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歌谣，民国陇原畸形社会的缩影 鸦片所带来的危害早已为人们所熟知。禁种、禁烟，是所有有识之士的共识。然而，在解放前的畸形社会里，禁种鸦片只在表面上禁种，私底下不仅公然种植，许多军阀还公然武装押运、贩卖鸦片，鸦片甚至成了一些地方的主打商品。肆意泛滥的鸦片，不仅冲击了社会秩序，也使广大民众染上烟瘾，最终导致倾家荡产。
解放前，甘肃的鸦片种植一度与四川、云南、贵州、陕西齐名，是全国第五大鸦片产地。1930年前，人们曾对甘肃社会的烟毒危害做过一次调查。甘肃各地的烟民众多，皋兰的烟民占到总人口的5%，而平凉庆阳烟民竟然占总人口的30%。曾在甘肃考察过的人士说：“甘肃人民烟民之多，多于饭碗。”可见，当时甘肃社会上的“瘾君子”所占比例之多。
这种鸦片泛滥的情形，与民国时期，甘肃的政治经济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也是当时甘肃财政枯竭、地方军阀林立、土匪土豪遍地的真实现状的折射。在此情形下，广大民众虽对鸦片深恶痛绝，但又无可奈何。因而，人们编出了各种歌谣，或对瘾君子进行劝诫，或控诉鸦片的危害。
如今，我们回过头重新审视那些歌谣，它留给我们的是什么呢？今天，就让我们聆听著名民国史专家尚季芳讲述民国鸦片歌谣背后的惨痛故事。
歌谣记住鸦片瘾君子的惨状
“杆一根，两根杆，吃下洋烟的你没见，活活像个鬼一般。”这是一首临夏花儿对鸦片危害的悲痛控诉。
这里说的“洋烟”就是指鸦片，并不是现在人们所理解的机制香烟。这些年，我们对民国年间甘肃鸦片种植及危害进行了全面的梳理，意外地发现了许多民国时期的与鸦片有关的民谣，我们把这种民谣称为鸦片民谣。西北是民歌的海洋，无论是洮岷花儿、陇东信天游、陇南山歌中都能发现不少与鸦片有关的内容。这些鸦片歌谣，映照当时鸦片泛滥的社会现状，也是广大民众对鸦片的危害切身体会的反映。 
“日头担山畔，烟鬼胡乱窜。不是倒油去，就是寻烟盘。烟瘾来了实难挨，先卖袜子后卖鞋……”这首张家川的民谣，真实地记录了瘾君子们烟瘾发作，倒卖鞋袜筹集烟款的情形。在高台永丰，曾经流传过这样一首歌谣：“富人抽成了穷光蛋，劳动人抽得不像人……”吸食鸦片的危害众所周知，但许多人仍旧沉迷其中不能自拔。
不仅民谣中有鸦片危害的情形。我们还看到兰州一个吃烟人的遗嘱。这份遗嘱中这样写道：“吾好吸鸦片，历五十年，其目的在力求身体之慢性自杀；积五十年之耗资，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将房屋田产，事业名誉皆送输于烟斗之内，方能奏效……”
这份遗嘱刊登在1934年1月19日的《西北日报》上。从文字水平来看，写这份遗嘱的人应该有相当的文化修养，可惜就是走上了吸食鸦片的不归路。令人意外的，这位瘾君子似乎一生吸毒并不后悔，反而对鸦片念念不忘。在遗嘱的最后他叮嘱子孙：“死后献鸦片两碗，以全尔等的孝道”。从中我们也能看出鸦片对人们精神的毒害。
鸦片的摧残，导致吸食者出现了种种怪状。上世纪30年代，政府曾在兰州设立救济院，以收容乞丐、鸦片鬼、流浪者，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乞讨者往往不愿意到救济院。究其原因，他们依靠乞讨来的钱，要养活一家几口，而救济院只能救济一个人。同样许多鸦片鬼也不愿意到救济院，因为进了救济院就不能抽鸦片了。可见，在鸦片的摧残下，吸烟人的心态逐渐走向了畸形。
考察途中，“鸦片鬼”撂挑子，难住顾颉刚
有些民谣用瘾君子的切身体会，真实地展现了民国瘾君子一年中的惨痛状况。
一首歌谣是这样说的：“九月里来是重阳，吃烟的君子来喧慌。鸦片烟能顶人参，三十个光洋一丁丁。十月里来天正寒，吃烟的君子受熬煎，三天吃了两顿饭，你看作难不作难。十一月里下大雪，吃烟的君子没处歇，铺没铺来盖没盖，头下枕的托土块（土坯）。十二月里一年满，家家户户过新年，人家过年有吃穿，你看作难不作难……”
这首歌谣是采用了北方民歌常见的十二月曲调，进行填词再创作的。歌谣中既写了瘾君子在冬季的凄惨情景，也透露出当时鸦片的价格，“三十个光洋一丁丁”，可见，鸦片售价不低。
在信天游流行的陇东地区，有一首这样的歌谣说，“一口口洋烟两口口灰，把一个好人抽成洋烟鬼；大盒盒的洋烟你不了抽，你端在干妹子的红鞋上瞅。”另一首平凉民歌中则唱道：“洋烟割了两碗半，家家户户吃洋烟……”而在山丹则流行着一首《种烟歌》，也是采用一年十二月的曲调，重新进行填词，逐月展现种植鸦片的过程。这些歌谣全面记录了解放前，陇上各地鸦片对人们的危害。
抗战时期，甘肃民众除了为前线提供物力支持外，也有一批甘肃男儿走上了抗战前线。有首《戒烟曲》是这样唱的：“众同胞，听我劝，日本鬼子到了潼关，戒了烟，身体健，准备刀枪上前线。向日本鬼子战一番，一心收回我河山，五亿同胞享安然。”在众多的鸦片歌谣中，这首歌最具有时代气息，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状。
通过搜集的大量鸦片歌谣资料，我们发现了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现象，越是贫困的人群，吸毒的比例越高。尤其是重体力劳动的人群中“鸦片鬼”更多，有时甚至占到整个群体的三分之二。
对于这一点范长江深有体会，1935年8月，他考察中国西北时从四川来到甘肃，在甘南的西固（今舟曲），雇佣了6个轿夫。这6个轿夫，都抽大烟，走上三里就要休息，五里就要停下抽大烟，尤其是身上长满了疔疮，身体蜷缩如骷髅。范长江说他们非常可憎，但也无可奈何。
抗战时期，著名学者顾颉刚来甘肃考察教育 ，他走了很多地方。在他留下的日记里不仅有学术方面的记载，也有对当地民众生活的详细记述。在漳县三岔镇，顾颉刚要雇佣滑竿夫（疑为轿夫），谁知，看到的“滑竿夫皆为黑籍中人”。这里说的黑籍指“瘾君子”，因为鸦片是黑色的故而称为黑籍中人。这还不算厉害的，在临潭他所雇舆夫，说是因身体有病不能成行了，真实情形却是，这些车夫因为没有鸦片抽，身上无力，走不动路，只能解雇了。
抽烟怪圈，重体力劳动者成为重灾区
我所掌握的材料显示，民国年间抽大烟的人群中相当大的一个群体是重体力劳动者，有轿夫、骡车夫、滑竿夫。据说，兰州的人力车夫中有三分之二的人抽大烟。为何会出现这种状况呢？按理说，重体力劳动行业是依靠身体吃饭的，身体不成靠什么吃饭呢？
这个问题看起来不好理解。其实，了解了民国年间的社会现状就明白了。
民国年间，天灾人祸不断，有一部分民众处于赤贫状态。这些人，既没有田地，也无一技之长。他们唯一的谋生手段就是出卖苦力。因而，这些人长期处在食不果腹的状态下，而许多地方的大车店、旅社的条件非常差。美国人罗斯曾经描述说，他在中国进行一个月的旅行后，终于弄清楚中国轿夫吸食鸦片的原因。抬着他的轿夫，每天扛着八九十磅的东西，曾连续八天冒雨行走在山路上，有一天甚至在湍急的河流中跋涉12个小时。而到了旅店能提供的只有砖炕及烂席子，唯一的铺盖就是身上湿透了的棉衣。罗斯认为，这些苦力者，到了这样的旅店内，只能以吸食鸦片来麻痹自己。
我们考察，民国年间，全国有四川、陕西、云南、贵州、甘肃五大鸦片产地，这些地方并没有因为种植鸦片而富裕，相反这些地方都是西部落后地区，其社会陷入了越种越穷的怪圈。
实际上，鸦片给甘肃带来的危害是全方位的。从农业生产来说，上好的田地都种了鸦片，粮食种植就减少了。烟民多了，社会上的劳动力就少了。而各地政府所谓的禁烟手段，就是大肆征收烟亩罚款，烟越种越多。最后落得个越种越穷，越穷越抽的怪圈。
解读民国年间的鸦片歌谣，一首首歌曲的背后，是当时社会现状的写照，是当时烟民凄惨生活的记录，是军阀、政府明禁暗放的结果，这也让我们看到民国社会的百态。 
讲述人：尚季芳 历史学教授 著名民国史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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