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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历史倒车的动乱 二、如果没有隋炀帝 如果没有隋炀帝，隋祚无疑会延长，不至于这么快就轰然倒塌。也许有机会提前发展出一个盛世，就如后来的唐一样。不过，没有隋炀帝，就能避免有朝一日的这种动乱和破坏么？ 历数中国历史上的400来个皇帝，明君能数出几个？差不多几个巴掌即可覆盖。明君稀缺至少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当皇帝是份专业性很强的技术工作，不仅需要培训，也需要天份和主观意愿，不是光靠生就能生出合适的人来，选拔范围太窄不利于合适人才的产生。明君不多，昏君暴君弱智君却不少，一顿饭的时间都说不完。一个个不是隋炀帝胜似隋炀帝，没逼出大规模动乱只是因为时候未到而已。 赶上明君又能怎样呢？唐太宗，史上屈指可数的几个明君之一，但“明”只体现在他执政的前十几年而已，后期就开始“渐恶直言”，刚愎自用。贞观十九年（645年），大臣们批评他“游猎太频”，他反唇相讥，“今天下无事，武备不可疏，朕游猎仅在后宛，不烦百姓，有什么不可！” 贞观十一年（637年）在洛阳建飞山宫，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建玉华宫，号称要“务令节约”，结果却“费资巨以亿计”。贞观十九年（645年）征高丽失败，贞观二十二年（648年）不顾大臣反对再征，并在二十一年（647年）下诏大造海船。当年九月就逼反了雅、邛、眉三州少数民族，有些州弄得民众“卖田宅、鬻子女而不能供”。贞观二十一年（647年）还征了一次龟兹。这些行径和隋炀帝又有多大差别呢？唐玄宗，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开元天宝盛世。可就是他，在晚年纵容权臣破坏法律，专权妄为，自己也将自己订下的种种制度视如粪土。不仅导致了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害死了全国2/3的人口，还给整个大唐埋下了“有权即可肆意妄为、制度只对普通人管用”的种子，整个唐后期，都在这个泥淖中不断沉陷。以至于到唐晚期的近百年中，虽然没有亡国，但社会规则已经被彻底破坏，法律无人尊重，从上到下腐败透顶，社会彻底溃烂。 昏君暴君不可靠，为什么明君也不可靠？讲个武则天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个问题。武则天宠爱的大臣狄仁杰被酷吏来俊臣陷害，酷刑下已经承认自己谋反，险些就要冤死。他趁家人给他换衣服之际用蝌蚪文将冤情传递出去，儿子诉到武则天那里，才终于被救。他向武则天讲述这其中的恐怖，武则天悚然叹道：“我被蒙蔽了，我竟然一点都不知道”——这不是扯吗？来俊臣是武则天亲自提拔，专门用来替她除掉自己不喜欢的人的。他用的方法是“罗织罪名”，就是栽赃陷害，武是了解他的这一特长才破格提拔他并赋予他强大权力的。现在说不知道，难道来俊臣当初替她除掉的那些大臣，她真的认为他们犯下了被指控的那些罪？如果说有什么“不知道”，她只是没想到她的这台诬陷机器在执行她的指令之外，还会有自发行为，可以捎带手为私利干些计划外的诬陷工作而已。 武则天怎么会不知道来俊臣在干些什么？不仅她早就心知肚明来俊臣是怎么干活的，而且还有很多人向她禀告过来俊臣的违法，但她说：“我不忍处理他，他对朝廷有功。”有什么功呢？无非是他能“按需执法”，满足她的旨意罢了。一批如来俊臣这样的爪牙在她——这个最高权力者的允许和保护下践踏法律，对他人来说是高压线的东西在她这里是弹力绳，想放到哪儿就放到哪儿，这是多么好用又多么方便的工具！ 换你在那个位置上，当你想干什么事情时有人阻挡你，而你有权力把他拨开的时候，你会忍得住不去拨开么？你会忍得住不使用你这强大的权力么？尤其是，当你认为你要做的这件事情无比正确、无比利他的时候，你会不行使这权力么？身怀利器，杀心自起，被赋予了无限权力的人，不滥用简直都对不起自己的位置。 明君都可能为了“无比正确”的事情去滥用权力，更何况昏君暴君？再说，明君还有任性的时候呢。唐玄宗晚年让人动用国库供他私用；唐太宗晚年公然下令太子可任取国库的东西，一名大臣以“违法”相阻拦竟差点被太子家奴打死。他们自己违反自己制定的法律和规则，等于向全国臣民宣告法律可以为权力弯曲。 这种宣告很明确，所以人人都迅速领会。来俊臣被赋予为武则天诬陷他人的权力，那么为自己诬陷一次有什么难呢？杨国忠（唐玄宗晚期的宰相）为唐玄宗任取国库财物，同时为自己取一点不是太正常了么？既然取国库的东西不算什么，那么抓壮丁去打仗，按自己的需要卖官……也都不算什么了。权力的强度换算为违法的烈度，于是人人都争取更大权力，以使自己可以更多、更大地“合法”地违法；而权力既然有如此大的好处，官员们也就不择手段地去追求权力了。 贪官污吏是这个体制的一部分，是它下的蛋，是它养的痈。是当权者本身造就了不守法的官吏去满足自己的需要，那么既然造就出来了，人家捎带手替自己违法，你还管得了么？到最后贪官污吏形成一套自己的运作规则，连皇帝本人也制衡不了。清末军队人人贪污，军力大为减弱，皇帝头疼不堪。为解决此问题，道光皇帝和林则徐等大臣曾雇用一批特务安插到军队中间，意图查出贪污情况。没想到这些特务后来自己也贪污，他们的特务身份成了他们索贿的利器。 三、“不稳定因素”始终都在 王世充这样的人能被防备么？每一个有“追求”的官吏，都可能成为王世充。他们进入这个体制是因为了解权力能带来的好处，进入之后就会遵循体制中潜在的规则，去为自己谋求更大的权力。官僚体制之所以能吸引人，一个原因是提供给人建设国家、改造社会的力量，另一个原因当然是能带来利益。而当权力的大小可以换算成违法的烈度，也就是等于滥用它为自己谋福利的强度时，追求更高的权力就成了一件抢手的买卖。这种情况下，为个人私利而追求权力的人，其主观能动性必然高于为公利去追求的人。他们可以为此做更大的投入，而投入越大，得到更高权力后回收得就越多。久而久之，权力必然都会被追求私利的人把持。王世充的出现，不仅是必然的，而且会是占多数的，他们之间的区别，只是段位的不同而已。 当权力等同于利益，那么夺取天下也就是为了最大的利益。历朝历代没有几个开国者仅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去争天下的。刘邦也好，李渊也好，朱元璋也好，他们争来天下的目的是为了仙福永享，子孙万代，世受皇恩，顺带着家里的鸡犬也都升天。当鸡犬被当做神仙供奉时，它们得有多清醒的头脑，才能知道自己不过只是普通鸡犬啊。由此可见，宇文化及之流，也是必然出现的。 谁都知道权力的好处，谁都想拥有最大的权力，而最大权力一直被皇帝垄断。当皇权开始失去控制力，就像一只猛兽减弱了战斗力，此时秃鹫、鬣狗当然会围拢周围虎视眈眈。薛举、梁师都等人的出现，那也是一定的。 法律规则不行，权力就成了唯一做主的东西，大官凌驾于小官，小官凌驾于平民。每一个上级都享有对下级的无限权力，因为规则由他定，对错由他说。平民成了最无话语权的人，只有遵守规则的份儿——无论是多么不合理的规则，却一点提要求的权利都没有。于是，平民也就成了最不用在意的部分，他们没有声音，即使他们发了声音也没人听。这也是隋炀帝很长时间对农民起义不屑一顾的原因。只有一种情况下平民们的声音会被重视：那就是当他们的数量达到一定程度，甚至开始体现出一定的破坏力，而被权力者认为可能会影响甚至颠覆自己的权力时。 于是人民的“聚众”就成了一种常见的现象，甚至当自己的要求并不合理的时候，只要能找到足够的人聚在一起，也能让官府满足自己。把事情闹大造成围观也能起到“聚众”的效果，便也成了人民喜闻乐见的反抗方式。法律天天为权力弯曲，而“聚众”，是唯一让法律为无权者弯曲的机会。当人数众多的时候，他们不仅得到了勇气和力量，也得到了权力。既然权力一直以来就是换违法权的东西，那么当民众靠人数获得权力时，他们要求法律之外的东西、要求不该得到的东西时，也没什么可惊诧的了。 官府害怕“暴民”，讨厌“暴民”，殊不知暴民也是他们制造出来的，和贪官污吏、官场斗争一样，是这个体制的产品。 四、人人都可能是造反者 臣下不安全，皇帝就安全了么？人人自危的社会中，人人都是潜在的反抗者；人人都知道权力好的社会中，人人都是权力的觊觎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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