藤壺與盟誓
《三十三年夢》書影。 圖／印刻提供盟誓 友誼的故事，年少友人，不再來往的故人，「往事只能回味」的故事，始終同在的親人，亡逝的父親，如親人般的貓……這當然是某種形式的回憶錄，「我方的歷史」。但為什麼圍繞著京都之旅？ 《三十三年夢》開始的幾回最為重要，因為清楚交代了開端。那雛鳥破殼後印刻般的初始印記〈一九七九年〉，為探訪胡蘭成而初訪櫻花季已過的京都，「人生倒數二年」的胡老帶領風華正茂的小姑娘們參觀有著盛唐繁華投影的京都。「京都七日」，竟宛如劉姥姥入大觀園，大開眼界；但也可能內在的被限定了，愛的銘記，在那如此年輕易感的年歲。因而，如書中言「我的日本經驗是胡爺版的」（頁114）。兩年後胡過世，因故不及奔喪，因而第二次日本行，重頭戲之一就是「去胡爺墓祭拜」。朱西甯在胡蘭成墓前的下跪叩首（執弟子之禮），是箇中高潮。 〈一九八五年〉這章至關重要，是「胡後」的故事，敘述的是胡蘭成故後三三諸「士」們的反應，「父親和天文可能是胡爺一生最認真最乖的學生吧，父親以餘生、天文以似水年華都謹記胡爺所言所書並不放棄以一己的方式張揚。」（頁79）這都是我們已經知道的。那一直自陳是胡的「非典型」學生朱天心呢？《三十三年夢》本身就是個回答，深情如朱天心當然不會輕易的忘卻導師的教誨。《三十三年夢》是朱天心的《其後》（《從此以後》），可能也是寫給胡蘭成看的。三三之夢加個十位數，細數其後的三十年，還有誰維持初衷。在那人生裡最好的三十年裡，做錯選擇就不能回頭了。也就是說，儀式性的京都行，在某種意義上是一種延續的哀悼儀式（雖然胡葬於東京），延續的「士的召喚」（「不夠熟的人、不夠喜歡的人，是不會與之同遊京都的。」頁344），信仰的驗證──以友誼的形式。 這一章記述了許多事，胡蘭成亡故、三三瓦解，朱西甯的傷心，「其後」如何走下去。本書敘事者與昔日三三盟友結婚（1984），在那章的末尾懷孕，次年初生下的孩子命名了這本書最主要的關鍵詞：盟誓（海盟）。今生今世的許諾，那既是男女之間古典式的盟誓（海誓山盟在今日幾成陳腔濫調，但朱謝顯然是認真的，孩子氣的認真），也是和死去的導師之間的盟誓見證。在新生的孩子身上，時間重新開始了，她像是個計時器。此後不論友朋如何更替、友誼如花開花謝，在那旋轉木馬般的京都之旅中，最核心的朝聖者還是這核心家庭，也是整個盟誓的核心。京都被選定為那樣的場所，因為它的恆在（無時間性），彷彿也就象徵了信仰的恆在。不若中國之屢經世變，也現代得粗暴倉促；也不若台灣之歷史短淺，毫無根基可言。 一般都以為只有朱西甯、朱天文是胡蘭成的忠誠弟子，這本書卻告訴我們，其實朱天心、謝材俊也是，只不過是以不同的方式展現。如果說前者的繼承是美學上的，後者則是政治介入，關鍵詞是「革命」、士、「無名目的大志」，新的術語則是「知識分子」（薩依德意義上的公共知識分子，頁79）而三三式行動主義的升級版，是1994年和侯導等參加社民黨、挺朱高正，「四處幫社民黨候選人助講」；再一次2004年與友人同組「族群平等聯盟」；最近十年則是搶救流浪貓、「街貓TNR」，愛貓橘子顯然也被納入盟誓裡（比親友死亡更悲傷的貓之死，〈二○一四〉）從胡蘭成之死到愛貓橘子之死，一個悲傷的循環。敘事者從青年走向初老，時間的孩子年近而立。 選擇 身為那些政治－社會行動的局外人，我最關心的還是作品。也曾以朋友的立場致函相勸（那樣的朋友想必不少），提醒她「每個人真正擁有的時間是有限的」。她在書裡是這麼回應的，「令我比較感慨的是，他們都以為這是可以選擇的，看到路邊一隻被車撞成半身不遂爬行的貓如何選擇？……」（頁377）依社會行動的邏輯，當然沒得選擇。但我們也知道，街貓瀕危之時，太平洋上小日本正日以繼夜的以科學研究的名義捕殺鯨魚，以滿足超市生鮮肉品的需求；跨國集團為擴大油棕園種植，雇用印尼勞工日日焚燒原始林，諸多來不及研究的動植物千萬年演化的奇蹟付之一燼；每個偏鄉都有吃不飽的孩子，每座大森林都有山老鼠……身而為人（而非觀音菩薩），我們不得不做選擇。 所有的選擇都有代價，《三十三年夢》當然也是本選擇之書。 朱西甯的選擇。一個給小日本搞得家破人亡、歷經抗戰流亡的人，為什會選擇供養胡蘭成，以致多年的好友紛紛與之絕交？舒暢的疑惑也是我的疑惑。胡蘭成為什麼在暮年還選擇陪女孩們認真的玩這「士的家家酒」，在日本過得好好的幹嘛選擇跑來台灣？他當年又為什麼選擇和汪精衛、日本人合作，而同時那麼多文人選擇潛伏，寧可餓肚子？朱家姊妹又為什麼選擇胡蘭成為導師，彼時的台北南渡高人不在少數（楊儒賓，《1949禮讚》）。 以寫作為志業無疑也是個瘋狂的選擇（借韋伯用語），她們的理由很單純： ──也許因為這樣吧，我和天文只好在人生選擇最多的年紀、眾多路可走不走的寫下去，無非不想讓胡爺當日那番人前人後的誇讚變成笑話一場罷，我們得多少證明他所言不虛，我們得回報他的「知遇」。（頁41） 而書中楊德昌感嘆摯友們的選擇，「他們還是選了孝賢。」（頁106）寫著《我記得……》且帶著兩歲大的海盟的三十歲的朱天心以「時間做了這就沒那了。」（頁106）解釋自己何以忽略了楊德昌「落選」的落寞。在族盟的社運時間裡，朱天心坦言，「乃至我們日後可能的創作，都顯得太緩不濟急。」（見嵌入書中的〈《戰風車》序文〉，頁354）社運時間永遠比寫作時間急迫，對搞社運的人來說，文學寫作都是無益於當下現實之事。中國傳統士大夫的慣例是，事功無成，方「餘事做詩人」。 永遠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那都是選擇。 等發現沒有選擇時，就真的沒選擇了，因為時光已然耗盡。 為什麼朱天心會選擇與這些人而不是另一些人為友呢？為什麼選擇與某些人漸行漸遠而另一些人則不？《三十三年夢》臧否最多的是詹宏志。為什麼缺點可能更多的張大春逃過一劫呢？這都不是身為讀者的我能過問的。「我記得」的「我方的歷史」畢竟是極其主觀的，那是個有限的視域。 彷彿，只有親情沒得選擇。 此外，有一種選擇是限定其他選擇的選擇，那就是盟誓。盟誓是一種甘心放棄其他選擇的選擇，拒絕未來時間中其他的可能性（即便那可能是更好的選擇），凍結變數。藉用愛情話語，它的表述式的上句是：「我在最好的時光遇見你。」如《三十三年夢》裡的話： 「我們在一個最好的時刻遇到（自己的年紀、台灣的年紀），無須為各自走過的路做過的選擇急著辯護，只想好好靜聽彼此曾經不同的選擇的想法和經歷。」（頁167） 下一句則是，「愛就是不問值不值得。」借用曾做過錯誤選擇的張愛玲的話。（《惘然記》，皇冠，1983：4） 殘酷的是，在《三十三年夢》的旋轉木馬裡，友誼似乎也有「最佳賞味期」，甚至有「有效期限」。 在多數個案裡，相遇的「最好的時刻」終歸是短暫的，終究是，黃粱一夢。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