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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两级法院如此判案悖法悖理 ——详细分析广州白云区一起使用假币者逃跑猝死案中的法律责任
（一） 这是一件稍稍过时了一点的新闻，《新快报》10月4日对此进行了报道。新闻旧，理不旧！我认为该案裁判所产生的恶劣社会影响，丝毫不亚于南京彭宇案，有必要进行一下细细评说。报道的内容大致如下： 阿龙和妻子阿灵开了一家平价超市，2009年7月，蒋某到超市购买香烟，付款105元。蒋某支付的货币中，一张百元面额的人民币被阿灵怀疑为假币，蒋某拔腿就跑，阿龙则随即紧追。阿龙在追赶中捡起一块砖头砸蒋某以阻挠其逃跑但未中。后来蒋某失足摔倒在小巷内，被阿龙赶上。阿龙将蒋某反扭按倒在地，并骑在蒋某的身上用膝盖顶住蒋某的腰部。在这个过程中，蒋某的鼻子和嘴巴流血不止。见此，阿龙和随后赶到的妻子随即打电话报警，并拨打120，但警察和120救护车到场后证实蒋某已经死亡。经法医鉴定，蒋某系因肺心病造成心肺功能衰竭死亡。随后，阿龙被以故意伤害起诉到广州市白云区法院，蒋某的父母也提起了赔偿104万元的附带民事诉讼。 一审法院以阿龙犯故意伤害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三年，被判承担60%的赔偿责任，赔偿交通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28.6万元。双方均向广州中院提出上诉。中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被告故意伤害以及附带民事诉讼赔偿的事实不清、证据不充分，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将案件发回重审。白云区法院重审认为，蒋某对于整个事件的发生、发展以及最终死亡后果的发生存在主要过错，阿龙对蒋某所实施的追赶、强制行为导致蒋某死亡，已超出了一定的合理限度，应当承担次要责任。阿龙的刑事责任不见了，但附带民事部分仍应承担蒋某死亡的各项损失20%的赔偿责任，共计12万元。蒋某父母不服，提出上诉。 近日，广州中院作出了二审裁判，维持阿龙赔偿蒋某父母12万元的一审判决。
（二） 美国著名法学家霍姆斯在《普通法》一书中提出了一个著名论断：“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即是说，法律是经验智慧的结晶。虽然公众根据常识和经验对法律事件作出判断时，依现行法判断也会出错；但在多数情况下，法律的规定、法理的内容同公众的经验、常识是一致的，违背经验和常识的判决，在法律上通常也是站不住脚的。 众多网友凭经验感叹本案：阿龙抓获扭送使用假币者，何错之有？现反而判处其赔偿12万元，何其冤枉？并直问阿龙，对这样的判决为何不提起上诉，反而是对方上诉了？！应该说，公众一边倒地力挺阿龙，即是根据经验和常识作出的判断，其实我认为，两级法院的裁判在法律上确实是大有问题的（下两个部分详述）。 其实，只要看看第一次一审判决，就不难理解阿龙及其家人不上诉的态度了。第一次一审，阿龙不仅被定罪获刑3年，还被判赔28万多元；第二次一审，不但刑事责任没有了，民事责任也在原来的基础上打了4.3拆，作为普通百姓的阿龙及其家人，未说出“感谢政府”、“感谢法院”、“感谢司法公正”之类的话来，已经谢天谢地了！再说，对方的家人毕竟死在自己的骑压之下，说自己有20%的民事责任，对法律不甚了了的阿龙及其家人，可能真认为这点责任不多。花钱消灾，尤其是消的是牢狱之灾，这点钱他们就认为花得值！我想，阿龙不上诉的心态大抵如此。 但法院不能以阿龙及其家人对法律的认识错误作出判决；更不应以维稳的思路——一点不判赔，死者家属一定不干，一定会不断上访——来作出判决，而应当严格依据事实和法律作出司法决断，不该判赔的绝不判赔。“法官是法律世界的国王，除了法律就没有别的上司。”（法谚）这才是作为“法”的代言人之法官和法院应该干的事。
（三） 阿龙遭遇蒋某使用100元人民币假币的时候，正要同蒋某理论，蒋某却拔腿就跑。此时，阿龙应当如何去做？这很大程度取决于蒋某行为的性质。 根据《刑法》规定，明知是伪造的货币而持有、使用，数额较大的，成立持有、使用假币罪。依有关司法解释，持有、使用假币4000元以上，应当追究刑事责任。因此，蒋某仅使用100元假币的行为，确实不够刑事追诉的标准。 《治安管理处罚法》未对持有、使用假币作出规范，但该法同时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发生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除法律有特别规定的以外，适用本法”（第4条）。也就是说，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不仅仅只是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的那些行为，除该法以外的其他法律若有特别规定，应依特别规定来处理。而《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明知是伪造、变造的人民币而持有、使用，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情节轻微的，由公安机关处15日以下拘留、5000元以下罚款（第43条）。可见，蒋某使用100元假币的行为，是可以由公安机关给予拘留或罚款之处罚的治安案件。《治安管理处罚法》还规定，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对他人造成损害的，行为人或者其监护人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第8条）蒋某的行为无疑给阿龙造成了100元的财产损失，蒋某理应对阿龙承担民事责任。 无论对使用假币者追究治安违法责任，还是追究民事责任，首先得知道他是谁，否则便无从谈起。本案中，阿龙在收到蒋某100元假币时，并不知道蒋某是何许人也，在蒋某拔腿即跑的情况下，对其进行追及，既是帮助公安机关抓获治安违法人的正义行为，也是维护自己民事权利的自助自救行为。 所谓自助行为，是指权利人受到不法侵害后，为保全或者恢复自己的权利，在情势紧迫而不能及时请求国家机关救助时，先依靠自己的力量，对他人的财产或自由施加扣押、拘束或其他相应措施的行为。自助行为属于私力救济的范畴，适用于像吃饭后不付钱即想开溜、伤了人即想一跑了之等情形（本案也这类情况），若权利人不及时采取扣留财物或限制人身等措施，事后可能连人都找不着，维权几乎不可能；尤其是案件较小，不够刑事立案标准时，若任由对方离开，只选择报案，警方接警后往往也不会投入较大警力，维权基本会落空。 因此，法治国家一般都允许一定程度的自助行为，只要自助人将侵权者约束后及时报警，不擅自使用私刑即可，此时对财物和人身的拘束不具有违法性和可谴责性。我国法律虽未明确规定自助行为，但法理上是承认的，许多地主的司法实践中也是认可的。 从本事件的报道来看，阿龙除扔砖头以阻止蒋某逃跑的行为稍有不妥（若该动作造成了蒋某伤亡，阿龙确实有过错，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外，看不出有什么其他毛病，而扔砖头动作又明显只有象征性，有“投砖示警”的味道，且未造成任何后果。后来蒋某自己摔倒，阿龙骑上去按住他，都没有超出法律允许自助者使用手段的限度。其口鼻流血而亡，法医鉴定结果很清楚，是其肺心病发作，心肺功能衰竭所致，同阿龙的行为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即使追赶及追赶上后的骑压行为是诱发肺心病的可能因素，也纯属意外事件，我们不能苛求一公民实施自助性地追抓违法犯罪人时，预见他人可能是高血压、冠心病、肺气肿等患者。当然，阿龙的抓扭行为意外引起了蒋某发病，阿龙基于先前行为而产生了后行救助的义务，而本案中阿龙和其妻子既打了报警电话，又打了120急救电话，及时履行了自己的义务，不存在过错。本案乃适用《侵权责任法》过错责任原则的情形（第6条第1款），两级法院也是以阿龙有过错判处其担责的。法院认定阿龙的过错是什么呢？是“阿龙对蒋某所实施的追赶、强制行为导致蒋某死亡，已超出了一定的合理限度”。正如有评论指出的，既然阿龙有权追赶，那么怎样的“追赶”才叫“合理追赶”？如果追赶的目的就是追上、抓住，追赶就没什么“限度”可言。可见法院认定阿龙过错的逻辑之荒唐。总之，阿龙在本案中完全没有过错，不应担责，包括不应当承担刑事责任，也包括不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广州两级法院的裁判既悖法也悖理。
（四） 德国著名法学家耶林说：为权利而斗争是权利人对自己的义务，也是权利人对社会的责任。权利受到侵犯时，权利人不去努力维权，就是对侵权者的纵容，也是对社会的不负责任，因为这样的事件多了，整个社会的维权成本就会抬升。在通常情况下，应当依靠公力救济，以维持平和的社会秩序。但在情况紧急，公力救济一时指望不上，法律赋予公民私力救济的权利，是完全必要的，包括正当防卫、紧急避险，也包括自助行为。 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法律对自助行为都予以了明确规定。在大陆法系国家，德国民法典就明确规定：“以自助为目的而取走、破坏或毁损物的人，或以自助为目的扣留有逃跑嫌疑的义务人，或以自助为目的而除去义务人对某一行为抵抗（该行为系义务人有义务加以容忍的）的人，如不能适时获得官方的救助，且存在不立即介入请求权的实现将会落空或有极为困难的危险，则不是不法地实施行为。”（第229条）《瑞士债务法》也规定：“为保全有权利的请求权之目的，自行保护者，如按其情形，不及请求官署救助，惟依自助得阻止请求之无效或其主张之重大困难时，不负赔偿义务。”（第52条第3款）我国台湾地区民法更是明确规定：“为保护自己权利，对于他人之自由或财产施以拘束、押收或毁损者，不负损害赔偿之责。”英美法系国家适用判例法，也有从判例中总结出的类似规则。例如《英国民法汇编》第177条规定：“动产之权利人，于必要时，得用暴力攫取之，但对于土地之占有，不得用暴力为之。” 我国法律关于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在刑法和民法中都有明确规定，但关于自助行为却是空白，这导致私力救济出现真空，像本案的情形可能在有的法院会认定为自助行为，自助人不负任何责任；而在有的法院像本案中的广州两级法院，就当着犯罪或违法行为来看待，而不能依照明确的法律来确认其正当性或排除其违法犯罪性。这也会损害法制的统一，不于公民正当维权。尽管我国民法理论多认可自助行为是正当的私力救济，但我国大陆法律中没有台湾地区民法典“民事，法律所未规定者，依习惯；无习惯者，依法理”（第1条）的规定，法院对法理的态度五花八门。 因此，我国法律亟待对自助行为的正当性作出明确规定；在法律作出明确规定之前，可率先在司法解释中得到确认，以充分保护公民的正当维权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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