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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她结束了多少条生命，德弗里斯说这永远不会成为她的一项日常工作。一分钟内，一个会呼吸会说话的人在你面前变成了死人。“而我是杀死他们的人，”德弗里斯说，“第一次的时候，我的身体在颤抖。”这名医生回忆说，并补充每次她都会紧张。
荷兰安乐死纪实75岁的巴斯耐心地听着医生向她解释荷兰安乐死制度。她可以选择喝下致命药物或者通过注射摄入。麻醉剂会在10秒内生效，在失去意识前她最多会打个哈欠。当使肌肉松弛的药物摄入过量时，她的呼吸系统将会被麻痹，而对于这些，她一点都不会感觉到。 在痛苦中生活 23年前，一次栓塞让巴斯胸部以下瘫痪。骨质疏松症让她的骨质松脆。她折断了两条股骨和几条椎骨以及她的左下肋，这推挤着她的器官。巴斯忍受着可怕的痛苦，但没有患上绝症。丈夫做饭时，她就削土豆、冲洗蔬菜。当她听到一个笑话时就淘气的笑。她仍有好几年时间。 但是她却想知道，当她每天都在痛苦中开始和结束，她已没有能力去享受其他时光了，那她为什么还要继续活下去？ 巴斯祈求死去已有一年了。在荷兰为了能够获得安乐死的资格，人们必须证明他们患有无法治愈的疾病和难以忍受的痛苦。至少法律上是这样写的。但对于如何定义难以忍受的痛苦并未详细说明。 一般来说，在荷兰，一个人的家庭医生负责决定是否辅助自杀，但对于巴斯的情况，医生拒绝了这一请求。丈夫坚持说愿意继续照顾她，女儿也反对母亲的决定，说：“这一点你只能靠自己。否则你只会说：你们想要摆脱我！” “生命终结”诊所 巴斯转而求助于一个专门协助自杀的诊所。“生命终结”诊所位于海牙。有着高高的天花板，窗户前带着小阳台，更像是办公室，而不是医院。这里没有床，病人也不是死在这里。自杀助理会去患者的家里。 诊所开业至今已有三年，如今雇佣了37个团队，每个团队由一名医生和一名护士组成。诊所去年实施的安乐死病人超过200人，而申请自杀协助的人有四倍之多。如果病人的家庭医生拒绝提供安乐死，这个诊所就是他们可以求助的地方。似乎在这里工作的人更能理解病人希望死去的心情。 在生命终结诊所结束的都是那些特别有争议的情况，那些情况都触及到关于安乐死的最敏感的问题：如果社会将协助自杀合法化，那么，它的界限又是什么？在这些病人中，有一个对污垢和细菌有病态恐惧的女人，痴迷于清洗；还有一个63岁的老人，害怕退休后的孤独。这两种情况，这里的医生都帮助病人死亡。 德弗里斯和巴斯相识于2014年8月27日，巴斯从未涉足生命终结诊所，像大多数病人一样决定死在家里。而医生和护士就驱车前往她家，提供门诊服务。德弗里斯65岁，画着黑色眼线，涂着橙色指甲油。她是一个精力充沛的女人，从不模棱两可。她说她明白，一个人像芭丝这样活着可以撑一段时间，但撑不了很多年。 病人的病例就放在德弗里斯的旁边，里面包含着每次来访的内容和电话内容。巴斯死后，由一名医生、一位律师和一位伦理学家组成的三人委员会将会复审德弗里斯在此过程中是否按规定履行了自身的职责。医生总共需要与她的病人会面六次；第一次会面的时间与最后一次会面的时间间隔四个月。 德弗里斯重新翻阅了笔记上用潦草的字迹书写的三页记录。“安妮·巴斯，生于1939年8月25日，书面请求为其执行安乐死。”这份书面请求中，巴斯写到她正经历着“无法承受的痛苦”，感到她已经遍体鳞伤。她继续写道，对她来说，不得不用袋子装小便，使她感到十分羞愧和耻辱。巴斯同时也有这样的感觉“医生已经放弃她了，”因为每次她向医生求助的时候，得到的回答总是：“我们真的无能为力了。” 符合标准 一位生命终结诊所的精神科医生发现巴斯虽然正承受着痛苦，头脑却十分清晰。一位神经学家也证实药品无法缓解芭丝的神经疼痛。德弗里斯与护士进行了慎重的商讨，并咨询了诊所的建议，也和普通内科的医生通过电话。他们一致认为巴斯已经符合执行安乐死的条件了。 十月份，巴斯对她的家人宣布了希望尽早结束她生命的愿望；如可能的话，她希望月底能实现她的愿望。到那时，她不再是请求，而是坚决要求。 他丈夫说：“你不能死在家里。” 他说如果他还要继续住在这所房子里的话，那房子里就不能留有妻子死去的回忆。他的女儿们也恳求：“请您也考虑考虑孙儿们的感受吧。” 德弗里斯像一个普通医生一样开了一间全科诊所。她每天接触的病人有的患有胃溃疡，有人过敏，有些人罹患痴呆甚至癌症。但大部分病人都希望继续活着。德弗里斯兼职做执行安乐死的医生，她选择这份工作是出于自身的信仰。她说，她并未真正算过曾为多少名病人执行过安乐死，但这个人数应该是每年7人至10人，最多不超过10人。除了一次例外，她从未在一天内援助超过一人自杀。 无论她结束了多少条生命，德弗里斯说这永远不会成为她的一项日常工作。一分钟内，一个会呼吸会说话的人在你面前变成了死人。“而我是杀死他们的人，”德弗里斯说，“第一次的时候，我的身体在颤抖。”这名医生回忆说，并补充每次她都会紧张。 一次，德弗里斯甚至中途离开派对去为病人实施安乐死。当她回来时，丈夫对她眨眨眼睛。他是唯一一个知道她去了哪里的人。即使德弗里斯的工作让她感到痛苦，她也很好的隐藏了内心的痛苦。 模糊的界限? 2002年，荷兰成为了世界上首个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一年后，荷兰有1815人寻求协助自杀。到2013年，人数上升到4829人，展全国死亡人数的3%以上。过去的42年间，大部分病人是癌症晚期，但抑郁症、精神分裂症和焦虑症等精神病的病人数量一直在攀升。那些是具有很大挑战性的案例，因为，病人能否生存的标准很难断定。
最近，委员会斥责了诊所的一名医生。因为他协助了一位患有严重耳鸣症的47岁母亲自杀。委员会认为这位医生做错了，因为对这位母亲而言，并不是所有的治疗方法都不管用。一年之内，这所诊所今年第三次受到谴责。 这样的安乐死案例被执行，意味着接受安乐死定性界限模糊不清吗？协助自杀的反对者警告说，这样做表示过早地放弃了一个人的生命，然而支持者则认为这是一种自我决定。每次德弗里斯见到新病人，就被迫做出最艰难的决定：应该让这个人死吗？ 德弗里斯坐在82岁的K女士家里的沙发上时，窗外黑夜笼罩。K女士的左腿放在凳子上，背痛折磨着她。她与这个世界的联系只有电视和网络，但最近这几天，她很少使用它们。K女士说，她很想有孩子，可她第一任丈夫在空难中丧生，第二任丈夫死于绝症。她说尽管现在自己还活着，但她感觉自己的生命早已结束了。 德弗里斯说K的生活就像一个圆环，周而复始。这听起来就像一个诊断。法律有规定像这样饱受折磨的生命可以实施安乐死吗？德弗里斯说她可能帮了K。无论如何，诊所最终拒绝了这个女人安乐死的请求，毕竟她没有患上任何疾病。德弗里斯坐在沙发上问K现在有什么打算，她说“自溺身亡”。 去年，1854名荷兰公民自杀。安乐死支持者认为，比起让公民用吓人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给他们提供有尊严的死法可能更人性化。 最后的意愿 死亡权利（NVVE）创办的生命终结协会中16.1万名成员均认为，死亡是基本的人权。多年以来他们一直主张，任何不想继续活着的人都可以选择安乐死。 像德弗里斯这样的医生很难决定病人是否真的失去了所有希望。有些人只需要一些积极的经历就可以重拾生活的勇气。她举例说，有个糖尿病患者打算死前跟住在加勒比海阿鲁巴岛的妹妹道别。休假结束后，德弗里斯偶遇这个被晒得黝黑的女人，她不仅精神矍铄，而且不再想死了。 安妮·巴斯在做出最后的决定前也在犹豫。尽管这个11月非常寒冷，但今天却是数周来第一次阳光明媚。安妮.巴斯突然说了些引起医生密切关注的话。 “我发现一切都那么美好，我想活着。”巴斯说道。 “如果你有任何疑问，我们都不会对你实施安乐死。”德弗里斯说。 巴斯沉思了好久才说道：“如果不是因为疼痛，我很想继续好好活着。” 因为静脉曲张，巴斯说她很害怕扎针。如果医生这一针扎不到静脉会怎样呢？德弗里斯拿起巴斯的手，沿着手腕拍了拍静脉，说：“不要害怕。” 生死相依 巴斯的丈夫把自己坐的椅子向妻子挪去，用厚实的手指漫不经心的擦去妻子轮椅上的灰尘。他喃喃的说，不论健康或疾病我们相濡以沫直至生命的尽头，这正是五十二年前他们举行结婚决定相互照顾时牧师宣读的誓词。当时他头上带着礼帽而她脸上蒙着面纱。“如果我可以决定她的未来的话，我情愿让她活到一百岁，然后他说，还没想好在她接受安乐死时是否要在场。 两星期后，巴斯不再犹豫，她想要安乐死。很快，另一名医生确认了德·弗里斯的评估，两人通知了巴斯的家人。女儿们哭泣起来，她丈夫愤怒的说：“别死在我们的床上”。最后她的家人同意巴斯在轮椅上接受安乐死，时间是周二的下午两点。 有人可能会说巴斯的日子过得还不错，她住在一所平房里，大门宽敞，坐着轮椅进出方便。丈夫每天早上将她从床上抱起把她放进淋浴室。晚上睡觉前，他会把两片扑热息痛混进温牛奶里, 有时他也会在咖啡里放一点白兰地。夜里当她在床上觉得疼痛难忍时，丈夫会给她翻个身好让她舒服一点。凌晨三点钟，丈夫会将一枚栓剂放入她体内，这样早上她才能在尿不湿上大小便, 巴斯受够了煎熬。 她的卧室看起来像个病房，巴斯坐在升降装置的座位上这样她的丈夫就可以来回挪动她，卧室里早就备好了尿不湿。她喘息着吸了一口气。“这真让人难受。”她呻吟着说。他帮她把长袜从她那瘦弱的腿上脱下来，用一只枕头垫着她冰凉的双脚。 巴斯小心地探出身子想去拿她的水杯，但是她够不着。她表情通苦—生气多过疼痛。“我口渴要向别人要水喝，”她说，“如果我想去上厕所，我不得不要求别人帮忙。”她抱怨说像孩子一样要人照料让她觉得很丢脸。她的丈夫打断了她，他手里拿着一枚灰色的紧急按钮，他按了一下响起了铃声。他说，只要一听到铃声就会马上过来。他面带微笑，而她深恶痛绝。 巴斯不想成为累赘，但她现在就是。许多个夜晚，丈夫不得不起床给她翻身，有六次之多。 更好的照料会是更佳的答案吗？ 但是当今很多年轻人也会有安妮·巴斯的命运。他们将被迫住在疗养院，可能是由于痴呆或需要他人的照顾。难道改进护理的方式不比将这些患者推向死亡更好吗？ “这不是良好护理的问题，”德弗里斯反驳，“重要的是自由。”她说她所了解的人不想被安置在像“监狱”一样的养老院。他们就像那些不想和其他老年人玩拼图的老年痴呆病人以及不想垫尿不湿的老人一样。他们把死亡视为一种恩赐。有时在德弗里斯实施安乐死后，家属们会给她送花。
安妮·巴斯也渴望23年前她就失去的独立。一个早晨，在她五十四岁生日后不久，她的双腿完全失去了知觉。在倒地之前她走了最后两步。她在空荡的房子里大声呼救，这种状况下她也够不着电话。她用双臂在地板上朝窗户爬去，拉动着窗帘。 一个邻居注意到有东西挥动着，于是打电话向当地的医生寻求帮助。但是这直至晚上才有一个专科医生弄清楚状况。脱离的组织阻塞了连接脊髓的静脉，她的神经受损，医生已经无法医治了。 “这不公平” 巴斯深信今后能保全双腿。但是，更有可能的是她的命运在几秒钟内就发生改变。几经努力，她能在床上坐起来了。“如果像这样子的事情在你75岁的时候发生，那可真糟糕，”她说，“但是如果发生在你54岁的时候，那就不公平了。” “我母亲从不接受她的命运，”她三个女儿中的一个说，其他的人点头认同。当他们知道他们的母亲就要死去后，他们每天都开始来看她。今天他们一起烧了牛肉汤。小女儿为她读了一首诗，他们聚在一起，回想着母亲曾经的样子。 早些时候，在意外发生之前，她曾经骑着她的自行车到处跑——去电子消费品公司飞利浦，她在那里做清洁工，还去了去临近的德国，她在那里做缝补鞋子的工作。她总在工作 —— 是那种闲不住的人。 她喜欢狂欢节。在夜晚的酒吧里，甚至早就过了回家的时间，她们的母亲也会喊着要女儿们留下来。“再喝一杯！”然后他们会一起在桌子上跳舞。在桌子上？这些女人都笑了：“哦，是的，在桌子上！” “晚上我们也经常一起在森林里散步，”小女儿回忆。然后她哭了起来，她的一个姐姐抱住了她。 整整一代人的道德冲突 她们能理解母亲想离开这个世界的想法吗？“我看着她，在胸部以上，看起来似乎一切正常，”一个女儿说。“她说她很痛，”另一个女儿反驳道。“但是当然，我们无法感同身受，”第三个女儿说。 三个女人面对着整代人的道德冲突：对于像安妮·巴斯这样的人而言，死亡是一种救赎还是一个可怕的错误？ 离世两天前，一个退休的牧师为她举行了临终祈祷。两个在职牧师拒绝这样做，他们称巴斯的意愿违背了上帝的旨意 —— 并且自从她瘫痪以来她没有停止过抱怨。她75年以来都是一个天主教徒，她家里的墙上挂着四个木制十字架，但当她需要教会帮助的时候，他们背弃了她。 第二天，家人们一起看了以前的录影带。同一天，德弗里斯举行了自己的从业告别会。这是她作为全科医生的最后一天，但她还将继续为生命终结诊所工作。 接着周二来临了。中午之前，一辆救护车停在了巴斯的灰砖房子前。一名护理人员将一根导管连入她的静脉，在管子上绑上绷带。德·弗里斯由于疏于练习，因此让护理人员插入管子，这样就不会因为意外把管子插错地方了。她感到忧虑，既为巴斯的亲属们的观看，也为病人自身的恐惧。 下午1:15，德弗里斯坐在她的餐厅桌边，把针头插进针剂瓶里。这药剂已经在她的冰箱里放了一个星期了。在她的两个孙女在边上看电视上的《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时，她缓缓地将针剂吸入注射器里。 德弗里斯把注射器标上了序号。第一支是生理盐水，用来冲洗插管。第二支是注射到巴斯的静脉中轻微麻醉，之后的第三只是全麻醉。在这之后，德弗里斯将注射含有150毫克罗库溴铵的最后一针，使呼吸肌麻痹。 她小心翼翼地将注射器装进特百惠密封盒里。“千万不要过早露面，”她在车里解释道。“不然你会干扰到家属们作告别。”车后座上的一个药品包里有一个急救箱。“你永远不知道可能发生什么”她早前说道。 “是的，我确定” 下午1:45，车开进了巴斯住的那条窄窄的街。德·弗里斯拿着她的医用包、另一个包?（另一个医用包） 、特百惠塑料盒，按响了门铃。 所有人都到了 -- 她的女儿们、丈夫、孙子和孙女们，以及15个亲戚朋友。他们围着她。其中一个女儿握着她母亲的手。她的眼睛红通通的。巴斯微笑着。这么多人到这里，是因她而来。 德弗里斯解下绷带，以便找到插管。她准备注射第一针了。 “你确定吗？”她问道。 “是的，我确定。” 他们放低了她的轮椅靠背，在巴斯的头下面方放了一个枕头。她的丈夫靠近她，二女儿紧紧握住母亲的一只手。小女儿坐在她脚边。”妈妈，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她攥着妈妈的另一只手问道。 巴斯哭了，边哭边说出了她的遗言：“我希望这种事情不会在你们身上发生。” 她说希望他们团结在一起，和他们在一起她总是很快乐，并且他们应该聊聊自己遇到的问题。接着她的眼泪渐渐流干，声音变得微弱。德弗里斯轻抚巴斯的脸颊。 下午2点，墙上的钟声响起，但家人们的哭声淹没了钟声。安妮·巴斯已毫无知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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