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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人们在百乐门舞厅的舞池里翩翩起舞 文 | 格雷戈里·布拉肯 摘自《上海里弄房》，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5年10月版 20世纪30年代，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从印度前往美国的途中来到上海。他当时说，之前从未有哪座城市的繁忙和人口稠密程度能让他感到如此震撼。尽管他曾见过其他地方像上海一样人挤人（这里指的是旧上海），但不管是在西方，还是东方，他从未体验过如此人口密集、等级分明、富有内涵的生活。他将这种生活与柏格森（Bergson）的生命冲力（é lan vital）进行了对比，认为“可以说是没有一丝加工的成分在里面，而且毫无遮掩”。在赫胥黎看来，上海就是生活的全部。它的勃勃生机是难以想像的。尽管在伦敦、拉合尔、格拉斯哥或孟买的人口密度也有这么高，甚至可能超过上海，但它们没有这般丰富的生活。 有趣的是，在《幽默的彼拉多》（Jesting Pilate，一本游记，大部分内容是介绍印度和美国的）一书中，这段著名的话只有一个简单标题。之后的段落不可避免地没有被文集收集，但在这段话中，赫胥黎做出了惊人的预测。他认为，在两个世纪内，甚至是5000到1万年内，上海的生活将会继续保持这种紧张的节奏和顽强的生命力。他说，只要在旧上海里走上一圈，就足以让所有人都对这点深信不疑。伦敦和巴黎的发展就不是这么必然，印度也不是。在他看来，印度的繁荣相比之下只是暂时的，也是充满变数的。 老上海百乐门舞厅，外观华丽，内部富丽堂皇，灯光优美璀璨，再加上一流的爵士乐队和红舞女，成为当时上流社会争奇斗艳、社交应酬的首选，也因此吸引了无数的社会名流。 赫胥黎在20世纪30年代来到上海，并写下来这段著名的文字。在那个时代里，有钱人和名人也纷纷来到这座城市。威廉·萨默塞特·毛姆（W. Somerset Maugham）和诺埃尔·科沃德（Noel Coward）直接和间接地用文字介绍了自己的经历。据说，在下榻在上海滩旁华懋饭店（现在的和平饭店）期间，诺埃尔·科沃德撰写了一部戏剧《私人生活》（Private Lives）。其他著名的游客还包括查理·卓别林（Charlie Chaplin）、乔治·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沃利斯·沃菲尔德·辛普森（Wallis Warfield Simpson），后者成了温莎公爵夫人（Duchess of Windsor）。她称自己在上海的那些年是一生中最令人兴奋的时光。鉴于她此后的经历，这句话真的值得去加以分析。（公爵夫人让国王爱德华八世神魂颠倒。小道消息声称，这是因为公爵夫人曾经在亚洲的妓院待过许多时间，她在那里学会了一定的“戏法”，成功地让国王成为她的性奴。）胡志明（Ho Chi Minh）也曾在这座城市生活。来上海之前的一年中，他曾在巴黎的埃科菲饭店（Escoffier）学习制作甜点（正是在这里与周恩来相识相交）。他此后来到上海，在汉口路的青年旅社住了一年。另外还有一些人可能在全世界的名声不及他们，其中包括埃米莉·哈恩、埃达·齐亚诺的丈夫齐亚诺伯爵（Count Ciano）是意大利驻上海总领事。 当然，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是最常被神化的一段玫红色时期。东西方的电影导演都钟情于在作品中对旧上海加以刻画，其中包括墨臣艾禾里制片（Merchant Ivory）的《伯爵夫人》（The White Countess）、张艺谋的《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和李安的《色·戒》。这些电影充斥着浓浓的怀旧情绪，而这种情绪在石黑一雄的小说《上海孤儿》（When We Were Orphans）中也是主要的色调。石黑一雄也是《伯爵夫人》的编剧。《伯爵夫人》这部影片中巧妙地触及了一个主题，即为了躲避俄罗斯十月革命影响，大量的白俄流亡上海这座城市，他们的涌入致使西方人开始失去地位。这些新来到上海的西方人没有治外法权，因为他们拒绝了苏联的公民身份，所以他们必须接受中国法律的管辖。他们的贫穷和一无所有也大大破坏了董碧方（Stella Dong）所称的“白人在中国优越地位”。他们只要能找到什么工作就干什么，男的当保镖或到夜总会去担任保安，女的（正如“伯爵夫人”的例子一样）则去做职业舞女，通常也就是妓女。其中许多人酗酒、潦倒，在这座城市贫民窟的街道上游荡。 这的确是俄罗斯强加给在中国的西方人的第二个打击，严重破坏了他们的地位（第一个打击是俄罗斯在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败给日本）。白俄罗斯人不能被遣送回国，因为他们“无家可归”，这种事实情况令那些外国租界的管理者头痛不已。他们一直设有一个基金，将不良分子，也就是那些贫困的白人，遣返回国。将这些白人遣送回国，至少让他们不去影响自身种族的优越地位。但这种做法对于无家可归的俄国人来说没有任何用处。 白俄之所以能够迅速来到上海，是因为这座城市在当时是全球少数没有签证限制的地方之一。要进入这座城市，无须任何类型的文件，这也意味着从1938年起，大量的犹太人为了逃离希特勒，离开欧洲涌入上海，数量达到了约2万人。这也是《伯爵夫人》电影中的另一条副线。 南京路，旧时上海的租界区域因外国人较多，洋货充斥，又称“十里洋场” 上海一直有一个庞大且颇具影响力的犹太人社会（通常是西班牙系犹太人，他们中多数人来自现在的伊拉克）。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认为，“流亡”的犹太人难民数量约为1.8万人，至少这是1943年2月在虹口生活的犹太人数量。他们所有人都一直活到了战争结束，尽管在此期间，德国曾经对日本施压，要求日本将这些犹太人彻底消灭。对于那些想要逃避欧洲纳粹压迫和俄罗斯红色革命的人来说，上海官方对游客的这种宽松态度是一件幸事，但也让这座城市成为罪犯和投机者的避风港。当时的上海因为恶劣的犯罪情况而闻名，只有芝加哥可以与它有得一比。 彼得·赫格（Peter Hoeg）表示，要想了解另一种文化，唯一的方式就是去学习这种文化，进入这种文化，以客人的身份要求得到这种文化的接纳，学习其语言。在一定程度上，你也许可以了解这种文化，但这种理解多数是不可言喻的。当你明白了某种文化中与自身文化不同的地方，似乎也就没有了去对其加以解释的冲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的外国租界曾是众多不同种族的聚集地，耳边响起的是各种各样的语言。单是公共租界里的居民就来自60多个不同的国家。不过，鲜有人利用这种世界主义所带来的机会。上海的外国人和中国人在打交道时，多数将中文语法和英文词语进行可怕的混合使用，也就是洋泾浜英语。戈尔·维达尔（Gore Vidal）曾与温莎公爵夫人一起在纽约共进午餐。尽管他们当时是在一家法国餐馆就餐，但温莎公爵夫人说：“在中国待了那么久，我的确学会了一句中文。”然后她拍手，对着目瞪口呆的服务生大声说：“香槟酒，快快（Champagne chop chop）！”服务生没有反应，这时温莎公爵夫人对维达尔吐露“秘密”：“知道不，他们是故意的。假装他们听不懂真正的中文。”。事实上，维达尔指出，这位服务生可能来自波多黎各，并且将温莎公爵夫人的思维混乱归咎在她进行了过多的整形手术（由此导致她的大脑发生了改变）。这只是一件轶事，但它很好地说明了在殖民时期的上海，“白人小姐”对比自己地位低的中国人会使用何种语言和腔调。洋泾浜英语作为一种沟通方式，反而加剧了种族隔离。鉴于这种语言绝对不会被用于比点菜更为复杂的对话，它因此也强化了西方人把中国人视作愚蠢和懒惰的观点。 还有一个原因让外国人在与中国人打交道时不会采用积极的方式。当时外国人认为“对中国的任何东西感兴趣就可能被贴上‘入乡随俗’的标签，这是一种风险”年轻的英国男性在商行内工作，他们被称为“格里芬”（griffins，也许是荷兰语中办事员griffier的讹误）。他们的雇佣合同禁止他们结婚，除非他们在中国生活了至少5年的时间。此后，他们可以在“休探亲假”时找到合适的人结婚。在上海这座城市里，外国男性的数量是女性数量的十倍，因此要在这里找到一个合适的伴侣难于上青天。 即使外国人能够与中国人进行沟通，这种沟通能达到的复杂水平也是一个疑问。上海并没有吸引到西方知识分子，少数几个来过上海的著名的作家和思想家也只是短暂停留，在收集到足够多的素材用于自己的戏剧、短篇小说或报告文学之后就离开了上海。董碧方形容这座城市“没有文化底蕴，更多的是纸醉金迷”，这句话似乎非常准确。据称，上海俱乐部1870年时在自身图书馆的投入是72美元，在同一年里，该俱乐部在烈酒和葡萄酒上的开销达到6 724美元，相当多的一笔资金。 在这段时期，上海生活的另一大特色就是无政府状态。人们去参观瑞金南路518号的上海公安博物馆就可以明白这点。这个博物馆很小，但相当吸引人，让人们能够一窥上海在这个时期可怕的黑帮政治。在经过长达十年的逐步取缔之后，1917年，鸦片最终被宣布为非法。黑社会迅速抓住这个机会，赚得了可观的利润。青帮成为上海那时最重要的黑社会帮派，他们与上海的外国和中国政府结成了联盟，也与那些控制了鸦片新来源的军阀结盟。在鸦片被禁后，中国西南部大量种植的罂粟花成为鸦片的新源头。在电影《摇啊摇，摇到外婆桥》中，张艺谋对旧上海的黑帮有深刻的刻画，手法相当娴熟。 正是这种状态让人们会去拿旧上海和当时的芝加哥进行对比。不过，旧上海的犯罪行为要比芝加哥渗透得更深，这在一定程度上源于这座城市独特的司法制度，即公共租界、法租界及中方自行管理的城区。董碧方称这是一种“复杂的政治溃疡”，这种政治溃疡是“投机者和流氓的天堂”。正如维基·鲍姆（Vicki Baum）在其小说《上海1937》中所说：“没有人会问其他人为什么来上海，人人都认为他人有着想要隐瞒的东西”（Dong 2000：127）。缺乏核心的执法机构，这意味着小偷只要从一块飞地跑到另一块，就可以逃过警察的追捕。通常这就是跑到街对面的事情，他所犯事地区的警察却不能跟来。此外，多数西方人也享受到治外法权的好处。潘翎（Lynn Pan）提到，殖民政府非常乐于假装没有注意到一些更加公然的违法行为（前提是这种犯罪行为在能够容忍的范围之内），因为他们通常可以因为睁只眼闭只眼而得到大量的好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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