合的模型，有从池塘通向水田的自流水渠，有的还在出口处安置闸门。汉灵帝时，宦官毕岚总结劳动人民的实践经验，创作翻车和渴乌，使灌溉水平大大提高。
　　东汉时期，不仅修复和扩建了许多已堙废的陂塘，而且又新修了一批水利灌溉工程。如汝南地区的鸿隙陂，西汉时堙废。东汉初，邓晨任汝南太守，加以修复，可以灌溉几千顷良田。后来又不断加以扩建。汉和帝时，太守何敞又在那里修治渠道，开垦良田三万多顷。又如下邳徐县北的蒲阳陂、庐江的芍陂、会稽的镜湖等，都是当时著名的灌溉工程。
　　东汉前期，各地还开凿了许多灌溉渠道，三辅、河内、山阳、河东、上党、太原、赵、魏及河西、江南地区，也都“穿渠灌溉”，有的地区还开辟了很多稻田。 黄河的治理，更是当时一项巨大的水利工程。公元1世纪初，黄河在今河南、河北交界地区决堤，河道南移，改从千乘（山东高宛以北）入海。河水泛滥成灾，淹没了几十个县。汉明帝时，在著名水利专家王景、王吴的主持下，用“堰流法”修了浚仪渠，并从荥阳至千乘海口千余里间修渠筑堤，从而使河、汴分流。黄河受两堤约束，水势足以冲刷沙土，通流入海。经过广大人民的辛勤劳动，终于战胜了黄河水患。此后八百年间，黄河没有改道，水灾也减少了。

 

生产工具改进

　　生产工具的改进有显著的成就。东汉时，出现了短辕一牛挽犁，它操作灵活，便于在小块农田上耕作。这种短辕一牛挽犁的出现，是跟犁铧的改进结合在一起的。东汉时，已经大量使用全铁制犁铧，它比以往的V形犁，刃端角度已逐渐缩小，不但起土省力，而且可以深耕。此外，新型的全铁制的耕作工具也逐渐增多。在四川乐山崖墓石刻画像中见到的曲柄锄，是便于铲除杂草的中耕工具；四川绵阳发现的铁制钩镰，全长35厘米，是专用于收割的小型农具，操作起来很方便。
　　据记载，汉献帝末年，雍州刺史张既曾令陇西、天水、南安三郡富人造屋宅水碓。可见水碓在当时已经普遍采用了。水碓是用水力带动石碓的舂米工具，它比以前用柱臼或脚踏石碓舂米，不但省力，而且效率要高得多。考古发掘还不断有陶风车、陶磨盘模型出土，都说明农产品加工工具有了显著进步。

 

牛耕技术

　　牛耕技术在东汉时受到了普遍的重视。当时，一些地方官吏注意推广牛耕技术，铁犁牛耕技术已从中原向北方高原和江南一带推广。陕西绥德县东汉画像石上的牛耕图，和米脂县东汉牛耕图，证明陕北高原的牛耕技术和中原地区已没有什么不同。任延做九真太守，在当地推广牛耕，田亩年年增辟。在西汉后期发明的精耕细作的区种法，到东汉时期得到了迅速推广。

　　在崔实的《四民月令》中，记述了地主田庄内精耕细作经营农业的一些情况。这种田庄的农业经营，十分注意时令节气，重视杀草施肥，根据不同土壤的性质，种植不同的作物，采用不同的种植密度。并能及时翻土晒田，双季轮作，提高土地的利用率。

　　由于农田水利工程的兴建，农耕工具的改进，农业耕作技术的提高以及精耕细作方法的推广，大大提高了社会生产力，使东汉时期的农业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和帝永兴元年（公元105年）的垦田数字达到732万多顷，人口达到5325万多人。这个数字略低于西汉，但如果把东汉豪强地主隐瞒的田亩和人口包括在内，实际的垦田面积和人口数字肯定要超过西汉。

 

冶铁技术的改进

　　由于东汉铁制农具的普及，钢铁的需要量大大增加，从而推动了冶铁技术的改进。东汉初，南阳冶铁工人发明了鼓风炉（即水排），利用水力转动机械，使鼓风皮囊张缩，不断给高炉加氧。水力鼓风炉的发明，是冶炼技术史上的一大进步。在铁器铸造方面，东汉时已熟练地掌握了层叠铸造这一先进技术。在河南温县发现的一座烘范窑，出土了五百多套铸造车马器零件的叠铸泥范。把若干个泥范叠合起来，装配成套，一次就能铸造几个或几十个铸件。同时，叠铸技术有重大改进，由原来的双孔浇铸，改为单孔浇铸。叠铸技术的改进，进一步提高了生产效率，节省了原料。考古发掘资料证明，东汉时铁制用具已普遍应用到生活的各方面。铁钉、铁锅、铁刀、铁剪、铁灯等的大量出土，就是有力的证据。
　　东汉时期，在冶铁手工业中已经使用煤（石炭）做燃料。在河南巩县的冶铁遗址中曾发现混杂了泥土、草茎制成的煤饼，说明煤已被用来炼铁。巴蜀地区还利用天然煤气煮盐。在纺织业方面，东汉初年已能用织花机织成色彩缤纷、花纹复杂的织锦。当时，蜀锦已驰名全国，襄邑（河南睢县）和齐（山东临淄）的丝织业特别发达。考古材料还证明，在边疆地区，丝织业也有很大的发展。新疆不少地方汉墓出土的红色杯纹罗，织造匀细，花纹规整，反映丝织工艺水平相当高。在同一地区出土了组织细密的织花毛织品，颜色鲜丽，显示出当时西北高度发展的毛纺织工艺技术。

 

造纸业与漆器业

　　东汉时期，造纸业取得了极大的成就。西汉时，造纸工艺还处在探索阶段。《后汉书》记载，汉和帝时，尚方令蔡伦总结劳动人民的经验，发明了用树皮、麻头、破布、旧渔网等作原料造纸的技术。新的造纸工艺，主要是在纸浆的化学处理和漂白等关键工艺上有了重大突破。蔡伦的发明，使造纸原料多样化，还能化旧利废，取材方便，提高了纸的质量，便于普遍推广。蔡伦的功绩是不朽的，当时天下都称之为“蔡侯纸”。从此，纸张迅速代替了过去的竹简、木牍和缣帛，大大便利了科学文化的传播和推广。公元8世纪时，中国造纸术传入西亚，以后又传入欧洲，逐步在全世界得到推广。纸的发明使用，是中国对世界文明的巨大贡献。

　　其它如漆器业、陶瓷业等手工业部门，在东汉时也都有进一步的发展。当时的漆器以蜀郡、广汉出产最为有名，两地工官主造的漆器，都是精美绝伦的手工艺品。当时，瓷器烧制的火候更高，器物的吸水性更弱。从出土的器物看，它已十分接近后来的青瓷。 南方地区的开发。

 

经济先进区域

　　铁工具的普遍推广和牛耕技术的提高，大大增强了人们向自然界斗争的能力，特别是它使江南河网沼泽地区的大规模开发成为可能。加上当时各种社会原因，东汉时期的经济区域开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东汉以前，中国经济的先进区域主要在淮河以北，特别是包括关中在内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当时的人口分布，也主要集中在黄河流域。到了东汉后期，这种情况开始有了较大的变化。黄河流域的某些地区人口减少，出现了衰落的迹象。而南方出现了新的经济发展地区，人口在急剧上升。如西汉时，长安附近的京兆、左冯翊、右扶风一带，地处关中地区，人口特别稠密，共有240多万。到东汉时，关中战乱频仍，残破不堪，人口锐减至50余万。兖州也由780多万减至400万左右。相反，南方诸州，人口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扬州人口从320多万增到430多万；荆州人口从350多万增到620多万；益州人口也从470多万增到720多万。
  　随着人口的增加，南方不少地区的开发速度加快。如太湖和钱塘江流域，西汉时统由会稽郡管辖，东汉时分为吴、会稽二郡，这正是经济发展的直接结果。其他如鄱阳湖、洞庭湖周围地区及成都平原一带，都在不断发展，成为新的经济发达区域。不过，东汉时期，大部分人口仍然集中在黄河中下游一带。因之，黄河流域仍是当时的经济、政治中心。

 

田庄式的生产经营

　　东汉时期，豪强地主都占有大量土地，通常又采取田庄式的生产经营方式。在当时的田庄中，有农、林、牧、渔各业，还从事某些手工业的生产，或进行一定的商业和高利贷活动，具有极强的自给自足性质。例如刘秀母舅樊宏在湖阳经营的田庄，其中有数里面积的樊陂，田地达三百余顷。在这个田庄中，庐舍楼阁成片，“竹木成林，六畜放牧”，“檀棘桑麻，闭门成市”。可见其规模很大，具有多种经营的特点。另外，樊宏还“好货殖”，从事商业和高利贷活动。(《后汉书·樊宏传》)在四川发现的画像砖上，也可以看到地主田庄的同样情景。
　　崔实所写的《四民月令》，对地主田庄的经营情况反映得很详尽。所谓：田庄里种植着小麦、大麦、春麦、粟、黍、粳稻、大豆、小豆等粮食作物，胡麻、牡麻、蓝靛等经济作物，瓜果等蔬菜；自己制作各种酱、酒、醋及饴糖等食物；又种植药用植物，以配药品。在这种大田庄里，还种植各种林木以及果树，饲养马牛等耕畜和家畜。在手工生产方面，自己养蚕，纺织各种麻布和丝织物，制作衣、鞋，制造农具和兵器等。此外，田庄中也有粮食及农副产品的买卖。可见，在地主田庄里，各类生活资料基本上都可以自给自足。

 

剥削劳动者

　　东汉时，豪强地主大都利用宗族血缘关系作为剥削劳动者的手段，使地主和农奴的关系罩上了一层温情的面纱。当时，豪强地主常常聚族而居，特别是在西汉末年战乱中，他们往往纠集宗族，建筑坞堡以自守。东汉以后，随着封建隶属关系的强化，豪强地主的贫困宗族，大多成为田庄里的劳动者。在庄园里，劳动者主要有宗族、宾客、徒附和奴隶，他们对豪强地主有极强的依附性。其中庄园主的贫困宗族、宾客地位略高，徒附是典型的农奴，奴隶则最为卑贱。
　　豪强田庄里的劳动者所受的剥削都很沉重，地租剥削大概都在百分之五十以上。除实物地租外，他们还得无偿地为田庄主服劳役。不但如此，豪强地主还把他们编制起来，组成私人武装，平时看家护院、巡警守卫，战时则跟随主人打仗。这种豪强地主的私兵，史称“部曲”。由于剥削的沉重，宗族、宾客、徒附的生活都极其痛苦，“生有终身之勤，死有暴骨之忧。岁小不登，流离沟壑，嫁妻卖子。”(崔实《政论》) 为了消弭农民的反抗，豪强地主也有意识地利用宗亲关系，分化农民。据《四民月令》记载，每年春耕前后，庄园主就“赈赡穷乏，务施九族，自亲者始”。秋收前后，又“存问九族孤寡老病不能自存者”，对同宗贫困而死者，则纠合宗人，合族收葬。冬月腊日，还要“请召宗族、婚姻、宾旅、讲好和礼”，“休农息役”。于是，在封建庄园内部往往形成相对缓和的关系。所以，在东汉时期，封建田庄还能较好地组织生产。正因为如此，每当遇到战乱之际，常常出现豪强地主率领大群宗族宾客、徒附义从，或择地避乱，或筑坞自守，甚至合族开上战场，举宗进行叛乱的现象。在农民起义的年代里，豪强地主的庄园武装也成为镇压农民军的力量。

 

自耕农

　　东汉时期，封建政府虽在形式上实行呛箧薄赋的政策，但事实上农民受到多方面的盘剥。地主、官吏欺凌人民，转嫁负担，花样百出。如汉明帝时，政府下令推广区种法以增加产量。结果，有些地方通过多报农民耕地，把租税负担强加在农民头上。又如东汉初，禁止农民从事商业活动以妨碍农时，地方官吏及豪强地主遂据此对农民进行种种限制，规定有田者不得捕鱼，以便他们营私牟利。此外还在各种借口下任意征发，转输远戍等等，更使农民喘不过气来。总之，农民的赋税徭役负担非常沉重，加上豪强地主的欺压，使农民生活极其艰难，常常落得“饥饿流离”的结局。

 

封建国家所有制

　　封建国家所有制经济是东汉时代另一种重要的经济形式。封建国家不仅掌握着大量土地及山林川泽，并且还直接经营许多生产事业。特别是手工业方面的经营，更多地集中在封建国家手里。
　　在东汉的政府机构中，大司农、少府、将作大匠、太仆所掌管的生产事业最多，也最重要。大司农除了经管国家赋税收入外，还主管屯田等事务。东汉时期的屯田，以军屯为主，在沿边地区，还有募民屯田及放免刑徒屯田。大司农所属的平准署和导官署，还分别进行各种丝麻纺织品的染色加工及粮食加工。东汉时，盐铁生产由郡国经营管理。少府实际上是皇帝的大管家，它除了管理山林川泽的各种税收外，也直接组织皇室需要的生活用品和各类奢侈品的生产。少府在各地著名的手工业中心，都设有工官组织生产，其规模都相当庞大。将作大匠直接主持宫室、都邑、园苑、陵墓等土木工程的营造。太仆则主造各种兵器器械，并管理各处牧苑。
　　在东汉国家经营的生产事业中，还较多地使用奴隶。同时，还有大量罚作苦役的罪犯、服徭役的农民和少数佣工人。大规模的土木工程，则更多依靠征发徭役来完成。

 

民族关系及对外交往

 

与南匈奴的关系

　　王莽时期，西汉以来中央与各少数民族之间保持的臣属关系，也陷于瓦解。匈奴利用这一机会，控制了整个西域及东北各族，势力日益强盛。东汉初，匈奴单于勾结河北、山西的割据势力，经常深入长城以南，进行骚扰掠夺。当时的东汉政权因无力对付匈奴势力，一直采取以防守为主的策略。
　　公元46年（建武二十二年），匈奴贵族之间爆发了争立单于的斗争，互相猜忌，出现裂痕。加上蒙古草原上连年旱蝗，“人畜饥疫，死耗太半”，匈奴遂分裂为南北两部。刘秀接受了南匈奴的归附，令其入居云中，东汉政府每年供给南匈奴一定数量的粮食、牛马及丝帛等物资。南单于则遣侍子入朝，分置诸部于北地、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郡、西河等缘边八郡，协助东汉防御北匈奴的侵扰。 南匈奴的依附，极大地加强了东汉王朝的北方边防，对北方经济文化的发展，也具有积极作用。与此同时，南匈奴入居塞内，有更多机会接触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也促进了其本身的发展。南匈奴长期和汉族杂居在一起，逐渐改变了游牧生活，学会了农业生产，文化也深受汉族影响。

 

与北匈奴的关系

　　南匈奴归附东汉王朝后，留在蒙古草原上的北匈奴，势力大大削弱，在南北交战中，数次被南匈奴击败。北单于无奈，从公元51年后，不断向东汉王朝遣使朝贡，要求和亲。东汉政府内部，在对待北匈奴的问题上，有过多次争论。最终采取了礼尚往来，报答使者的办法，以求和好安边。
　　随着匈奴力量的削弱，原来受匈奴奴役的乌桓、鲜卑，也先后摆脱了北匈奴的控制。南匈奴、乌桓、鲜卑归附东汉后，在很大程度上切断了北匈奴与中原的经济联系，使其最必需的粮食、布匹、食盐等日常生活品出现匮乏。北匈奴遂不断寇扰东汉的缘边郡县。公元73年（永平十六年），东汉王朝大举反击，窦固等分兵四路，深入北匈奴腹地，取得很大的军事胜利，往北追至蒲类海（新疆巴里坤湖），并留屯于伊吾卢城（新疆哈密）。到汉章帝时，北匈奴日益衰弱，先后有数十万口入塞投降。 公元89年（永元元年），窦宪、耿秉等率领汉军会合南匈奴大举北进，与北单于交战，连战皆捷，降者前后二十余万人。在以后的二年内，北匈奴不断失败，向西迁移。以后，北匈奴的一部分越过中亚、西亚迁往欧洲。

 

班超出使西域

　　王莽统治时，匈奴奴隶主贵族控制了西域，向各族人民勒索苛重的赋税，统治极其暴虐。在西域，当时西部的莎车比较强大，它联合南道一些政权与匈奴相对抗，并保护了汉都护及吏士家属千余人。东汉刚建立，莎车王康就遣使至河西，表示思慕汉家。公元29年（建武五年），窦融承制立康为西域大都尉，统属西域55国。以后，莎车、鄯善、车师、焉耆等国先后遣使朝贡，请中央在西域设置都护。但刘秀因中原初定，无力经营西域，遂送还侍子。此后，西域呈现混乱状态，大部分政权皆役属于匈奴。
　　公元73年（永平十六年），窦固等大败北匈奴，占领伊吾卢城，设置宜禾都尉，进行屯田戍守；同时，赶走了北匈奴在车师前、后王国一带的势力，在这种情况下，班超奉命出使西域。 当时，北匈奴势力在北道受到了一定挫折，而南道诸国仍为匈奴所控制。公元73年，班超率吏士36人，首先到了鄯善。班超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决心，率领部下袭杀北匈奴使者一百多人，鄯善为之震服。以后，他又使于阗归附中央。第二年春天，班超废掉北匈奴所立的龟兹人疏勒王，按照疏勒人的愿望，改立疏勒故王子。经过班超的坚决斗争，北匈奴的势力在南道逐一被肃清，使南道诸国摆脱了北匈奴的残暴统治。
　　公元75年（永平十八年），汉明帝死，北匈奴又乘机反扑。在匈奴贵族支持下，焉耆等国攻杀西域都护，并联合龟兹、姑墨进攻疏勒。班超孤立无援，处境十分困难，东汉政府命令班超撤退。疏勒人民不愿班超离开，于阗诸国也坚决挽留，班超遂中途返回疏勒。他克服重重困难，团结于阗、疏勒等国，并与乌孙通好，重新稳定了南道形势。公元90年（永元二年），大月氏派兵七万越葱岭进攻疏勒，企图控制南道，班超率诸国兵击退了大月氏的入侵，声威大振，于是乘胜经营北道。次年，北道的龟兹、姑墨、温宿皆归附东汉，班超设西域都护府于龟兹它乾城，亲自坐镇北道；又命西域长史徐干屯疏勒，与北道相呼应。公元94年秋，班超发龟兹、鄯善等八国兵七万余人，讨伐对抗中央的焉耆等国统治者，于是西域五十余国，“悉皆纳质内属焉”。从此西域地区和中原的经济文化联系更加密切，通往西亚各国的“丝绸之路”重新畅通无阻。 班超在西域的活动，为增进汉族与西域各族人民的友谊，加强中原与西域地区政治、经济的联系，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立下了历史功勋。班超出使之所以获得成功，是因为它符合汉族人民要求恢复与西域的关系的愿望，符合西域各族人民要求摆脱北匈奴的奴役，增强与汉族人民的历史联系的意愿。

 

与乌桓的关系

　　东汉初年，在匈奴贵族的诱迫下，乌桓各部不得不依附匈奴，并在匈奴的驱使下，不断寇掠东汉缘边郡县。公元46年，匈奴内部发生分裂，乌桓各部乘机摆脱了匈奴的控制。南匈奴归附东汉后，乌桓也向东汉政府表示臣服。刘秀封郝旦等大小酋长八十余人为侯王君长，使其居住于幽、并二州缘边十郡境内，招募乌桓族人内附，在上谷郡宁县（河北宣化县西北）设护乌桓校尉，监领乌桓各部。东汉王朝岁给乌桓人衣食，利用他们善于骑射的特点，让他们助守边防。乌桓各部世代为东汉守边，实际上成了一支世袭的雇佣军队，直到魏晋时期，乌桓铁骑仍名闻天下。
　　乌桓族在西汉以前，还处于原始社会阶段，以畜牧狩猎为生活来源，经常逐水草而居。归附后由于长期受汉族经济文化的影响，社会性质有了变化，部落组织成了统治乌桓人民的工具，部落大人也变成世袭制。乌桓族封建化过程的逐步完成，使他们和汉族交融在一起，魏晋以后，就完全和汉族融合了。

 

与鲜卑的关系

　　居住于乌桓族东部的鲜卑族，其社会状况、语言习惯与乌桓相似，但由于接触汉族文化的程度较弱，东汉时期鲜卑族显得更落后些。南匈奴和乌桓相继归附东汉后，鲜卑各部也遣使通好。公元54年（建武三十年），鲜卑接受了东汉中央的封号，也受护乌桓校尉监护。东汉还收买鲜卑部落大人，使之专门对付北匈奴。
　　
　　东汉中期，北匈奴残部西迁，鲜卑族乘机占领了匈奴故地，与散居在原地的十余万落匈奴人融合在一起，势力迅速强盛起来。从此以后，鲜卑族摆脱了对东汉王朝的依附，并成为东汉中后期在北方的一支威胁力量。
　　东汉末年，鲜卑首领檀石槐统一了各部，其统治区域东至兴安岭，西至乌孙，东西一万二千余里，南北七千余里。檀石槐参照匈奴族的统治经验，把他的统治地区划分为左中右三部，每部各置大人为首领。檀石槐也力图吸收汉族的先进文化技术。檀石槐统治时期，鲜卑族开始进入奴隶制时代，檀石槐死后，统治集团发生内讧，各部大人纷纷独立，鲜卑族的统一局面也随之瓦解。

 

与羌族的关系

　　羌族是居住在青藏高原的古老民族之一，长期过着游牧生活。王莽末年，羌人大量入居塞内，与汉人交错杂居，从事农业生产的日益增多。羌族社会发展比较迟缓，当时还停留在氏族部落阶段。但是私有制已经逐渐滋长，各部落之间经常互相掠夺。东汉初，刘秀在削平陇西割据势力后，复置护羌校尉，管理羌族诸部落，并陆续迁羌族于陇西、天水、扶风诸郡（甘肃东部、陕西西部一带）。公元58年，窦固等攻破青海境内未臣服的烧当诸部后，又把他们迁徙至关中一带。为了隔断徙居内陆的羌族诸部与青海境内未臣服羌族的联系，防止他们联合反抗，东汉政府在今青海西宁、乐都一带建立屯田区，长期驻军屯垦。
　　东汉后期，统治集团日益腐朽，政治极端黑暗，对羌族人民的剥削压迫也更加沉重。从汉安帝时起，羌族人民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起义，前后延续五六十年。羌族人民的斗争和各地的农民起义相呼应，给予东汉王朝以致命的打击。由于长期的残酷战争，使整个西北地区残破不堪，社会生产遭到巨大的破坏。

 

与蛮族的关系

　　在今湖南、湖北、四川、广东、广西境内，散居着许多少数民族。其中在湖南境内诸部，由于其居住地域的不同，也被称为武陵蛮、零陵蛮、澧中蛮、长沙蛮等等。在四川东部及湖北一带，生活着被称为巫蛮、沔中蛮、江夏蛮等部族。在四川北部、陕西汉中地区、广东及广西境内，还有许多蛮族。对蛮族聚居的地区，从秦汉以来，即已设置郡县，由封建国家直接管理。但在蛮族内部，大多还保留着部落组织，由君长统率。这些众多的蛮族部落，与封建国家保持着不同程度的臣属关系，负担着轻重不等的封建义务。
　　在西汉末年的社会大变动中，大量汉人流入湖南地区，与蛮族人民错居杂处。东汉建立后，当地郡县为了重新控制这些流亡人口，也与蛮族人民发生了冲突。公元47年（建武二十三年），武陵蛮首先起来反抗，攻击当地郡县。刘秀派万余军队前往镇压，结果全军覆没。第二年，李嵩、马成督军进剿，仍然不能获胜。第三年又派伏波将军马援带领四万多人前往镇压。汉军死耗大半，马援也因疫疾死亡。最后，起义者才被镇压下去。
　　东汉中叶后，由于加重了对蛮族的控制和搜刮，结果引起了各地蛮族大起义。蛮族人民连绵不断的反抗斗争，一直延续到东汉王朝覆灭为止。
　　东汉时期，“西南夷”地区的经济文化有很大发展，物产十分富饶。在益州郡西部，居住着众多的哀牢夷人。永平年间，哀牢王柳貌率55万余人归附东汉王朝。汉明帝在其地设置哀牢、博南二县，与益州西部都尉所属六县合建为永昌郡。从此，他们与汉族的联系更加密切。 东汉时期，四川、云南西部地区少数民族诸部，都相继归附东汉王朝。汉族文化传入少数民族地区后，改变了当地风俗，提高了当地经济、文化的水平。

 

与朝鲜、日本的关系

　　在东汉末年，朝鲜半岛北部先后兴起高勾丽、百济、新罗三个国家。在朝鲜半岛的南部有三韩，即西边的马韩，东边的辰韩，南边的弁韩。三韩中以马韩最大，有五十几个部落，辰韩、弁韩各十二个部落，各部落总合有五十多万户。马韩的月支部酋长称辰王，名义上是三韩的大君长。马韩人已知种田养蚕织布，住的是草屋土室，与汉人接触较多，受汉化影响较大。
　　辰韩又称秦韩，相传秦朝人逃避苦役，逃亡到朝鲜半岛东南部，与当地土著居民融合在一起，经济、文化水平最高，人民能种五谷、养蚕织布，能制造铁器。弁韩最小，经济、文化比较落后。总之，三韩的发展水平虽略有不同，但都处在由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阶段。他们在东汉的强烈影响下，并没有向奴隶社会发展，而是模仿汉朝的剥削方式和政治制度，从而走上了封建化的道路。
　　在日本岛上居住着倭人，东汉时倭人分为一百多个小国。早在西汉时，倭人就通过朝鲜半岛与汉朝有了交往。东汉时双方关系更为密切，公元57年（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国派遣使臣与汉通好，刘秀遂以“汉委奴国王”金印相赠。这颗金印已在日本九州志贺岛崎村出土，成为中日友好的历史见证。

 

与越南的交往

　　东汉时，越南北部设置交趾、九真、日南三郡。东汉初，锡光任交趾太守，任延任九真太守，教越民耕种技术，设立学校，传播先进文化，对改变当地落后状态起了很大促进作用。但后来苏充任交趾太守，对越人加重剥削，引起越人的强烈不满。公元40年（建武十六年），交趾征侧、征贰起兵反抗，得到九真、日南等地人的响应，很快攻占六十多座城池。征侧、征贰自立为王，这就是越南历史上著名的二征王。二征王不久就被伏波将军马援镇压。东汉在镇压二征之后，在政治、经济等方面进行了一些改革，如穿渠溉田，发展农业生产，废除残暴的“越律”十余条等。东汉先进的经济、文化给越南以深刻的影响。
　

与中亚、欧洲国家的联系

　　自张骞出使西域之后，通过丝绸之路，汉朝与中亚、欧洲建立了经常的贸易关系。公元97年（永元九年），班超曾派副使甘英出使大秦国（罗马），一直到达条支海（波斯湾）。甘英这次出使，虽然没有直接开辟与大秦通商的道路，但也反映出东汉要与欧洲建立关系的愿望。公元166年（延熹九年），大秦商人来到中国，以大秦王安敦的名义，赠送汉桓帝一些礼物。此后汉与罗马的贸易关系更为频繁。 东汉时期，印度、缅甸等国与中国的关系也更为密切。据记载：公元94年（永元六年），永昌境外的敦忍乙王莫延曾派遣使者来访，双方互赠礼物。公元97年，缅甸北部的掸国王雍由调派遣使者向汉王朝赠送珍宝。东汉政府则以金印回赠。公元120年（永宁元年），雍由调再次遣使来汉，并“献乐及幻人”，缅甸的音乐和杂技，在当时深受欢迎。
　　自从佛教传入中国以后，汉与印度的联系就日趋密切。特别是汉明帝派人去印度取经以后，印度的僧侣大量来到中国，译佛经，传佛学，对中国的文化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

 

党锢之祸

 

窦氏专权

　　东汉时期，刘秀之后的皇帝除明帝、章帝外，几乎都在幼年继位。因而每一代开始时，总是由皇太后临朝称制。这些年轻的皇太后，要掌握封建国家的专制权力，只能依靠两种人，一种是她的父兄，即外戚；另一种是她身边的奴才，即宦官。而皇帝长大以后，有时也会与外戚、宦官发生利害冲突，甚至相互残杀。但是，一般说来它们是三位一体的，外戚与宦官，是专制主义皇权的左右手，是寄生在皇权肌体上的一对毒瘤。
　　章帝死后，和帝即位，年仅十岁，窦太后临朝，其兄弟窦宪、窦景等并居机要，掌握实权。当时，窦氏一门富贵，其子弟亲戚，飞黄腾达，所受赏赐，使东汉政府“仓帑为虚”。窦氏兄弟都骄纵不法，甚至其奴仆也“侵陵小人，强夺财货，篡取罪人，妻掠妇女。商贾闭塞，如避寇仇”。(《后汉书·窦宪传》)在击破匈奴后，窦宪任大将军，权势更盛。

 

宦官的崛起

　　窦氏权势的膨胀，和日益长大的皇帝终于发生了矛盾。公元92年（永元四年），汉和帝在宦官郑众等人的帮助下，诛灭了窦氏势力，郑众因功封侯，参与政事，宦官势力开始增长起来。
　　和帝死，邓太后为了把持大权，废和帝长子，改立仅百日的殇帝。殇帝死，她又立十三岁的安帝。邓太后之兄也开始辅政。不过，邓太后吸取了以往的教训，一方面注意压抑家人，另一方面更多地依靠宦官掌握专制权力。于是，宦官的权利继续膨胀。邓太后死后，因为争权夺利，安帝乳母王圣、宦官李闰等，诬告邓氏兄弟及宦官蔡伦图谋废立，驱除了邓氏势力。安帝亲政后，阎皇后兄弟阎显等及帝舅耿宝并为卿校，典掌禁兵；宦官李闰、江京、樊丰等并掌机要，形成了外戚、宦官共同把持政权的局面。
　　安帝统治时期，政治败坏。外戚宦官更相勾结，胡作非为。安帝死后，阎显又依恃其妹皇太后的声势掌握大权。不久，另一派宦官孙程等十九人，又消灭了阎氏势力，迎立被废的皇太子刘保，是为顺帝。在外戚宦官的互相争斗中，皇帝已完全成了傀儡。

 

梁氏暴政

　　从公元135年（阳嘉四年）到公元159年（延熹二年）的二十多年里，大将军梁商、梁冀父子相继掌握政权，外戚势力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顺帝死后，梁太后临朝，梁冀的权力越来越重，年幼的质帝说了他一句“跋扈将军”，就被毒死。太尉李固等主张建立长君，以安定帝位，触犯了他的忌讳，都被诬陷下狱死。梁冀与宦官曹腾合谋，立尚未成年而又昏庸无能的桓帝，从而独揽大权。当时，百官升迁任免，都要先到他家谢恩，才能到尚书台办手续；地方郡县每年进献的贡品，要先把上等的送给梁冀，然后才把次一等的献给皇帝。专横暴虐，达到了极点。
　　梁冀一家穷奢极侈，为非作歹，大肆搜刮财富。其残忍贪暴，引起了公愤。梁冀的两个妹妹──皇太后和皇后死后，他失去了靠山。在一群宦官的策划下，桓帝消灭了梁氏势力，自公卿大臣至故吏宾客，因牵连而死、免者，有好几百人，一时“朝廷为空”。没收梁冀的家财，拍卖后值钱30多亿，等于当时东汉王朝半年的租税收入。

 

宦官与外戚的进一步斗争

　　宦官单超、左悺、徐璜、具瑗、唐衡等五人，因讨灭梁冀之功，同日封侯，世称“五侯”。单超任车骑将军，位等三公。宦官的淫威，使得“中外服从，上下屏气”。单超早死，四侯专横，他们作威作福，残害人民。中常侍侯览，大肆聚敛，贪赃以巨万计，前后夺取民田一百多顷，住宅381所，自己模仿皇宫修建大规模的住宅16区，都有楼阁、池塘、园囿。当时，宦官的兄弟姻戚，宰州临郡，到处为非作歹，残害群众，民不堪命，东汉统治异常黑暗。 桓帝死，窦太后临朝，立12岁的刘宏为帝（灵帝），其父窦武任大将军辅政。在宦官势力猖獗的情形下，窦武与官僚陈蕃等密议，图谋驱除宦官势力，但窦太后不肯。不久，机密泄露。宦官曹节等发动政变，幽太后于南宫，杀死窦武、陈蕃，独霸朝政。当时，灵帝常说：“张常侍（张让）是我公，赵常侍（赵忠）是我母。”宦官成了皇帝的衣食父母，他们更为所欲为，肆无忌惮了。

 

反对外戚宦官擅权

　　外戚宦官的腐朽黑暗统治，使东汉王朝面临崩溃的边缘。在此深重的社会危机面前，统治阶级中有一部分人，开始对东汉政权的前途感到忧虑。他们反对外戚宦官专权，要求改革政治，修补樊篱，维系东汉王朝摇摇欲坠的统治。

　　反对外戚宦官擅权的营垒，以一部分开明的官僚为主体，还有一些太学生和郡国生徒。他们反对外戚宦官，除了为挽救东汉政权危机的共同出发点外，一个直接的原因是外戚宦官专权堵塞了他们的政治出路。外戚的党羽，宦官的爪牙，控制了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权机构，选举不实的情况更加严重。这就不能不引起社会舆论的抨击。时谚说：“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抱朴子外篇》卷一五《审举》)选举制度混乱，太学生和郡国生徒不能按正常途径进入政治舞台，引起了他们的强烈不满，他们议论政治，品评人物，对外戚宦官进行猛烈的攻击。

官僚、学生与外戚宦官的斗争

　　官僚、学生与外戚宦官的斗争，大体上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在顺帝以前，第二阶段为桓灵时期。
　　在第一阶段，反对外戚宦官的斗争，一般只是个别或少数人的行动，还没有形成一股势力。早在和帝初年，窦宪兄弟专权，骄纵不法，激起了司徒袁安、司空任隗等人的反对，他们采取措施，打击窦氏的党羽爪牙。和帝死后，司空周章因反对邓太后废嫡立庶，反对外戚、宦官专权，企图发动政变，事泄后自杀。安帝末年，宦官与外戚阎显、耿宝相勾结，虚耗国库，竭民资财。太尉杨震等人反复上书，抗议外戚宦官浊乱朝政。结果杨震被罢官，愤而自杀。公元133年（阳嘉二年），李固对策，要求“权去外戚，政归国家”，禁绝宦官子弟“为吏察孝廉”。
　　公元142年（汉安元年），东汉政府派遣杜乔等八人分行州县，监察刺史二千石臧否，侍御史张纲埋其车轮于洛阳都亭，公开宣言：“豺狼当道，安问狐狸？”并劾奏梁冀兄弟专权纳贿，结党营私。张纲的行动，震动了整个洛阳。 桓、灵以后，朝政完全为外戚宦官势力所把持，连皇帝的废立都操纵在他们手里。政治更加败坏，人民的苦难也越发深重，面对这种黑暗的现实，有更多的官僚和地主知识分子联合起来投入反对外戚宦官腐朽势力的斗争，但遭到镇压，造成了历史上有名的“党锢之祸”。这是斗争的第二阶段。

 

第一次党锢

　　桓帝在位时，前期是梁冀专制，后期则五侯横暴，官僚和太学生与外戚、宦官的斗争，从一开始就非常激烈。顺帝死后，围绕立帝问题，进行了多次较量，最后梁冀杀了反对派首领李固、杜乔，拥立桓帝。梁冀失败后，桓帝又被宦官所挟制，这就进一步引起了一部分官僚、太学生的愤怒。李固、杜乔等人的斗争，得到了社会上的普遍同情，一时，李杜之名声满天下。桓帝后期，宦官集团独霸政权。在这种背景下，涌现出一大批以清高自守、敢于抨击宦官势力的反对派人物。在反对宦官集团的斗争中，李膺成为著名领袖。
 　 李膺出身于衣冠望族，他任河南尹时，因打击宦党而被下狱，不久复为司隶校尉。宦官张让弟为野王令，贪残无道，畏罪躲在张让家中。李膺派人到张让家中搜出处死。许多宦官害怕李膺，不敢走出宫门。李膺敢于打击当权的宦官，名声越来越大。他与太尉陈蕃、南阳太守王畅都受到士大夫的敬重。以李膺、陈蕃等为首的反宦官斗争引起了宦官集团的嫉恨。公元166年（延熹九年），宦官派人诬告李膺与太学生朋比为奸，桓帝遂诏令全国，逮捕“党人”，收执李膺、陈实等二百余人。第二年，把党人赦归田里，禁锢终身，不得做官。这就是第一次党锢。

 

第二次党锢

　　桓帝死，灵帝继位，太后父窦武为大将军辅政。窦武嫉恶宦官专宠，遂与陈蕃合作，起用被禁锢的“党人”，打算消灭宦官势力。但因事机泄漏，宦官曹节等发动政变，窦武兵败自杀，陈蕃等遇害。公元169年（建宁二年），宦官侯览使人诬告张俭结党谋反，曹节又乘机奏捕“党人”。李膺、杜密、虞放、范滂等百余人，皆死狱中；其他因仇怨陷害相牵连，以至于死、徒、废、禁者六七百人。人民群众同情和支持被宦官集团迫害的所谓党人，某些党人逃亡时，许多人“破家相容”。这说明反对宦官专权，客观上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
　　公元172年（熹平元年），窦太后死，有人在洛阳朱雀阙上书写反对宦官专权的文字，宦官集团又一次四出搜捕“党人”及太学诸生千余人。公元176年，又下诏规定，凡是“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兄子弟及五服以内的亲属，都一律免官禁锢。这就是第二次“党锢”。这次党锢继续了十几年，直到黄巾大起义后，东汉政府才宣布赦免“党人”。

 

黄巾大起义

 

统治腐朽

　　东汉中期以后，各种社会矛盾开始大量积聚起来。随着豪强地主势力壮大，封建大土地所有制不断发展，土地兼并激烈进行，使大批农民失掉土地，沦为农奴，或流离失所。由于外戚宦官专权，政治黑暗，官吏贪残，横征暴敛，敲诈勒索，人民负担沉重，苦难日深。加上因多次镇压羌族人民的起义，造成了“兵役连年，死亡流离”的恶果，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
　　到了桓帝、灵帝统治时期，统治阶级更加腐朽。桓帝、灵帝后宫彩女都有数千人，衣食之资日费数百金。封建国家财政枯竭，经常减百官俸禄，借王侯租税，以应付军国急需；桓帝还公开地卖官鬻爵，大肆聚敛。到了灵帝时期，更变本加厉，拼命搜刮。他公布卖官的价格，二千石二千万，四百石四百万。甚至不同的对象也可以有不同的议价。既然可以用钱买官，贪污就成了合法行为，官吏一到任，就尽量搜刮。政府为了多卖官，就经常调换官吏，甚至一个地方官，一个月内就调换几个人。为了刮钱，灵帝还规定，郡国向大司农、少府上交各种租税贡献时，都要先抽一分交入宫中，谓之“导行钱”。又在西园造万金堂，调发司农金帛充积其中，作为他的私藏。他还把钱寄存在小黄门、中常侍那里，各有数千万。

 

破坏生产力

　　东汉王朝的腐朽统治，以及统治者对人民敲骨吸髓的压榨，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生产力，加上水旱蝗灾连年不断，人民更无法生活。公元153年（永兴元年），全国有三分之一的郡县遭受水灾、蝗灾，有几十万户倾家荡产，流浪在外，冀州出现了人相食的惨剧。到灵帝时，“河内人妇食夫，河南人夫食妇”，人民在毫无生活出路的时候，只有起来反坑，争取生存。
　　东汉后期的七八十年间，阶级矛盾尖锐，社会动荡不安，小规模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连绵不断。这些起义虽然都被镇压下去，但是人民并没有屈服。当时有一首民谣说：“发如韭，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吏不必可畏，小民从来不可轻。”(崔寔《政论》)它生动地表现了农民誓死反抗东汉统治者的决心。

 

原始道教

　　原始道教的传播在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农民大起义一触即发的时候，原始道教中的两个著名教派正在民间流行，这就是太平道和五斗米道。早在西汉成帝时，甘忠可造了一部《天官历包元太平经》，主张“易姓受命”，后被判处死刑。东汉顺帝时，琅邪人于吉又造了一部《太平清领书》。后来这部书落在张角手里，张角就根据这部书传道，故称太平道。张角宣称太平道是黄帝老子所创，所以太平道又叫“黄老道”。《太平经》说：“人无贵贱，皆天所生。”主张人人平等。这一思想反映了农民反对地主压迫、剥削的愿望。
　　五斗米道的教义与太平道相似，创始人是沛人张陵。顺帝时张陵作道书，并向群众传道。受道的人都要出五斗米，故称五斗米道。东汉末年，五斗米道活动的地区主要在雍、益二州，根据地在汉中。张陵死后，其子张衡传其道，张衡死，其子张鲁又继之。
　　太平道和五斗米道在民间的传播，特别是它们朴素的平等观念和反对地主阶级剥削的思想，深受农民群众的拥护，成了农民群众进行斗争的武器。

 

黄巾大起义

　　黄巾起义领袖张角，巨鹿（河北平乡）人，是太平道的教主，自称“大贤良师”。他利用“符水”给人治病，吸收了很多弟子，派他们到各地去传教，十几年间，徒众发展到三十多万人，活动地区扩大到青、徐、幽、冀、荆、扬、兖、豫等八州。为了把人们更好地组织起来，他把徒众分为三十六方，大方有一万多人，小方六七千人，各有渠帅领导，统一归张角指挥。经过长期的酝酿之后，张角决定于公元184年（中平元年），即甲子年的三月五日在全国同时起义，并提出了“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后汉书·皇甫嵩传》)的口号。
　　由于有人告密，张角下令提前起义，三十六方同时起义，“旬日之间，天下响应”。起义农民头裹黄巾，因此被称为黄巾军。黄巾军在各地杀官吏，烧官府，摧毁豪强地主的田庄，没收他们的土地和财物，开仓赈济贫民。张角自称“天公将军”，他的弟弟张宝称“地公将军”，张梁称“人公将军”。
　　起义以后，黄巾军的主力集中在冀州、颍川、南阳三个地区，进攻的矛头指向洛阳。东汉统治者非常惊慌，急忙派何进为大将军，调集大军防守洛阳周围。同时，派皇甫嵩、朱儁率主力镇压对洛阳威胁最大的颍川黄巾军；卢植、董卓等率军镇压冀州黄巾军。东汉政府还下令解除党锢，动员力量来对付农民起义，各地豪强地主也纷纷起兵。
　　在东汉王朝有组织的镇压下，颍川黄巾起义军不断失利。正在决战的关键时刻，张角不幸病逝。黄巾军在张梁领导下和皇甫嵩展开了血战，张梁阵亡，农民军惨败。十一月，在下曲阳（河北晋县西）的战斗中，起义军又失利，张宝战死。冀州的主力黄巾军失败了。与此同时，宛城陷落，南阳黄巾军也被镇压下去。

 

河北等地的起义

　　公元185年（中平二年），河北、河南、山西一带的广大农民又举起了起义的旗帜。起义军的名号繁多，起义势力大的二三万人，小的六七千人，总计达百万人。他们在斗争中逐渐联合起来，统称“黑山军”。黑山军坚持了长期的斗争，后被袁绍、曹操等军阀所镇压。 青徐地区的黄巾军余部也再度起兵，发展至三十万人，最终被曹操打败，其精锐被曹操改编为“青州兵”。
　　公元191年（初平二年），张鲁发动五斗米道起义，在汉中建立了政教合一的农民政权。这一政权维持了二十多年，公元215年（建安二十年），曹操向汉中进兵，张鲁投降，这个政权才在历史上消失。
　　黄巾起义是经过长期准备的有组织、有纲领的武装斗争，它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口号的提出，对儒家伦理纲常的正统说教，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它基本上摧垮了腐朽的东汉政权，使其名存实亡。农民军还扫荡了地主阶级中最腐朽的外戚、宦官势力，冲击了东汉后期土地兼并的严重局势。所有这些，对以后封建社会的发展都是有利的。

 

东汉的文化

 

谶纬思想

　　西汉末年，从董仲舒开始的神学化的儒学思想继续发展，谶纬迷信开始广泛流传，毒化了整个思想学术领域的气氛。
　　谶纬是一种庸俗经学和封建迷信的混合物。谶是用诡秘的隐语、预言作为神的启示，向人们昭告吉凶祸福、治乱兴衰，往往有图有文，又称图谶。纬是用宗教迷信的观点对儒家经典所作的解释。纬书就是假托神意来解释经典。
　　刘秀当初为了称帝，就用符瑞图谶来证明他当皇帝是“天命”所归，是神的意志。刘秀建立东汉政权后，对谶纬崇信更甚。用人施政都要找谶纬作根据；各种重大问题的决策，也以谶纬来“决定嫌疑”；对于儒家经典的解释，都以谶纬为指归。
　　由于统治者的大力提倡，谶纬之学越发兴盛起来。当时被称为“内学”，儒学生徒都要记诵谶纬，对策试文也要引用谶记。于是，在政权思想领域内，充斥着谶纬迷信。公元79年（建初四年），由章帝直接主持，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经学讨论会，这就是著名的白虎观会议。这次会议的讨论记录，后来由班固整理成书，名为《白虎通德论》，或简称为《白虎通》。白虎观会议所标榜的“正经义”，包含着两层意思。一层是用谶纬来正经学，使谶纬迷信合法化，使它具有和经学同样崇高的学术地位。一层是用官方意志来正经学，以便更好地为封建统治服务。所以《白虎通》也是一部把儒学思想法典化的著作。

 

反谶纬学者

　　当谶纬迷信泛滥的时候，也出现了与其对立的思想家，其代表人物是桓谭（公元前40年～公元32年）。桓谭明确指出，谶记纬书是“奇怪虚诞之事”，应该而且必须抛弃。他指出，王莽崇信谶纬，临死时还抱着他的符命不放，但这并不能挽救他灭亡的命运。他批判当时的儒学信徒把灾异当作上天的谴告，认为这是很荒唐的。他认为连孔子都讲不清楚“天道性命”，后世的“浅儒”怎么会知道呢？因此，桓谭公开对刘秀说自己不读谶，对谶纬表示轻蔑。
　　桓谭还反对方士所宣扬的通过服“不死之药”，达到“长生不老”、“羽化成仙”的神仙思想。他认为，“生之有长，长之有老，老之有死，若四时之代谢矣。而欲变易其性，求为异道，惑之不解者也”。
　　桓谭所阐发的唯物论和无神论观点，在哲学史上具有重大意义。他对稍后的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有直接的影响。

 

王充和《论衡》

　　王充，字仲壬，会稽上虞（浙江上虞）人，生于公元27年（建武三年），死在汉和帝永元年间（约为公元100年前后）。其代表作为《论衡》。
　　王充指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和万物一样，是禀受天地元气而成，人的自然属性与万物并无区别。他说：“夫人，物也。虽贵为王侯，性不异于物。”他认为，一个人的才能操行跟富贵贫贱没有必然联系，“才高行洁，不可保以必尊贵；能薄操浊，不可保以必卑贱”，说明不能用权势的大小或地位的高低作为德才优劣的标准。
　　在《论衡》中，王充还批判了天有意志的谬论。他指出，天只是一种自然的存在。他对谶纬迷信进行了特别尖锐的批判，凡是当时流行的迷信说法，他都一一进行辨析，还事物的本来面目。他深刻地指出，农民所以造反，是因为“谷食乏绝，不能忍饥寒”，跟灾异、迷信完全没有关系。
　　王充否定了人死为鬼、有知、能害人的迷信思想，认为人的精神从属于形体，人死血竭，形体腐朽成灰土，精神也就消灭，不能变鬼害人。
　　王充认为，人要获得认识，首先必须由人的感觉器官与外界事物相接触，“如无闻见，则无所状”，不通过耳闻目见口问，就不能获得知识。王充承认圣人学识渊博，有其聪明独到之处，但圣人的知识也是从多见多闻得来的。否定了生而知之的先验论。
　　王充还认为，认识不能停留在感性经验的阶段，必须通过理性思维把感性知识深化提高，才能获得正确的认识。他已经看到了人的认识必须包括这样两个认识过程。所以他很重视“知类”、“推类”，即推理的作用。
　　王充的思想，还有很大的局限性。他不了解人的认识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而认为人们的认识是固定不变的，不会有发展提高，这就陷入了不可知论。

 

佛教的传入

　　西汉时，西域的某些城邦小国已经信奉佛教。西汉末，佛教开始传入中原地区。公元前2年（元寿元年），信奉佛教的大月氏派遣使臣伊存到达长安，博士弟子秦景宪从伊存学浮屠（佛的音译）经。从此以后，佛教就逐渐流传开来。
　　东汉初年，佛教在统治阶级中间开始流传。如楚王刘英“学为浮屠，斋戒祭祀”。汉明帝对此曾进行表彰。据东汉末年牟融所作的《理惑论》说，汉明帝曾梦见神人，后知是佛，遂派人到大月氏求佛经。后来使者与大月氏沙门摄摩腾、竺法兰一起回到洛阳，并用白马驮回了一些佛教经典，就在洛阳城西兴建了中国第一所佛教寺院白马寺。汉桓帝在位时，他在宫中建立了黄老浮屠祠（当时黄老道与佛教不分），说明它的影响已深入宫廷。在最高统治者大力提倡的情况下，桓、灵时代，西域名僧安世高、支谶等都先后到了洛阳，翻译佛经多种，佛教的影响越来越大。

 

经学

　　自西汉以来就开始了的经今古文学派的论争，在整个东汉时期始终没有停止过。它们之间的斗争，主要是围绕着是否设立古文经博士展开的。
　　东汉初，刘秀为了拉拢古文经学派，曾决定立《左氏春秋》博士，结果遭到今文博士们的激烈攻击，公卿大臣们也群起反对，《左氏春秋》博士不久就被废除。汉明帝时，允许《左传》、《谷梁》、《古文尚书》、《毛诗》等四经可以公开传授，但不立博士。这就是说，东汉政府虽然作了一些让步，但还不承认古文经学是地主阶级知识分子进入政治舞台的正路。在整个东汉时期，古文经学一直未立博士。
　　东汉时期，今文经学还是官方学术的主体，从洛阳的太学到州郡县所设立的官学，传授者都是今文经一些著名的经师，他们所著录的弟子，往往成千上万。但从发展趋势看，今文经由于其本身的弱点而日趋衰落。今文经学最大的弱点，一个是妖妄，一个是繁琐。今文经用谶纬说经，充斥着荒诞不经的迷信邪说，这些邪说曾经获宠于一时，但它的欺骗性逐渐被戳穿，也就逐渐被蔑视。

　　古文经学的一个特点是“通训诂”，“举大义”，“不为章句”。与今文经学比较，古文经学是一种简单明了、思想犀利的学术。由于这种特点，东汉时期古文经学发展很快，它虽然未立学官，却逐渐成了私学的主流。在学术方面，古文经学取得了很大成就。东汉一代，古文经学的大师辈出，如桓谭、班固、王充、贾逵、张衡、许慎、马融、郑玄等人。在古文经学的训诂和注释方面，成就最大者是许慎、马融、郑玄三人。

　　许慎的代表作是《说文》。这部著作集西周以来文字学之大成，直到今天，仍然有很高的价值。 马融曾从班固受学。他遍注《孝经》、《论语》、《毛诗》、《周易》、《三礼》、《尚书》等书。《左传》因已有贾逵注，所以他只作《三传异同》。可以说，古文经学派到了马融的时候，才有了自己统一的经义，达到完全成熟阶段。

郑玄是古文经学集大成者。郑玄遍注古文经，但他并不墨守成规，能够择善而从，兼采今文经学的某些说法，形成了自己的学派，号为“郑学”，成为魏晋以后经学的主流。郑学兴起以后，今文经学已退居次要地位，古文经占了上风。

史学

　　东汉时期最重要的历史著作，是班固所著的《汉书》。《汉书》起自汉高祖刘邦，止于平帝、王莽，写了西汉王朝二百多年的历史，是我国第一部断代史。班固的父亲班彪，继《史记》之后，作《后传》六十五篇。班彪死，班固继承父业，完成《汉书》一百卷。班固死时，《汉书》的八表和《天文志》还没有完成，后来由班固妹班昭等人补写。
　　《汉书》大体上沿袭《史记》的体例，只是把《史记》的世家并入列传，改书为志，共分纪、表、志、传四类。《汉书》十志的规模比《史记》八书更宏大，其中《刑法》、《五行》、《地理》、《艺文》四志，是《史记》没有的。

　　《汉书》吸取过去许多历史著作的长处，有《史记》、《后传》作基础，所以它的叙述“文瞻而事详”，周密而有条理。但班固依附于外戚窦宪，热衷于功名利禄，所以在《汉书》里，他歌颂权势集团，迎合统治者的意志，否定了《史记》某些方面的成就。
　　东汉末年，荀悦还按照《春秋》和《左传》的体例，依据《汉书》的内容，编写了编年体裁的《汉纪》三十篇。另有赵晔编的《吴越春秋》，无名氏撰的《越绝书》，开创了编写地方志的先例。东汉政府陆续增修的官修史书《东观汉纪》，后来为各家《后汉书》提供了翔实的材料。《东观汉纪》已经散佚，现仅存一小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